核心提示：有一回去他丈人家，不知是什么事把他惹翻了，我猜想还是庶出子女的关系，对方大概有人不礼遇他，他一气，蹲到他丈人家的紫檀木椅上解大便。
才气过人而桀骜不驯的青年
黄侃字季刚，号量守居士，湖北蓟春人，生于1886年。其父黄云鹄，字翔云，以二甲进士而官至四川按察使。在任时守法护民，甚有政声。致仕后应两湖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任两湖书院山长，为诸生传道授业解惑答疑。黄侃九岁时，即每日读经过千字，早慧，人呼为“圣童”。当时，翔云先生应江宁尊经书院山长之聘讲学，黄侃居家读书。某日，家中资用匮乏，母亲命他作书。黄侃于书中告知家事后，又于书末作一诗，云：
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
黄云鹄曾署四川茶道，故诗中称此。黄云鹄得书后置于案头。忽一日，黄云鹄密友原山西布政使王鼎丞先生过访，见诗，诧为奇才。即日以女许之，即黄侃原配夫人。
黄云鹄训导子女是有方的，他得知乡里人呼黄侃为圣童后，即作书诫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治天趣，亦不可忽。”
诗词文章对培养一个人的素质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古人看重读经研史，目的是走科举之路。而走科举之路是为了将来能定天下，济民生，匡君辅国，做成一番事业。然而若只读经史，心胸气度难免褊狭，且人之气质修养多从诗词歌赋中来。所谓天趣，即指修养，也指人自然生出的天性。
“借诗文以治天趣”，在那个时代，黄云鹄能注意及此是不易的。天趣不仅培养个性，对黄侃日后深厚的文学修养也起了巨大的影响。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黄云鹄因恶性疟疾卒于家，年八十，黄侃是年十三岁。应该说，其父的故去，对于黄侃的性格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原来黄侃的生母是黄云鹄的侧室，在封建时代，非嫡出子女在旧家庭中的地位可以想见，而在蓟春一带，习俗相当轻视庶出子女。所以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写到：“季刚生十三岁而孤，蓟春俗轻庶孽，几不逮学，故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可以想见，黄云鹄在世时可以多少庇护周氏母子，而一旦奄然物化，黄侃险些连书都读不成，这种习俗与旧家庭的双重压迫，对黄侃的性格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量。
那么，黄侃的性格如何向极端发展呢?笔者的祖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训诂学家陆颖明(宗达)，曾师从黄侃多年并有着较深的情谊，师生间几乎无话不谈。祖父有时在家中缅怀往事，说到黄侃时，道：“季刚先生那可是一位桀骜不驯不拘小节的人。比如他曾对我说，有一回去他丈人家，不知是什么事把他惹翻了，我猜想还是庶出子女的关系，对方大概有人不礼遇他，他一气，蹲到他丈人家的紫檀木椅上解大便。
又有一回，他去考秀才，在考场里住着时，有一天他瞧见另一个考试的人弄只鸭子，架口锅在那里煮。季刚先生一瞧，心里登时来气了，心想，你是赶考来了还是吃鸭子来了。当时他没言声儿也没动作，在一旁冷眼瞧着，看那人忙着添柴烧火，一直等着鸭子熟了就要起锅了，他冷不丁过去，飞起一脚，把人家那鸭子锅给踹翻了，汤汤水水撒了一地。那人急眼了，揪着他要打。季刚先生说，‘甭管你怎么样，反正今儿这鸭子你是吃不成了’。”祖父又曾谈到：“季刚先生孝母是有名的。他跟我聊起过，少年时，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弄头驴，让他母亲横坐在上头，他牵着，在他家的那个大花园里遛，称为‘孝顺’。直到有一天他母亲实在受不了了，跟他说‘儿呀，你别孝顺我了，你把我孝顺得受不了了’。我想黄侃的本意大概是相当于今天人的饭后散步、消食。不过一位老太太吃完饭就坐在毛驴背上来回颠，大概不会怎么舒坦。黄侃所以如此做，我猜想一是自以为这是孝顺，为母亲消食，二来是要在那个瞧不起他们母子的家庭里显示显示，带有某种示威的意思。”
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黄侃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派出的捕快已经出发，正在途中的黄侃才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回到日本。
黄侃返在日本，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章太炎题其后曰：“蓟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淡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好大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事母，若与阮公同符焉。录是以是士行不齐，取其近真者是。若其清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固难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之论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老子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余每以是风侃，亦愿世之君子共谕斯言。章绛记。”
太炎先生这段话的大意是：蕲春黄侃，少有家学，读书如有神助。尤其喜欢音韵之学，且文辞飘逸，追步晋宋时人。虽然以余为师，而师生间转相启发者多矣。黄侃颇喜佛理，性格却放浪不羁，以此更乐道庄子。昔年阮籍轻礼教，遇丧则见真性情。如其丧母，恸哭而吐血数升。黄侃居母丧，正与阮籍同。士人行为千变万化，应以至情至性为高。若其学问文采，当世人难与相比。余恐世人忽其大美而拘于小节，则其将难容于世。老子曰，圣人善于救人，因之天下无无用之人。余常以此劝黄侃，亦愿天下君子皆如此。
章太炎这段话，真算得上是“高瞻远瞩”，且又“以微知著”。他对黄侃学术上的夸奖自不待言，尤其对黄侃的个性认识深刻。章太炎以为黄侃“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一语中的。然而，如此放浪形骸的人却事母至孝，因此章太炎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以是士行不齐，取其近真者是”。士行不齐，理所当然，“取其近真”，是关键词。当然，“真”未必就是好，“真”而不顾别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会招人腻味，让人讨厌。所以章太炎一面向世人为黄侃解释，“方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之论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
逸事多多的文人
黄侃因其名望、学问和个性，有许多逸闻逸事流传。
刘禺生所著《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条云：“……其怕雷也，十年前四川何奎元，邀宴长洲寓庐，吾辈皆往。季刚与人争论音韵，击案怒辩，忽来巨雷，震屋欲动，季刚不知何往，寻之，则蜷踞桌下。咸曰：何前之耻居人后，而今之甘居人下也?季刚摇手曰：迅雷风烈必变。未几又大雷电，季刚终蜷伏不动矣。”此虽主要为记趣，然黄侃与人击案怒辩而争音韵，亦可见其对学术之执著。刘禺生于黄侃既深相知，所记之事亦多，如：“季刚晚喜易数，以爻卦卜牙牌数，自诩别有会通，可以致富。一日，卜得三上上，往购彩票全张，揭标中头彩，曰：今日所获，稽古之力也。乃以所入购建蓝家庄房屋，另筑新庐(即量守庐———笔者注)，落成，大乐。”
黄裳先生于其新著《黄裳书话》“关于刘成禺”一文中引刘禺生《世载堂诗》，其中一首为：
狂师谈史善焚琴，标举奇闻苦用心。
献得西施吴为沼，定谋诬陷顾亭林。
(原注：黄季刚先生侃在大学清史讲座谓，小宛入宫，实顾亭林主谋，有献西施沼吴之意。称获确证，匿不示人。)
黄裳评论道：“黄侃是著名的经学家与文字音韵学家，近来遗著大部也陆续印行了，报刊上也有谈到他的治学生涯与种种遗事的。有些事奇奇怪怪，好像不可思议。当时大学教授的作风确是与现在大不相同。刘禺生记下的这故事，不知道可的确。黄季刚曾教授过清史，我也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但这故事好象又不是捏造的。……”
黄侃有六朝的名士风度，而名士风度的标志之一就是“率性而为”。这一点上，黄侃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有个例子，某日黄侃与众人宴会，客人中有位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少年学子迟迟未到，害得众人久等。此人来后，又未有多少歉意，并说自己不能久坐，因有重要会议出席，然后还要见某大人物。众人虽不乐，但碍于面子，尚虚与委蛇。黄侃这时过去，向他问道：“你有学问吗?”此人反问：“我留学美国四年，我能没学问?”黄侃说：“我留学中国四十多年，尚不敢称有学问。你留学美国四年，你就有了学问了?”
黄侃的故事见于许多人的回忆，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第四卷“北大感旧录·黄季刚”条下记道：“黄季刚，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稀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选，择取可以用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是戊申(1908)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人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戴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作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得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宇》、《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他的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它的骚扰力很不少，但是只能够煽动几个听他讲的人，讲到实际的蛊惑力量，没有及得后来专说闲话的‘正人君子’的十一号了。”周先生这里所引“八部书外皆狗屁”肯定是时人夸大的诙谐之语，因我前文曾引亲受季刚先生教诲的殷孟伦、徐复两先生回忆，殷先生说季刚先生的要求是先圈点《十三经》，然后将必读书增至二十四部，最后则要求三十岁前读完唐以前的典籍。而徐先生则说季刚先生要求必读二十五部书，且详细开列了书目。至于周先生说季刚先生“在讲堂上骂街”，恐有些过分，且不合于事实。许多蜚声学术、文化界的老前辈们的记叙，他们都是季刚先生的学生，都听过他的课，回忆中并未提到季刚先生有多少骂街之事。
说到黄侃的特点，还有一个，即爱书。当然文人学者没有不爱书的，黄侃的爱书，也有许多趣闻。他在自己所藏书目册上写下这样一首诗：‘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