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样的“抢救”，把15000人打成特务、奸细，许多党员干部都很气愤，向中央反映。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谈话，问道：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
眼下，抗日历史题材电视剧《烈火》正在四川卫视热播，其中关于肃反运动的演绎，勾起了人们的痛苦回忆，也让大家再次认识了康生这个人。
康生，原名张宗可，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1924年夏，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改名为张耘。参加革命后化名赵溶。1933年，康生被派驻莫斯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并在苏联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就是康生。
学会苏联的“肃反”模式
1934年，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发动肃反运动后，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成立了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旅苏党员干部。王明为办公室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在此时，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得他们受到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枪决、坐牢或者流放。康生学会了苏联的“肃反”模式，回国后搞起了“肃托”。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三十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康生又于1938年2月8日和28日在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期上刊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一文，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造成了恶劣的后果。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湖西“肃托”事件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约300人被无辜杀害，先后被捕受审查者达五、六百人，整个苏鲁豫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损失极其严重。同年十一月间，罗荣桓、郭洪涛等领导同志赶到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这一事件的发展
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年妇女。保安处根据“情报”，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张醒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晋军的一个军长)，两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项英前妻，1934年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逮捕，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属的宪兵队长的妻子。1938年6月前后，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张醒援引张慕陶的话，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曾参加托派。当审讯者陈湖生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汇报后，张醒即迅速被秘密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窑洞外的院子里。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下落不明。不久，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复电是：延安无此人。很快，负责审理张醒一案的保安处侦察部部长陈湖生被投入监狱，险遭杀害。后在滕代远等人的保护下，陈湖生虽免一死，但仍长期坐牢。1944年2月，时任边区参议会党团书记并参加边区司法领导的谢觉哉调阅陈湖生案卷，认为陈湖生“所犯罪尚无反革命嫌疑，因某种顾虑致久羁抑殊有不妥”。直至1944年6月，陈湖生在坐牢六年后才被释放。
1937年后，在延安类似张醒这样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处决的事件，并非个别。1938年初，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抱平(1935年温济泽曾和张抱平同囚于苏州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镇江左翼青年李明、边区剧团演员林萍均因被怀疑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从此永久失踪。
康生认为中共广西党已被“托派”破坏，将在延安的一批广西籍干部秘密关押，其中有广西工委书记陈岸(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和刘毅生(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陈岸被关押了两年半。
二、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顾顺平，上海人，1935年底随张浩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后作为重犯，长期被戴上脚镣秘密关押，与陈湖生同监。在关押期间，顾顺平曾在某夜偷锯脚镣企图逃跑，因陈湖生告发而事败。顾顺平以后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败后被秘密处决。
三、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以“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因与张国焘有较多的工作关系，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
抢救运动的恶劣后果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此次整风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在整风中由康生发起的所谓“抢救运动”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审干活动变味
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调查部和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1942年基本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整风，一边审干。”
当时据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派几十个特务到边区，有的已经混进了边区政府。有一次中央大礼堂演戏，毛泽东和朱德也去了，当他们和一些领导同志刚进入会场，就有人从礼堂外边小山坡向后门投了几颗手榴弹，投弹人被警卫员抓获了。
当时敌伪和国民党派遣特务打入我们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是真实的，认真审查干部也是必要的，但正常的审干活动后来被康生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把王明那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边区重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康生虚构“红旗党”
1942年11月，康生一手制造了一个假特务案“张克勤案件”。张克勤当时才19岁，1937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后来到延安学习。康生以他父亲在兰州被捕自首为由，将他看管起来审讯了6天6夜，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克勤作了“甘肃党是红旗党”的假口供，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革命的“红旗党”。
1943年4月1日晚，康生突然在延安报案机关逮捕200多人，并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在各机关、学校、单位掀起抓特务、抓叛徒的高潮。延安1万多干部中，在审查中特务及失足者近千人，占10%。
4月中旬，康生又搞“坦白自信”运动，让张克勤四处作坦白报告，现身说法，搞假典型，推广他的“经验”。到7月，他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说现在的审干就像抢救落水的人，不能从容地搞，要在紧迫的时间中去“抢救”。这个报告曾经被当时的延安青年称为恐怖的信号，实际是一种诱骗高压，使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惧万分。
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从城镇到乡村，开始了“全线进攻”，并提出要“日夜抢救”，于是到处召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把边区搞得乌烟瘴气。特务多如牛毛，任何机关单位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等等坏人。
毛泽东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
康生这个人心狠手辣，在抢救运动中就暴露出来。陆定一记得，《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了。
这样的“抢救”，把15000人打成特务、奸细，许多党员干部都很气愤，向中央反映。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谈话，问道：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徐特立多次质问康生，你说那么多同志都是特务，拿出证据来!
1943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在整风审查干部中，反对逼供信，并提出具体的九条方针。毛泽东意识到“抢救”运动的问题，说“这是青年人的灾难”。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在11月5日规定“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5%，并一经坦白，立即释放。”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认为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随后展开的甄别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