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对许世友说：“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和众多将领一样，许世友“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鉴于是毛泽东的指示，将领们谁也不会反对，只是在自己方面找原因，用他们的话说是“不是不想跟，而是跟不上”。还有人形象地说：“毛主席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那时毛泽东就是一列风驰电掣的划时代的高速列车。
受到冲击的许世友就避难躲进了大别山。1967年8月6日，许世友在南京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局势如此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三国英雄没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
虽有部队和机枪保护，身在大别山的许世友并不踏实，一则这里(南京军区后方医院，对外称一二六医院，为战备需要，是在六安独山一个叫白云观的旧庙址建造的，周围有些不算很高的山和竹林，许世友住的二层小楼在医院不远处一个小山包上)离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不算太远，驱车一天半晌就能到;二则说归说，真向“造反派”开枪也不是件好办的事。所以他思来想去，不受冲击的最好方法就是得到“尚方宝剑”，而那时的“尚方宝剑”只有一把，那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
其实毛泽东已经为他说过话，但都是别的领导人转达的，比如周恩来就打过电话到南京，说：“不许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些话传到南京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南京的“造反派”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揪斗许世友，听到周恩来的指示只好偃旗息鼓。但新的一轮揪斗又在酝酿中。许世友想老躲也不是办法，就决定上北京，亲耳听毛主席为他说一句话。可是等他乘车去了合肥，到了合肥稻香楼宾馆，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上前扶他下车，脚一落地，他就对李军长说：“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身体这样上不了飞机，北京不能去了。请你给我向军委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老帅和总理放心。”他改变主意，打道重回大别山。他知道，如果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一定会召见他的。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更多的军队将领受到冲击，毛泽东也更加关注军队将领的状况。从武汉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对上海的“形势”和居住很满意，曾对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说：“这次在上海很满意，上海很静，很好!”他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报、传单，看到有登载“许世友反毛主席”的，他就说：“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许世友应该保。”
1967年8月17日上午9点多钟，陪同毛泽东到达上海的杨成武代总长给许世友打来电话，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
许世友从杨成武的话音里听出“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
专机18日上午到达合肥机场，张春桥下飞机见了许世友，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路72号。刚安顿好，杨成武和汪东兴就先后过来看望。许世友要求尽快见到毛主席，汪东兴答应早做安排。
午饭时，许世友喝了不少酒。往常他不爱睡觉，今天却睡起午觉来了。可能是他心情特别兴奋，自己觉得需要镇定一下。下午2时，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前来通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春桥陪许世友马上过去谈话。秘书李文卿立即上楼请许世友起床。
许世友起来，酒意未消，讲话还带着一股酒气，秘书很担心毛主席会不高兴。
毛泽东这次接见时间较长。一见面(也有人著文说：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声如响雷，嘴里嚷着“主席你快救救我”……此话究竟是许世友当时喝了酒，行为有些冲动，还是文人的凭空想象，不得而知)，毛泽东就说：“我要春桥乘我的飞机去接你。你身体怎样，住后方医院安全不安全?”
许世友报告说，身体可以，大别山也很安全。工区有10个工兵连，一个连200多人；城西湖农场还有一个农垦师，近万人。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许世友着急地问：“毛主席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
毛泽东回答：“要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
许世友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有什么错?”
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路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
许世友简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三个不理解”，概括起来就是：一、这么多人(包括牛鬼蛇神)抢解放军的枪，我不理解。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三、陈再道是什么人，我不理解。
毛泽东耐心地做着解释：“抢枪有好人抢，有坏人抢。好人抢了会认识错误，送回去。对坏人就要专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是管用的。”
许世友还是不理解：“现在为什么有人要夺我的枪?”
毛泽东的话让许世友一时也难以理解，毛泽东说：“顶多南京再出现一个张国焘。”
许世友进而说，农村都造反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糟了。毛主席说，农村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粮食，全国人民饿肚子可不行。毛主席问他家里的情况，许世友说，“自己都顾不上，家里的事我管不了。”毛泽东笑了：“我家里也有两派，我管不了。”
谈话中，许世友记住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我说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又给“不准揪许世友”这话作了一个诠注：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毛泽东对这些文化较低的将领多少有些偏爱，曾在多种场合讲过类似的话。比如1964年3月，他在听取各方汇报，谈到大寨生产队陈永贵没有多少文化时就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接见当晚，杨成武、张春桥请许世友吃饭。席间讲好了，送许世友返程的飞机第二天上午9点起飞，张春桥到机场送行。
许世友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上午到，下午毛主席接见，第二天一早飞回合肥，换乘汽车重归大别山。
虽然来去匆匆，却事关重大，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开。军区机关的人忙不迭打听情况。许世友知道，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心毛主席同他这次会面。他告诉手下的人，可以打电话向家里讲：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不能丢;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
政治嗅觉灵敏的张春桥，知道毛泽东对许世友的态度，便在各种场合“替许世友说话”。1967年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时就讲道：“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当然许世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
另一位“整人专家”康生也替许世友说了许多好话，这除了他在山东曾与许世友有过合作，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在上述张春桥为许世友讲话时，康生就插话说：“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在江苏“打倒许世友”呼声再起时，康生又说：“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地讲话。这一方面，毛主席语录告诉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对许世友同志也应该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毛主席说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不仅是对许世友同志，对地方上的干部，对军队的干部，也要用这个方法啰!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大家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面的来看。对许世友的造谣，是坏人别有用心的。这一方面，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
这样，南京市的群众造反组织有了打“派仗”的新资料。“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反许就砸烂谁的狗头”、“反军没有好下场”、“谁毁长城就打倒谁”、“拥护军管会”等大标语贴了满街，原先那些“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一类的口号顿时销声匿迹。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要求许世友与浙江方面“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但是，众多与许世友一样的将领的消极态度，也令毛泽东不无担心。他要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1971年8月31日，南巡的毛泽东决定从长沙去南昌。中午12点半，毛泽东到达长沙火车站，过了一会儿，火车起程。毛泽东在湖南时，已经要汪东兴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汪乘飞机先到南昌后，又用他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则乘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赶到南昌。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5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一共三个人传达了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共传达了两个小时。当天晚9点，毛泽东抵达了南昌。汪东兴一行即赶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泽东。专列停好后，这几人上了车。毛泽东在车上与他们谈了几句。毛泽东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于是汽车将毛泽东送到住地，安顿下来。晚上10点多钟，毛泽东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有些紧张，赶紧说：“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
毛泽东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许世友讲下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毛泽东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指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等81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毛泽东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泽东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又问许世友：“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回答毛泽东：“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许世友是个“粗中有细”的将领，他的口头禅是“我是毛主席的人”，他的原则是毛泽东倡导的他不会反对，毛泽东扶持的人他也不会反对，至少不会当面反对，背后骂骂、发发牢骚、编编顺口溜是有的，但他绝不会与毛泽东“对着干”。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毛泽东说过“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他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毛泽东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驻浙部队的一些主要领导已经担任了浙江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许世友虽然是大军区主官，可又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和他们的关系不再单纯是军队上下级隶属关系。李德生调中央以后，也曾向许世友转达了毛主席请他抓一下浙江的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的团结问题，许听了很高兴，表示不管多么困难，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同时，他诚恳地说，过去不是没有看出这两方面的问题，而是为了避嫌，一是怕被别人说成“黑手”，二是怕被别人说成是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愿管，也不愿多说有关这方面的话。他所说的“避嫌”的两条理由中的两个“别人”，估计是指张春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
浙江省军管会改组刚两天，新任领导就开始策动他们支持的“省联总”镇压对立面。诸暨地方的另一派群众造反组织被打散后，先后有170多人跑到南京军区告状。许世友和杜政委商量，决定派原军区炮兵政委陈德先带工作组去浙江诸暨调查。
这次调查历时三个月，结果证明，诸暨群众的控告属实。南萍他们动用武力造成群众死伤，同时搬出一个“过硬”的借口，说他们派兵和当地“造反派”一起围剿另一派群众组织，是为了确保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
许世友听了陈德先的调查汇报，很气愤，立即招呼南萍、熊应堂来南京谈话，事先指定军区司令部王蕴瑞参谋长为主要发言人，让他先去准备材料。
谈话在军区第一招待所进行。南萍一口咬定动用部队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说他们对“保守组织”、“反动组织”和“打砸抢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击了坏人，争取了群众，成绩很大。
“毛主席的安全当然要保证。”许世友话锋一转，直指要害，“为什么毛主席的专列通过后，你们还打死人?”
王参谋长接着发言，他拿着南萍、熊应堂签发给军区的电报，一边翻一边讲，把他们派兵支援“省联总”攻打对立面的次数、打死打伤和抓到的人数，还有冲公安局、违法翻阅敌伪档案等情况，按时间顺序一一摆到桌面上。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讲的，不会有假吧?”
接着他从具体问题切入：“毛主席的专列9月15日已经通过了，你们又打了17天，这是为什么?你们说打的是反革命，是反动组织、打砸抢分子。据我们了解，他们都是贫下中农。洞头民兵模范连连长汪月霞总不是坏人吧?你们把她也抓了。这不是镇压群众是什么?你们支一派压一派，这不是派性又是什么?”
在事实面前，南萍终于沉不住气，不断掏手绢擦汗，检讨说：“我们是开枪开炮的反动路线。”
许世友狠狠地批评了南萍和熊应堂。
张春桥给许世友打电话说：“南萍、熊应堂是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革委会是新生事物。你们擅自把他们调到南京批评，是对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革命领导干部要支持新生事物，你们这样不顾大局是不对的。”
许世友应声回道：“我是找军长、政委谈话。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我管不了，这个军还归南京军区指挥嘛!”
张春桥说不出什么，整不动许世友，就拿王参谋长开刀，调他进京参加学习班。
1969年初，中央专门开会解决浙江问题。
1月8日，毛泽东召集有关方面领导谈话，确定了会议的指导方针：“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毛泽东指出，“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甚至考虑将驻浙某军和空军某军调离浙江。会议期间，黄永胜和吴法宪三次找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密谈，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在会上不好讲，我们的插话是有意义的”。他们尤其害怕许世友做南萍等人的工作，特别嘱咐道：“你们要团结，不要被他们各个击破。”“你们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大权不能旁落。”会议的结果可想而知。支持许世友的陈德先等人被留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挨斗、作检讨，南萍和熊应堂由代司令员、代政委变成兼司令员、兼政委。浙江省军区领导班子由此彻底改组。许世友气得直喘粗气，一言不发。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南巡到南昌时谈的许多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泽东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泽东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泽东一愣，不很高兴地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许世友在江苏大抓“五一六”分子，还是重重地伤害了一大批人。许多人对许看法的逆转皆出于此。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原指北京一个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团体。他们打着贯彻中央1967年5月16日《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并张贴反动传单和标语，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北京广大群众对他们的恶行极为愤慨，纷纷自发予以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没用多久，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中共中央1971年2月做出决定，统一部署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把清查活动推向了全国。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许世友闻风而动，抓得很紧，抓得很凶。
大抓“五一六”分子，果然抓了一大批所谓的“反军派”头头。人们同时发现，所谓的“拥军派”头头，也抓进去不少。还有穿军装的。军区司、政、后机关抓了，所属的一些部队也抓了。“大抓”之后，来了个“深挖”。从上到下，层层清查，一直搞到基层单位。关押、殴打、逼供……有整残的，有整死的。“五一六”分子一时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词。
在这次清查中，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这可以从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的汇报信中得知一二，他在信中写道：“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在“批林批孔”中，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吴大胜作检查时讲道：“前后隔离审查了一万多人。”还有文章写道：“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有二三万人之多。”“仅南京军区军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先后就有一百人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或者与‘五一六’有牵连的嫌疑分子。”
但许世友坚持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主席。”
毛泽东问许世友：“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泽东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是否打击面过大了。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军区政委)的反。”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最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有个口号，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后来，中央的文件和社论把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公布了。这是毛泽东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毛泽东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
当初南京被林彪、江青一伙搅得最乱的时候，“造反派”逼迫部队承认他们“大方向正确”，硬要指战员和他们一起喊“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军区下面一个大单位的常委经过研究，给上头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对“造反派”这一要求不表态，不支持。一位领导同志说，要是“造反派”逼得太紧了，就讲许世友如有缺点、有错误，批一批没关系，打不倒踢两脚也好。还整理了会议纪要，后因形势变化没有发。
许世友回到南京，知道了这份电报和纪要，在会上讲：“还踢两脚也好?我不要踢你两脚，我一脚就把你踢死了!有缺点错误应当批，这也是帮助，是内部矛盾。踢两脚把人踢死了，这可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讲话中，许世友点了军区三位首长的名。即毛泽东说的“王、林、鲍”。
被点名的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都是老红军，又都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授衔的中将。许世友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见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世友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世友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
有人来做许世友的工作，说他们确实是在“造反派”的压力下签的字。许世友说，战场上死都不怕，还怕压力?他们要找许世友谈一谈，想做些解释和自我批评，许世友就是不见，让杜政委、周副政委和他们谈，要他们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这三位老同志在南京军区不好工作了，学习班一结束，都分到了其他军区。
毛泽东在1971年八、九月间南巡讲话中，特别是在南昌秘密谈话中，批评了许世友：“你就知道挖煤，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错误，这些批评便失去了公正。
毛泽东特别强调“团结”，对许世友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许世友听后沉默了，毛泽东也陷入沉思，喃喃道：“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我的话你也听，也不听。”
王必成副司令员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世友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世友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世友对他始终不肯原谅。一次到北京开会，吃饭时，已经当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王必成将军看到许世友坐在那里，主动上前握手，问许世友好。许世友头也不抬，手也不伸，冒了两个字：“不好!”弄得王必成下不了台。1981年12月，王必成休息养病仍选择了南京。刚进住南京普陀路1号，老战友许世友便前来看望。这天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他们谈了许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摄了合影，气氛十分融洽。
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风波又起。
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中顾委副主任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待。”一言既出，满座皆惊。大家明白他指的还是“王、林、鲍”。
王必成作为中顾委委员，也是与会者，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已是下午4时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总书记胡耀邦和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顾全大局，保留个人意见，不作发言。
受邓小平的委托，后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聂凤智做了许多工作。“不要再讲了!”聂凤智每次都这样对许世友说，“‘王、林、鲍’是有缺点错误，可当时你们那个处理也确实是过‘左’的呀。”可刚说过，中顾委华东组在南京军区开会时许世友又说了：“‘造反派’嘛，我们老干部中就有‘造反派’嘛，我们军区不是就出了‘王、林、鲍’嘛!”王必成就坐在身边，被弄得气鼓鼓的。为此事，聂凤智已不知和许世友谈过多少次了，仍是不行。有一次他急了，当着其他老同志的面，对许世友说：“许司令，这一次杭州会议可不能再说‘王、林、鲍’了。”“为什么?”许世友眼睛一瞪。“那个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你还说什么呢?”“哪里解决了?王必成还没有承认错误，谁说解决了?”许世友不依不饶。“承认错误?你要人家承认什么错误?要说承认错误，我看你先该承认错误;人家是有缺点，可你们说人家是什么‘王、林、鲍路线’，他有什么路线?你们还说‘王、林、鲍夺权’，他‘王、林、鲍’要夺你许司令的权?王必成从小就和你在一块，他家和你家只有三里地，敢死队时你们就已在一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会夺你的权?你说他被造反派批得没有办法，讲了些错话，做了点错事，那完全可能;可你们说他‘夺权’，又说他是什么‘路线’，到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了还一直在讲，讲得人家别别扭扭的，你说不是你错是什么?”看看许世友被说得愣住了，聂凤智又加重语气说：“许司令，我现在和你说一个原则问题!”一听是“原则问题”，许世友马上竖起耳朵听着：“什么原则问题?”“我问你，你口口声声说‘王、林、鲍’，你到底是真在批‘王、林、鲍’呢，还是在批现在的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急了：“你聂凤智他妈的别胡说!我什么时候批过南京军区党委了?”聂凤智说：“这可不是我造谣，事实摆在这里。‘王、林、鲍’问题是我们南京军区党委前年就已做出决定一致同意平反了的，你到现在还不认账，还在批，这不是批军区党委是什么?”被聂风智“将”了一军，许世友当时就同意不再说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至死都没有原谅老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