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新生
开国大典以一种华丽的姿态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一个新政府如何带领这个大国走向繁荣昌盛。毛泽东很冷静地总结，“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时间开始了
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个新政权的确立，不可能是从天而降。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到开幕，从政协会议十天的群体决策到开国大典，再从开国大典到一个完备政府的形成，被时空高度压缩的1949年，对于新中国而言，注定是一个始终不曾被解读完毕的一年。
500万银元打造“新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中午12时30分，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里，毛泽东开章明义:“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新政府的准备工作也在筹备之中。就在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的前一个月，中共“大管家”杨尚昆已经将中共中央转移到北平后的驻地安全方案报给周恩来。李克农的意见是，从乡村到城市，在时局最紧张的关头，且北平是局部和平未经清理，应当引起最高的警惕。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从涿县乘专列到达北平的当天晚上就住进了中共中央的临时驻点——香山。与毛泽东同一天到达北平的还有黄炎培，他则是住进中共中央为特邀人士准备的北京饭店。三年前，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就民主话题进行了讨论，也因此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月中旬，黄炎培携妻带子离开上海，化装走香港。他在日记中记录，是为第三次亡命：第一次清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去日本;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五月十九去大连。然而周恩来的赤诚邀请，使“亡命”不过半个月的黄炎培在3月1日就决然返京，准备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筹建中来。
毛泽东到达北平后的第三天，杨尚昆和范离去“新北平”(即今公主坟以西一带)看房子，打算作为将来中央机关驻地。中央驻地问题一直难以定论，4月16日，杨尚昆致电周恩来，请求决定。“因目前急需着手布置，如决定经营新市区，则需要大修理和建筑部分房屋，购置家具，估计需人民券十亿以上。”
国民党统治下的金圆券其时已因通货膨胀成为废纸一张，市场上甚至开始以物易物，袁大头式的银元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据8月8日湖南《中央日报》刊发《人民券受市民欢迎二千元换银元一元》报道：“人民券向来信用卓著，与银元的比值是二千元换银元一元………”倘以此时民间币值交换率计算，“新北平”的打造需要500万银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中共中央后来决定利用已有建筑，中南海就此进入视线。6月，中直机关从香山移入中南海，杨尚昆任中直机关临时党委书记。“新北平”最终没有成为中央机关的驻地所在地。
被删掉的“中华民国”
1949年9月21日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这一天，黄炎培的心情并不轻松，他听说杨杰从云南准备来京，结果在香港被刺杀。大会开幕，他留意到，代表总数662人，出席635人。这天，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要发言，结果，他的发言被宋云彬批评为“既不庄严，又不松动，令人生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是宋庆龄的发言，但宋云彬又说，“可惜她不会说国语，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
大会第一天有些意外状况被很多人记录下来。宋庆龄讲话时，正雷电大作，电灯也忽然灭了。不久后又亮了。如同天气一样，散会出门时，徐铸成发现，天空已是满天星斗。
9月26日，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问题，代表们产生了争议。周恩来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每次会议都有人表示累赘，当初之所以在《共同纲领》草案中写入这一条，主要是为了顾及一部分人的意见，表示不忘辛亥革命创始的功绩。张元济发言赞成删去，何香凝起身抗议。黄炎培和邵力子则称可暂留，其他代表都主张删除。这时，沈钧儒说，去掉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就拿他的话作为结论，简称“中华民国”于是被删除了。
西方媒体则在猜测中国政府亮相后的新阵容，美国合众社此前发布了一条极不靠谱的消息，引用灵通的中国人士的说法称：“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大概将被推选为中共发起的联合政府的首届主席。该联合政府料将于“双十节”在北平成立，中共主席毛泽东料将置身于联合政府之外，但将保持其中共党的领袖地位。”
新政权开始运转
10月1日，入秋的北京，天气阴凉。但很少人关注到天气，下午3点，大典开始。
黄炎培在一片红色中炫目，他感叹，“燕都自辽金明清以来，殆未有之盛典。”《文汇报》主编徐铸成记录，前一天上午，他还特地到王府井大街理了发。“因明日开国大典，个人亦应有新面目也。”徐铸成以一个职业记者的眼光和笔调记下了那一天的亲历亲闻。当毛泽东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全场一片欢腾”，他也禁不住“感极泪下”。
他和老朋友郭春涛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盛况。21年前国民党底定京津，也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当时徐铸成刚做记者，去参加采访，郭春涛当时为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代表冯玉祥发言。吴稚晖代表中央致辞，说“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不要来而不干”。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徐铸成问郭春涛有何感想，郭春涛沉吟片刻，说：“如果蒋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他也可能当主角吧?”
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在同一时刻听到了那句十足湖南口音的宣告，对于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蒋介石来说，这句在收音机过度杂音下的宣告听起来甚至是尖锐和刺耳的。这些天来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与夫人宋美龄的一次越洋通话，宋美龄在上一年的11月28日飞往美国请求杜鲁门总统的援助，至今还在美国，得到的只是礼节性的话语和“美国不能向中国提供比计划中的4亿美元更多的援助”。那台收音机仿佛是件不祥之物，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蒋介石又在巨大的噪声中听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事实上，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的照会就已发到中南海。就在随之而来的10月3日，中苏建交。
1949年10月，中国北方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但南中国还没有晴朗。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还在广州。属于旧的时间体系里的人，坚信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过去。10月8日，广州的国民党残余政权，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通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名单、中央人民政府人员名单，以及“附逆有据之官员”名单，其中包括钱昌照、吴有训、张志让、梁希、马鸿宾等。也是在这一天，马寅初告诉竺可桢，新政府四个委员会和三十个部的主持人物之所以迟迟不发表，“皆由小党派之各欲占一席。”
10月18日，有多人找到黄炎培，权力最初分配开始出现“不大方的表示”。马叙伦要求添一个政务院副秘书长，以许广平推荐。致公党陈其尤以副部长太低，不肯受。吴羹梅原是财经委员，暗中进行之结果，改为私营企业局副局长，而去掉委员。章乃器则要黄炎培向周恩来请求，准其兼任委员(政务)。“人太多，权力的分配不均匀，对个人而言，肯定有不如意的地方。”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介绍，包括到五十年代评级，评元帅，大将、上将等，“也有人哭鼻子，毛泽东才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胡为雄说，宏大的代表阵容，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各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开国大典后一个月，各单位开始正式办公。新政权结构的确立支撑起了整个国家的运转。随后几年，高度集聚社会资源能力的中共中央政府在空前统一的氛围里完成了确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带着毛泽东个人深刻烙印的新中国起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