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谈话。总理说：“罗元发同志，要你到国防科委工作。你去后主要是抓政治工作。有什么意见?”我感到很突然，便说：“总理，国防科委是搞科研的单位，技术性强，知识分子多，我是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低，是不是找比我更合适的同志去?”总理笑着说：“元发同志，你文化虽然较低，但也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过。你过去做过政治工作，在北空工作得很好嘛?协助处理昆明问题也是不错的。到科委去边工作边学习。我同空军的同志谈过了，你来当空军副司令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就这样定吧。希望你到科委后，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完成科研试验任务。”面对总理这亲切的话语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向总理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尽力做好工作，请总理放心。”
周总理找我谈话后，我便着手了解国防科委的情况。国防科委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组织领导我国国防科学尖端技术研究的领导机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61年，研制出了近程导弹;1964年6月研制成功了中程导弹;同年10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又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各项科研试验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支思想好、技术精、作风过硬、实力雄厚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我为国防科技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也为我今后做好工作增添了信心。
1968年9月29日，总理签发命令，任命我为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到任后，我遵照周总理边工作边学习的指示精神，首先熟悉了解机关和部队的情况。“文革”这两年，国防科委的各项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广大科技干部的努力下，重大的国防科研任务仍然坚持进行。我当时分管政治工作，聂荣臻同志说把“两弹一星”搞出来就是最大的政治，对我影响很深。我和政治部的同志一道努力做好科研试验任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次参加了各种实验工作和组织领导，为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全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无不为此感到光荣和自豪。但为之付出了艰辛劳动的科技人员和试验基地指战员们的艰苦创业精神，却是鲜为人知的。
早在50年代末期，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从此，我国的科学家们就为之辛勤工作。要发射卫星，首先需要发射场地。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场是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设的。那里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戈壁滩。冬天漫长，寒风刺骨，最低气温-34℃左右;夏季酷热难当，最高气温高达41℃以上。最大年温差在50℃上下，最大日温差近29℃。位于晋西北高原的试验基地，虽属内地，却是闻名全国的贫困地区和高寒地区之一。这里峡谷纵横，土地贫瘠，干燥少雨，有冬无夏，春秋相连;中外闻名的四川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更是山高水险，路隘林深。“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边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艰苦生活的情景。面对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建设者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建成了一个个新的试验场区和测控点站，为卫星发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东方红”卫星发射前，国防科委领导分头深入科研试验第一线，为了保证发射成功，周总理多次亲自召开专题会研究。临近发射前周总理指示：在发射场要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报告”。4月24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发射的“东方红”卫星胜利成功了，试验场地欢声雷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出喜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国人民翘首喜观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卫星，闪烁着明亮的光辉在夜空中运行。世界为之震惊!炎黄子孙、海外侨胞为之高兴!
我在国防科委工作期间，对国防科技事业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科技群英的先进事迹感人至深。为了这一神圣的事业，有多少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呕心沥血，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拼搏不息，涌现出千千万万个英雄模范。他们把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和浓厚的感情倾注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忘我地工作。他们是光辉的榜样，人民的功臣。
聂荣臻元帅1956年主动请缨，担任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1958年兼任国防科委主任，长期主管国防科技工作，对国防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张爱萍是国防科技战线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从1956年起给聂荣臻元帅当副手，创建航空委员会和第五研究院，又组建了国防科委。从此，他便和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1975年，张爱萍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科委的领导班子得到加强，也增加了我干好工作的信心。张爱萍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到科研单位蹲点整顿，一面抓安定团结，一面抓科研生产，使科研工作形势迅速好转，连续成功发射了三颗卫星，被人们喜称为“三星高照”。1976年，张爱萍铮铮铁骨，一身正气，在逆境中同“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使国防科技事业免遭更大的损失。
到国防科委工作以后，我有机会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朱光亚一起共事。他们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对他们十分敬重，与科研工作有关的事情，经常请教他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对我这个工农出身、缺少科技文化知识的人也很尊重。我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邓稼先、程开甲、钱绍均、陈芳允、陈光宇、慈云桂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有的放弃了原来熟悉的事业，有的离开了优裕的生活环境，来到荒凉的戈壁滩和贫瘠的山区，表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革命事业心。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国防科技战线上，也存在着苦与乐、生与死的考验。我们试验基地在创建之际，有多少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将军，率领部队，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祖国的边陲，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在深山老林之中，他们与战士们一起喝苦水，住帐篷，斗酷暑，战严冬，经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艰苦创业，几年如一日，终于建成了试验场、航天城，为我国的核试验及卫星、导弹发射的神圣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许多同志为了国防科技事业英勇捐躯。试验基地有一座烈士陵园。那里长埋着30多年来为国防科技事业而献身的英雄们。他们当中有老红军、老八路和知识分子，也有普普通通的干部、战士和职工。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