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有两千余人战死，有一千余失散、失踪，有四千余人被俘。在被俘的将士分别被关押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铅山等地，他们在监狱中仍坚持斗争。在被俘的人员中有极少数人由于对革命失去信心，在被俘后叛变、变节，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爪牙。而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营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最终，这三个叛徒也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
赵凌波，四川泸县人，1908年生。早年参加川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后，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政委、第223 团政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边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 师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先任八路军第115 师344 旅687 团副团长，后根据中央安排，赵凌波到新四军工作，被派往新四军任第3 支队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1941 年1 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1941年5月，将介石给顾祝同发了密令电：继续“剿办”皖南一带新四军。同年8月11日，顾祝同给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发了关于成立“铜南繁泾绥靖指挥部”电文：“……. 查铜、南、繁一带匪风日炽，奸伪时思蠢动，亟应彻底清剿，以靖地方。业经另调五十二师成立‘铜、南、繁、泾绥靖指挥部’，负责清剿，据电前情，特复知照。”五十二师随即开到铜、繁、南一带，接替川军新七师。绥靖指挥部成立后，叛徒赵凌波当上了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我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了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同志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繁昌湖阳冲我新四军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企图侦察我军情况，便于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偷袭、消灭我军。但他被我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同志认了出来，并被护送到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这样，他就难以脱身了。傅师长看了梁金华团长的电报后，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同志带侦察班，名为“护送”(为了麻痹赵凌波，没有捆绑他)，实乃押送他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干部和精干武装，押解他去军部审判。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同志发现后，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凌波一面仓皇逃窜，一面大声嚎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务本同志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跑就打死你。”赵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侦察员开枪打死了。事后，李务本同志报告了师部。师首长派人去实地验尸后，报告了军部。
投黄河自尽的赵希仲
赵希仲，1903年出生于陕西长安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学习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期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军需处任见习官。1927年1月调到湖北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任第二区队区队长。同年5月参加中国工产党。6月，调回陕西，到临潼县陕军甄寿山部，任教导营学生队区队长。该部有我党秘密的军旅支部，赵希仲是军支主要成员之一，从事党的地下兵运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春调到陕西兰田西区委，后转达到共青团长安县委，都做党的工作。1929年秋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宋哲元部军法处看守所，赵希仲在敌审讯中，经不起利诱威胁而叛党，旋即被释放。1931年由毛太谷介绍到杨虎城部警备第一旅重机枪连任上尉连长，1935年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时被红军俘虏转达而参加这个部队，任军部教导军事教员。1936年随军到达陕北后，调瓦窑堡军政干校任军事主任教员，同年7月9日由军事教官胡道传介绍，第二次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任红军大学步兵学习校军事教员，1937年春升任主任军事教员。1938年冬调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任教导总队训练部长、副总队长，新四军军部北移时任第一纵队参谋长。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赵希仲随队突围中被国民党顽军108师俘虏。敌人发现他是新四军重要干部，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功外，同时派出重兵将他押送到上官云相总司令部。赵希仲自以为革命已经没有前途，贪生怕死，叛变了党，向顽敌供出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重要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敌人的座上客。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由敌军用汽车“护送”到江西上饶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声明称“深自反悔，今已彻底觉悟”，“正式退出该党，与该党脱离一切关系，今后决心信仰三民主义，愿在中国国民党暨总裁领导下，努力抗战建国，誓死不渝。”同时，赵希仲与赵凌波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嗣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司令部电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予自新”。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即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教育感化工作。赵希仲找了集中营“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的“学员”(特务对被囚人员之称谓)中的熟人和老部下王聿先、史进、王羲亭、田经纬、邢济民等十余人个别谈话，劝导自首。遭到的是怒斥、漫骂、冷笑和讥讽，个别谈话毫无结果。接着，又到铅山县石塘的“步兵第二大队”，分别向被囚的新四军战士，通过公开讲演、个别谈心、自由访问、走走看看，费尽心机，进行整整一周的劝降活动，可是“顽固分子”却未改变立场，特务和赵希仲只能狼狈而退。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革命志士，在特务和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当在石塘镇宿营的6月7日深夜，赵希仲乘教官组其他政治、军事教官们熟睡中，偷开宿营地后门逃了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后转送日军义乌工作班搞杂务，并帮助记伙食账和帮办文书，半年后获释。1943年2月，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特务抓去，并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执行，一直关押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特务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匪犯”，打算逮捕他。赵希仲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以营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解放返回老家。
1950年，赵希仲隐瞒了叛党、叛变革命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统战部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新华公司改为农具制造厂后，改任秘书科秘书。经过1956年内部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革命问题初步有所暴露，组织上撤销了他的秘书职务，就地监督劳动，做些工具清点收发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希仲惶惶不可终日，在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投黄河自杀身亡，结束了他不光彩的一生。
被人民政府处决的刘厚总
刘厚总，湖南耒阳人，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刘厚总表现得相当勇敢的，但对党组织派政治委员来游击队加强领导不满。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
刘厚总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群众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刘厚总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随军部转移。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厚总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英并不认识刘厚总，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了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害了项英、周子昆。刘厚总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厚总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厚总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了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了一笔钱，让他回原籍。但刘厚总最终未敢回原籍。刘厚总先到在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盐铺当伙计。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个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了管账先生。1952年7月28日，刚从部队下来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会，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黄宜蕃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里给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时，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