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在北京长安街上，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被人一页一页粘在一张大白纸上，成为一张特殊的大字报，引起了轰动。当时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李凌(曾任社科出版社副总编)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他最近撰文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汪东兴下令禁止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急需活跃思想，冲破禁区。为此，副院长于光远建议成立一个写作组，办一个刊物，暂名《未定稿》。
时任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邢方群推荐我参加这个写作组，加上《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以及两位青年同志——王小强和王晓鲁，就搭起了一个班子。
1978年9月10日，《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的重点是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还发表了“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抄》。
9月10日上午，我们《未定稿》编辑部的同志们在新出的《中国青年》上读到这些诗，热血沸腾，仿佛回到了两年多以前的天安门广场上，又和百万群众一起，参加声讨“四人帮”的波涛汹涌的伟大运动。
我们旁边办公室的同志下午到街上买《中国青年》，回来说，买不到，不准再卖了。我们想，“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粉碎两年多，仍未平反，现在《中国青年》又被扣押，肯定遇到巨大压力。(后来知道是汪东兴下令禁止发行的。)我们应该尽力支持，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些文章，读到这些悲壮的诗篇，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群众一拥而上
于是，我们立即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再买一份杂志，我和王小强、王晓鲁三人把杂志拆开，一页一页贴在大张白纸上，并在重点文章和诗篇上加了鲜明的大红标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又用红墨水大字写上一段按语，大意说：这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不知为什么，街上买不到了，现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请大家评议。
贴在哪里好?当时正是唐山大地震之后，我妻子黎勤在中国科学院地震局工作，我和她住在复兴门外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北门外临时搭起来的地震棚里。我天天骑车到建国门内社科院，上下班都要经过长安街，看见西单路北有一段空墙，那里有几路公共汽车站，常有许多人在那里上下车。我想，贴在那里，肯定有人看。我就骑上自行车，编辑部工作人员聂峙砥乘公共汽车，我们带着这份大字报和一桶糨糊、一把笤帚，一到那段墙下，我就赶紧刷糨糊，她急忙往上贴。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
两名戴着红袖章的持枪士兵前来干涉，吆喝：“不准贴，不准贴!”有一个士兵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命令说：“你们不能贴!”还说：“你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这时围上来的人更多了，有些人对我们说：我帮你贴!我帮你贴!有的帮着刷糨糊，有的帮小聂贴，更多的则是把两个士兵和我围在中心，并对两个士兵说：“这些都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下午就买不到了，贴出来让大家看，这又不犯法!”人们一拥而上，把士兵的双手拽开，低声叫我“赶紧走，赶紧走!”我得以脱身。
离开人群一看，人们已经把杂志全都贴完，小聂也乘公共汽车回去了。
事件背后的斗争
《中国青年》杂志被扣押，一时成了北京舆论的话题，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先后报道了许多在“四五运动”中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斗争的英雄们的事迹。11月，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宣布：广大群众在天安门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11月8日，新华社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审查的结果，宣布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完全是冤案，在这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公安局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在全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后来我才知道，为平反“天安门事件”，当时在党中央是经历过一场严肃斗争的。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但没有通过，原因就是有些人还认为：这案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如果为它平反，就是“砍旗”。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就坚决反对。《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之所以刚出来就被禁止发行，也是由汪东兴下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