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路过思南路中山故居和周公馆时，倍觉亲切，并且会毫不犹豫买好门票入内参观。所以有这样的感情，是因为我比旁人多了一层特殊关系。
我的家乡湖北蕲春，地处鄂东边陲，大别山南麓，长江中下游北岸。辛亥革命前，这里曾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地方。我的父辈先贤在此留下了革命足迹。
我的祖父田士莲（又青）是一位新派学者，又是太平天国将领吕松年的女婿。他的子侄辈和学生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我的大伯田桐（梓琴）是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二伯田枬（仲琴）早年因参加反清活动而遭清廷杀害。
因较早接受革命家庭熏陶，先父田桓（寄苇）16岁就加入了同盟会，20岁追随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时，大伯田桐任同盟会本部书记，佐中山先生办理文书、掌握机要；父亲田桓担任孙中山先生的侍从秘书。先生常说他俩堪称难兄难弟，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们“大田先生”、“小田先生”而不呼其名。
先父田桓幼年即在祖父开办的私塾读书，15岁入老家湖北蘄州高等学堂就读。早年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
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相继病亡、清廷当局组织“国葬”。全国各地均设灵堂，举行祭奠活动。在学堂的拜祭仪式上，堂长强迫学生五体投地朝光绪、慈禧遗像叩头。父亲当时年少气盛，岂肯屈从？他扮鬼脸、装怪相，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一场肃然之祭会形同儿戏。先父田桓因为“藐视朝廷”而险遭校方开除。
武昌首义前夕，田桓在蘄州联络同志，策划推翻清廷的起义事宜。不久，田桓胞兄田桐的结拜三哥居正，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并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因缺少经费，决定专程来蕲州达坂城庙盗取金菩薩，准备溶解后以充革命经费。父亲田桓为他们画了张去坂达城的线路图，陪同他们到渡口。父亲送他们时悄悄地问居正：“三哥，今天说是要排满，明天说是要驱除鞑虏，到底哪一天能把光复的旗子树起来啊？”居正笑而不答。父亲又问，居正只笑，父亲急了，居正才说：“正在准备，不会太远。但你要遇事留心，胆要大，心要细，不要事到临头就手足无措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终于成为了现实。
父亲田桓兴奋地与同盟会的会员马上到城防保安队，这是清政府的武装力量，但士兵们都是家乡的子弟兵。几经协商，他们都表示愿意弃暗投明。然后田桓又找到商会会长余肇周、当铺经理吕鑫泉，要求他们供给各种布匹，他们也立即派人送到指定的地点。于是，田桓连夜嘱咐同盟会员田发周发动缝纫工人赶制了两面白布大旗和一百多顶鸭嘴帽备用。
10月12日一早，父亲带领县高等学校的同学直奔蕲州的北门、西门，将连夜赶制的白旗在城楼上高高升起，发布了蕲州光复的信号。满怀激情的同学们汇聚街头宣传，告诉大家马上就有革命军开进蕲州。在北门、西门的同学剪掉过路行人的辫子，每剪掉一个就送上一顶鸭嘴帽戴上。
田桓的重要任务是到县衙门。县太爷和四衙官吏慑于势如破竹的革命声势，纷纷让田桓剪去长辫，带上鸭嘴帽。蕲春的顺利光复，积极支持与响应了武昌起义，这也是蕲州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长期艰辛活动的结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田桓到南京拜藹中山先生。见到内务部次长居正和时任秘书长的大哥田桐，居正领他晋见孙中山先生，并讲述了他在蕲州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与起义经过，孙中山先生极为高兴地连声说：“小田先生真了不起，不愧为少年英雄！”。
1912年，孙中山举荐田桓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1913年初，孙中山以铁道总长名义视察日本，父亲被选为学生代表欢迎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时，大伯田桐同陈其美一样，坚决支持其主张，是立誓效忠孙中山先生和赞成“按手模”的积极支持者，成为中山先生得力助手。父亲田桓积极加入，并留在孙中山身边担任侍从秘书达12年之久。
1914年，田桓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印铸局局长；1920年任总统府参议；1923年任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干事；1924年任大本营咨议，不久又兼任北伐军第二军主任秘书、桂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同年秋天，孙中山任命田桓为“长江军事特派员”。
1945年，田桓在上海自忠路永裕里72号自已家里发起，筹建民革前身“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领导人有梁弼群（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曹天铎（民革湖北省领导人，解放前夕遭特务暗杀）等。并由曹天铎会同张云逸、邓子恢，将建党详情转告毛泽东主席，引起中共中央关注。
1946年10月，田桓奉命从上海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向周恩来、董必武报告上海各民主党派开展民主运动的工作情况。鉴于当时中共代表团驻地方圆100米之内，设立有军统、中统十几个据点，监视所有进出梅园新村30号的人员。
因此田桓把自已装扮成一个头戴破草帽、身穿土布服的老农民，绕道避开特务监视，才进入梅园新村30号。田桓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客厅内，稍等片刻，只见周恩来、董必武已向自巳伸出手来：“老田”！
其时，父亲田桓与周恩来、董必武自1926年在武汉分手之后，多年不见、久别重逢、倍感亲切，握手之后各自落座。田桓遂向周、董二位正副团长汇报上海各民主党派，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情况。周恩来、董必武听完报告，指示田桓回到上海之后，在各民主党派之间，宣传中共主张，揭露蒋介石扩大内战阴谋。分手时，周恩来、董必武还为如何安排田桓安全离开设计路线。
田桓所书“程壁光将军碑”拓片印影件
为避特务追踪，田桓在南京城转至天黑才回到下塌处。开门时发现从门缝内塞进的一张纸片：“刚才已到你处，不见归来，很是不安。明天下午3时，我再来看望你，希保重！董”。
翌日，董必武如期而至，再叙友情，这件往事令父亲终身难忘，生前多次言及并引以为傲。
1949年春，上海民革秘密组织京沪大暴动，迎接解放军进城。由于特务告密，负责人王葆真不幸被捕，打入死牢，生命垂危。
当时民革地下党负责人梁弼群找到父亲田桓，希望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营救王葆真。父亲想到居正为首选人物，因居正同王葆真都是国民党元老，并且感情很好。
父亲在居家后花园的菜园内找到了正在耕作的居正，居见父亲神色慌张，料到必有重大事情。听了父亲的叙述，居表示愿意承担风险为王奔走。并告诫父亲：“此事只能慢慢来，宜秘密进行，你不要同任何人接触，不要单独外出行动。”过了几天，居找到父亲，讲：“王已没有生命危险，你可先回上海了。”
由于共产党的营救、南京国民党元老的发话：“姑念王是孙中山时的辛亥老人，免其一死”。不久，5月27日解放军打过苏州河，王葆真在提篮桥监狱迎接了上海解放。
解放后，上海市统战部每月如期给我家送来工资和津贴。1953年父亲被时任上海市长陈毅聘为市文史馆馆员、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职。晚年任民革中央委员。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部分上海代表合影前排中为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左2为田桓，后排左1为上海民革副主席李赣驹
党和政府对父亲十分重视和关心。董必武代表中央，委托地方政府要特别关照田老。其中有一段话深深印在我脑海中，大意是“你们不能给老先生添麻烦，他的政策水平比你们高，你们要接受他的教导。”
1982年夏至，父亲因病逝世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90岁。临命之顷，还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力疾为写墨荷一帧，还添上几片荷叶，上题“和平統一”。
党和政府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诸多的挽幛挽联中，有胡风子先生所撰的一对，最能概括父亲的思想品操和一生业绩。联曰：
有大臣风，有儒者风。当年樽俎折冲，辅赞元戎参伟业。
无达官气，无名流气。毕生襟怀开拓，勤书文史写千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