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董健吾先生(图片来源：江门日报)
董健吾是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共产党人。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以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庚的直接领导下侦探敌情、掩护同志、处决叛徒，经历坎坷丰富，颇居传奇色彩。1936年，他变卖田产，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并保护烈士遗孤和中央领导人在上海的后代。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蔡和森、彭湃、杨殷的儿子、恽代英和李立三的女儿都在大同幼稚园收养过。1936年，他两次受宋庆龄之托赴陕北，完成重要使命。长期以来，他利用牧师这一特殊身份出色地完成任务，是30年代上海隐蔽战线上的“红牧师”。
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全国各界的支持。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定后，日本又炮制了华北五省的“自治”。蒋介石也感到日寇的欲壑难填。美英等西方国家为维护在华利益，也不愿蒋一味对日妥协，向他施加压力。特别是举国上下一致呼吁团结抗日，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调整对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途径。
蒋介石想到的一条渠道就是通过宋庆龄接通与中共的联系。于是派宋子文赴上海求见宋庆龄。为民族大业，宋庆龄欣然摒弃前嫌，对蒋介石的明智之举表示欢迎，答应为接通两党联系牵线。她与宋子文商量，决定派一名使者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讯息。
派谁去陕北完成这一特殊使命呢?宋庆龄考虑再三，选中了牧师董健吾,1936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董健吾刚回到家.女儿董蕙芳就交给他一封信说：“这是孙夫人给你的。”董惠芳是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员，在宋庆龄家做“小保母”。
董健吾拆开一看，只短短一行字：请董先生到敝舍晤淡。
第二天上午，董健吾到了宋庆龄寓所，寒暄过后。宋庆龄说：“请先生来，有件极重要的事托办”
“什么事，孙夫人您说吧，我将尽力完成”董健吾爽快的说。
“有先生这句话，我很放心、”宋庆龄随后交代说：“前两天，子文专程从南京来，说是奉最高当局之命。要我设法与中共联系，告诉中共领导人，国民党愿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日之事，我已答应下来了，想请先生辛苦一趟，到陕北给中共领导人送信”。
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国母对自己的信任，董健吾激动得说：“很高兴接受孙夫人的委托，什么时侯动身?”
“准备就绪后，即可启程。”宋庆龄停顿了一下说：“此次西北之行需严加保密，为了安全，请先生改名易姓，用什么名字，最好现在就能告诉我。”
董健吾想了想说：“叫周继吾吧”
“那就这样定了，烦先生明天晚上再来一次”
第二天晚上，董建吾来到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把一张财政部的委任状交给他：“途中随带身边，如遇到特务纠缠及关卡盘查时，可将委任状出示。记住，先生已改名为周继吾。”董健吾展开一看，委任状上有“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字样，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发的。宋庆龄又取出一封信、神色凝重地说“交给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一路上一定要保藏好。到西安，可以找汉卿帮助。我知道汉卿的为人，只要是为抗日的事他会帮忙的。”宋庆龄很肯定的说。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共副司令。
“孙夫人的话我都记住了”董健吾起身告辞。
宋庆龄又谆谆叮咛：“先生这次西北之行，事关国家民族命运，非同小可.事情达成，益国非浅，望先生一路小心，预祝你成功。”
“一定完成孙夫人的使命。”董健吾坚定的回答。
第三天，董健吾从上海起程，开始了神秘的西北之行。因有财政部的委任状作护身符，一路上没有遇到多大麻烦，顺利到达古都西安。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令东北军、西北军紧紧包围了陕北苏区，无论是谁，没有剿共副司令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都不得放行。董健吾先找到时任西北禁烟处处长的老同学钟可托，在钟可托的引荐下见到张学良。
他与张学良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有一事相求.就是想通过副司令的防区去瓦窑堡。”
“你说什么?”张学良吃惊地打量着对方。
董健吾不紧不慢地说：“请副司令设法送我去见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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