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在55年之前，除了参加思想改造工作，(全国)当时(有)新闻系的只有复旦一个，新建的新闻系都要来到复旦取经。我们就组织人员、书籍支援他们。像当时人大初建(新闻系)的时候，我们就派人员带书籍、资料去支援他们。过去燕大有新闻系，但并到北大里之后变成了中文系里的“编辑专业”，林帆老师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后来这个专业又并到人大去了，我们就和这些(单位)交流，要给人，给他们资料、材料。
【印象】
尽管身体不适刚刚出院，余老师仍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怀着歉意踏进房门，环顾老师房间，书报是这里的主要家什，除了简单的桌椅书柜和挂在柜子上的药袋，房间里没有一件多余的物品。余老师坐在夕阳的光辉中，微微的笑着，慢慢地向我们讲述了新闻学院近半个世纪的往事。
【建言】
我们新闻系曾经提倡“两典一笔”的，“两典”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文史典籍，“一笔”指的是新闻业务写作能力。“典”只是个比方，不光指古典文学，也有现代文学。青年学生要有一定的文史知识，多读点书，多多练笔。
【简介】
1916出生，江西南昌市人。194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长期从事新闻教育工作。1946年任广州《每日论坛报》编辑，后到上海，在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任新闻组主任。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处副主任、专修科主任。1950年调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历任新闻学教研室主任、新闻理论教研组主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系资料室主任、新闻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1985年晋升为教授。主持编写《马恩列斯新闻论著选读》、《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思想与活动》、《马列报刊活动编年》等教材，参加系内刊物《新闻学研究》，《新闻大学》的编辑工作。合著《新闻学简明词典》、《新闻学词典》，与他人合编《新闻学基础》、《新闻文存》等。曾任上海市新闻学会理事、顾问。1983年获上海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84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韬奋园丁奖一等奖。现为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上海陶行知研究协会会员。
走上新闻之路
生：老师您是40年毕业于复旦，当时是学经济的对么，那么为什么后来会走上新闻之路呢?
余师：是这样的。我当时在复旦大学读经济时是在上海，后来复旦大学搬到江西庐山去，我没有去重庆，留在江西教了一年书，参加抗战工作，不久复旦在上海办了分校，我又回到了复旦，这样毕业就到了41年一月份也就是40年底。之后我又回江西教了两年中学。
抗战胜利后，我到广州一家报社编经济副刊，同时做夜班，这样我就搞新闻了。《每日论坛报》是一个印度爱国华侨办的报纸，是私人的。那个印度华侨是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是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
后来这个报被国民党查封掉了，我又回到上海，就在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教书。育才学校后来办了新闻组，是中专性质的，从此我就搞新闻教育了。
生：您原来一直在做报纸，为什么后来会来做老师呢，而且一干就是40年?
余师：育才学校是一个培养专业人才的学校。陶行知有一套新闻理论，学校要办新闻组，我去的时候就参加办了。就这样一直到解放。
生：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当时您是在报社薪水高还是当老师薪水高?
余师：薪水?这个各地方单位都不同。我在广州的时候是拿钱的，到上海，育才学校是没有工资的，只有五块美金的生活费，当时五块美金抵国民党的多少钱我也不记得了。那个倒不是因为工资的问题。
生：老师我了解到83年时复旦给您颁发了一个执教四十年的荣誉证书，那么到88年您退休时您就当了45年老师对吧?
余师：解放以后，我离开了育才学校，到华东新闻学院工作。华东学院是革命大学。培养新闻干部。50年到复旦，到现在教了多少年书可能是从我离开复旦开始教中学开始算的。因为我没有毕业就教中学了，后来回到复旦来继续读书，中间隔了两年没有读书。
生：教书时一个辛苦又没有高回报的工作，您为什么会坚持40多年呢?有没有受其他的诱惑?
余师：在同辈的人中我算是不争气的，做得不好的。(笑)像我一样年纪的人，问你的祖父辈就可以知道，(当时)都是战乱。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就是“九一八”，后来是“一二八”，等到读大学的时候“七七事变”，然后抗战八年。当然也有很多人也有成就，但是我没有什么成就。就只能在这个学校教一点书，那个学校教一点书，有时生活费是用米价计算的。这样能有什么成就?所以只好在教育岗位上坚持。从前我是在学校里教教历史地理、有时教教语文，后来呢，我开始搞新闻。就是这样，又不著书，也不立说，就是这样。所以上一次你打电话我说什么名师访谈录，我就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什么名教授。
生：老师您真是太谦虚了，您是我们现在老师的老师，我们都很尊敬您，老师们也经常提到您。
余师：那都是他们的成就，不是我的。解放以后到复旦来，运动也很多，我最初几年也是搞行政的。
见证复旦新闻五十年
生：50年后，你到了复旦，那时是对旧的新闻事业的接管与改造，可以说是百废俱兴，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余师：我一到复旦来就参加思想改造。那时候新闻系只有五六位老师，思想改造的时候也不过十来个人。思想改造结束之后就搞土改，我没有去，当时系里留下两个老师，因为还有一个年级还在学校里读书，就是丁淦林老师那一班。我和一位姓张的老师维持这个班。土改回来以后就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济南大学，还有其他大学新学生就来了，喜闻系就扩大了。那时候，我做教学秘书，实际上是帮助系主任工作。后来我就到北京党校去学习了，就没有管系里的事情。
当时(全国)(有)只有复旦一个新闻系，新建的新闻系都要来到复旦取经。我们就组织人员、书籍支援他们。像当时人大杭大其他大学初建(新闻系)的时候，我们就派人员带书籍、资料去支援他们。过去燕大有新闻系，但并到北大之后就变成了中文系里的“编辑专业”，林帆老师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后来这个专业又并到人大去了，我们就和这些(单位)交流，派老师去进修，参加他们的工作。
生：那老师也经常去那些学校给他们讲课、带学生吗?
余师：对，我主要做的是教学方面的工作。毕业分配等人事方面的事情，当时由校方具体负责。
生：也就是说老师早期是先做行政工作，然后转到教学方面的?
余师：其实即使是做行政工作，也还是以教学为主的。
过去我们人少，陈校长、教务长都参加我们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让旧知识分子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反对三座大山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校长(指陈望道)本来是新闻系主任，那个时候已经不做新闻系主任了。教务长不属于哪个系，但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思想改造。陈望道是副校长，当时是叫校副主任委员。当时的组长是我和一个姓杜的老师。新闻系主任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不经常过来，有时就让王忠兼管一下。在“反右”之后，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的副主任，丁树奇任系主任，现在在北京，也九十岁了。不久他又调到《解放日报》去了。另外还有两个副系主任。我就主要做教研室的工作。
生：老师你要不要喝点水休息一下?请不要太劳累。如果累了，随时都可以中断采访让老师休息一下的。老师要多注意身体。
余师：没关系，我是最近才从医院回家来的，所以精神不大好。
生：那老师就随便和我们聊聊，觉得累了就休息吧。
余师：新闻馆就是原来的四栋楼。现在只有三栋了。这“新闻馆”三个字就是陈望道题的。陈望道对新闻馆非常有感情，有人说，“新闻馆”跟“陈望道”可以对仗起来：“新”对“陈”、“闻”对“望”、“馆”么，就对“道”了。(笑)是一副对联。
生：(笑)原来是这样的。那新闻馆的原址现在是什么?
余师：现在是民主党派办公室吧。(拿出照片)这是我参加思想改造时的照片。学生中：这个现在是浙大的教授;这个是53年毕业的，现在已经退休了;这个现在在甘肃;这个在福建人民出版社。现在老师还在的除了我之外就只有这一个了，比我年纪大的舒宗侨老师。
余师：(笑)90岁生日能不能过还不晓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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