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1970年我从干校回来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告诉我，维世已经离开人世，并被说成是自杀的。邓大姐很愤懑：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我心里明白：维世是被害死的。
本书汇集忆叙周恩来的文章22篇。作者张颖，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解放后，曾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剧本》杂志主编、党组书记等职。1964年调外交部后，又任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等。
本文选摘了作者与周恩来义女——著名艺术家孙维世及金山交往的点滴往事。
我与维世：因“戏”吵架
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很关心青年人，特别是关心烈士子女。抗日战争初国共合作时期，因为环境许可，恩来同志即尽最大力量在全国各地寻找失散的烈士亲属和子女，找到后即把这些孩子或亲属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当时有不少传闻，说恩来同志夫妇，尤其是邓大姐，收了许多“干儿子”、“干女儿”，其实是他俩把烈士的子女们视为亲生儿女一般。著名戏剧家孙维世是突出的例子。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我党优秀党员，曾接任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是周恩来的好朋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抗战初期，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带着孙维世和哥哥孙央到延安。我在重庆工作期间还曾照顾过任锐同志。
1955年末，我从天津市调到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主要是管《戏剧报》的编辑审稿工作。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是岳野的新作，由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受到观众的欢迎。
这是一部感情戏，故事写老干部的三角恋爱。男主角(舒强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女主角之一(于蓝饰)是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女主角之二(刘燕瑾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前妻，农村妇女。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年轻人告别新婚的妻子参了军，从此杳无音讯。后来他的妻子也参加了抗日后勤工作，成了妇女积极分子，但夫妻二人因战乱而失去了联系。男青年在抗日队伍中又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女干部，结婚生子。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很普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个人相逢了。这时男青年已成为高级干部，遇到前妻既抱歉又难堪。他看见前妻已成为进步分子，对他再婚也毫无怨言，相反还百般照顾他，使他十分感动。抗战妻子开始有些嫉妒，但慢慢感到这位前妻既能干又贤惠。两位妻子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但那位高级干部不同意，于是便成了一夫二妻，相安无事。
如果在旧社会，这种事是可以让别人接受的。但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于是我写了一篇剧评，批评该戏思想不健康，违背婚姻法，还给老干部脸上抹黑。
文章登在《戏剧报》上。孙维世和岳野的名气都不小，而我是刚到北京来的新人。
不几天剧院艺委会就召开了有关《同甘共苦》座谈会，开始都心平气和的，到孙维世发言时，她很严厉地指着我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窍不通!当时我都懵了，便回了一句：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座谈会变成了吵架。我和孙维世认识很久了，相处得也不错，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见面都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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