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早在40年代，梁漱溟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党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孔老师十分赞成。我们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是对的，但是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轻易涉入，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尽职尽责了，最好不要拉帮结党。具体的操作，则还是由专门的政治家去干，比较合适。书生满腔热忱地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热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道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要国民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党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道歉。对于共产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毛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爱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出场呢。所以建国后，他总是给中共挑毛病，而毛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对老毛称赞邓小平的才干，毛泽东笑着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毛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欢夸大一点地说。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毛病，但放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具体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毛泽东未点名地批评此种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道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毛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毛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子，没想到梁漱溟最喜欢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欢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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