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女性档案(上)——上海女工陈若克两次奔延安
张西
她们原本以为与当今社会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四散在各地的这群女八路军，安静地过着她们的晚年，原本以为有些人她们再也不用想起，有些事再也不用回忆，有些疑惑再也不用解开。她们以为如火的青春故事再也无人问津，直到带进坟墓。
当我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她们面前时，当我一而再地与她们通话时，当我向她们讲述各自的情形，讲述我一个月里三次叩访大青山的感受时，疏离了多年，失散了多年，沉默了多年，被遗忘了多年，被边缘了多年的她们又回来了。她们又回到群情激昂的抗战时期，回到她们浴血奋战过的大青山，回到信仰开始和坚持信仰的岁月，回到参加革命前后的点点滴滴，她们感慨万分。
我所见过的女八路军们，从投身抗战时起，就以组织为家，人人怀有一颗共产主义的心，尽管后来命运崎岖坎坷。
这些参与了抗战的女性，远比我在中学教科书里读到的被神化了的女英雄们生动、真实、亲切和精彩，我从她们身上汲取的，不仅是抗战的那段经历。
也许是想通过这件事寻找被社会遗忘的一种高贵。它的存在曾经让我们这个民族凝聚过，沸腾过，真诚过，血气方刚过，爱过恨过哭过笑过，痛苦过也幸福过，让漫无方向的人民有了支撑，有了目标，有了激情，有了自尊和自豪。
当远走的历史真相越来越模糊，当这代人与那代人的断裂越来越大时，我寻找到的这群幸存的女八路们显得多么稀有和珍贵。
上海女工陈若克两次奔延安
山西晋城。一对南方面孔的青年人逆着逃难的人群继续向西北方向走着。女孩中等身个，由于长期赶路，穿在身上的呢子大衣也不洁净了，但在人群里，她还是很显眼。她那齐肩的乌发是烫过的，洋气十足;生着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庞，皮肤白皙得几乎透明，一对又清又亮的大眼睛机警地闪动着;她刚满18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要小。男孩与她年龄相仿，很是清瘦。
穿呢子大衣的女孩决定不再往前走了。凭着经验，她清楚前方发生了规模很大的战事，否则不会有那么多惊慌失措的逃难者。她不甘心地停下了脚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失望。那是一种达不到目的的失望。她多么想到延安啊!
女孩永远忘不了1936年8月23日，在上海的一间小屋里，在红旗下，她宣誓入党了。从此她一面当女工，一面参加地下党的工厂支部工作。然而，今年初，上海战起，她随工厂迁往汉口。因与地下党组织接关系有误，她的支部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于是，她决定去延安，找到党组织。可是走到山西时，临汾战起，她只得返回武汉。回到工厂后，她因“违反厂命，参加抗战活动”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后，她决定再去延安。今天，她这是第二次踏入山西境内。
难道是天意?战事再次阻断她奔赴延安的路途。
想奔赴延安的这对年轻男女饿了，渴了，累了。他们蹲在晋城的墙根下，重新计划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他们的目光被墙上的广告吸引，上面写着“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青年”的字样。
女孩欣喜地对男孩说：“还等什么?我们去报名。”两个年轻人兴奋地向招生学校奔去。
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当天正好由校长朱瑞亲自面试招生。他似乎对青年学生们有一种超常的磁力，刚一出现在学员面前，男女学生们都纷纷围过来。有的学生把他们吃的花生、核桃、糖递过来：“朱先生，你来啦!你吃不?”还有的学生直截了当地问：“朱先生你说，到底是蒋介石能干，还是朱总司令能干?”“朱先生请你解释，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
刚刚来到“华干”的女孩，脚底不由自主地向这堆人靠拢过来。她打量着这位朱先生，只见他30出头的年纪，瘦削、高个、长脸、白净，戴着一副眼镜，目光充满了激情，面带温和的笑容。当朱先生看到一名南方少女移步到他面前时，目光立刻被吸引了。他对这份美丽有莫名的熟悉，那是他家乡的女孩们特有的一种气质。就在他感到一种亲切感扑面而来时，女孩几乎是冲到他面前，急切地问道：“阿拉要报名，找哪位?”朱瑞欣喜极了，在这满耳都是北方口音的地方，蓦然冒出一个说乡音的女孩。再次莫名地，他觉得自己与这女孩之间一定会有什么发生，他还来不及考虑会发生什么，只觉得内心突然地宽厚无比，温存无比，他笑容可掬地回应着女孩，也用乡音回答她：“找阿拉就行，来来，侬先填表格。”他对她的口吻，既像是对小妹妹，又像是对女儿般温柔而体贴。
女孩直率地打量着眼前这位外形很像外国人，比自己高出整整一头的男人，听着他声若铜钟的亲切的乡音，她感觉到自己的眼里闪动着灵光。
朱瑞友善地问女孩：“侬叫啥名字?”
“陈—若—克!”美丽异常的女孩诚实地回答，那时朱瑞向她投来火热的一瞥，适时地溅落在女孩水一样率真而清亮的目光里。他们在彼此的目光中，看见了自己。
一心要奔向延安的陈若克，就这么偶然与朱瑞相遇在山西晋城。尽管她16岁起就开始了工人运动，17岁入了党，但这点经历在朱瑞面前还是太浅太浅。这时的朱瑞，对外是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实际上，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负责晋、冀、豫三个省的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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