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革。通过梳理现有做法，可以发现这里既有实践创新又有理论创新，既有先进经验又有深刻教训，既有深层问题又有更大空间。本文将其融为一体，分五个部分简述如下。
一、正确认识区域转型和区域升级的区别
进入新常态、新时代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亦即转型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候是先转型后升级或先升级后转型，更多时候则是边转型边升级，即在转型中升级、在升级中转型，将转型和升级两者融为一体推进。所以，我们在文字表述上将转型升级并列。尽管如此，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转型和升级的本质区别及其重大意义。
1.区域升级是“做好”的概念，区域转型则是“做对”的概念
传统思维认为，做好了就有利润;现代思维认为，做对了才有利润。这里，升级是“做好”的概念，即“正确地做事情”，是“下位解”;而转型则是“做对”的概念，即“做正确的事情”，是“上位解”。现在看来，做正确的事情远比正确地做事情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做对高于做好。在新时代，做好了不见得有利润，例如柯达、富士胶卷做得很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因为没有做对，所以一个倒闭一个衰落。因此，正确的思维是，首先做对，然后做好。
2.区域升级说到底是不断“追求卓越”，而区域转型本质上是首先“在时代里”
从全球看，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从生产力层面讲，技术、产品、企业、产业要分别从非互联网、非大数据、非数字化、非云化、非物联网、非智能化首先转型为互联网、大数据、数字化、云化、物联网、智能化，由此打造时代技术、时代产品、时代企业、时代产业。否则，与时代不契合、不匹配，技术、产品、企业、产业就会“不战而败”。苏宁董事长张近东早在2012年就提出“全面拥抱互联网，再造苏宁”，打造云商，即“云苏宁”的观念。他进一步提出，“趋势取代优势，这是任何一个企业都逃脱不了的宿命”。据此，所谓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首先则是打造“中国制造”转型版，即将“中国制造”和“时代特征”融为一体。
3.区域升级是立足于过去时，区域转型则是立足于将来时
区域升级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基于现有资源发展基础选择去做什么，以昨天定位今天;区域转型则是基于竞争优势理论，基于未来时代发展需求选择去做什么，以明天定位今天。或者，区域升级更偏重于连续创新，区域转型更偏重于非连续创新。这里，区域转型体现的是“四个代表”：代表前沿、代表方向、代表趋势、代表未来。以药业公司为例，其转型路径是：销售公司—健康公司—金融公司—数据公司;以产业发展为例，亟须融入“八大元素”：生态元素、文化元素、健康元素、快乐元素、金融元素、数据元素、智慧元素、共享元素①。在由线性变化转向非线性变化的新时代，区域转型风险大大低于区域升级风险。
4.区域升级意味着“原道追赶”，区域转型则代表着“换道超车”
在新时代，一切都在颠覆之中，一切都在重构之中。就企业发展而言，“我打败你，与你无关”。例如，数码相机VS照相胶卷、高德地图VS导航设备、淘宝商城VS实体商店、网络银行VS传统银行、美团外卖VS康师傅方便面、移动支付VS小偷扒手。就区域发展而言，例如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崛起。现在，谈贵州必谈大数据，谈大数据必谈贵州，贵州已发展为“云上贵州”。其经验有四条：无中生有、换道超车、强内聚外、融会贯通，换道超车是其重要经验之一。2016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贵州出席第二届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时说，贵州是中国过去最落后的省份之一，但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上走在了全国前列，这里挖掘着“钻石矿”，生长着“智慧树”。因为“换道”，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超车”成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在原道中“弯道超车”是不可能的。一则弯道小了，容易翻车，很危险;二则弯道大了，绕得太远，不经济。关于“换道”，目前很多人看不见、看不懂、看不起，一旦醒来，则来不及。
5.区域升级是渐近性的，区域转型则是颠覆性的
升级代表多次性量变，转型则代表一次性质变。在新时代，先质变后量变。不可否认，量变引起质变，但是多少次量变引起质变，多长时间量变引起质变，这显然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在非线性变化成为常态的新时代，持续性地不断迭代即升级恐怕难以跟上“时代发展”，而转型则一步对接“时代发展”。换句话说，转型是一场“革命”。革命，在过去那是“砍脑袋”的，推翻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在现在则是“换脑袋”的，改造一个旧经济、再造一个新经济。在区域转型探索中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在规划中基于前瞻思维，领先时代一步;二是在执行中基于时代特征，一步对接时代。
概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共发生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即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动能转型。
1.经济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转型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市场的补充性作用阶段。包括：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2012年，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至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阶段。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根据王小鲁、樊纲等人的研究，2016年按地区计算的市场化指数，东部地区为8.67，中部地区为6.91，东北地区为6.53，西部地区为5.05。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为5.45，2016年为6.72，期间增加了1.27。其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分别增加了1.80和1.52，市场化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进展情况要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分别增加了0.80和0.90，市场化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进展情况则要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地区间的市场化差异不仅没有出现收敛的迹象，反而呈现扩大的趋势②。
20世纪末期，地区产业单一性问题逐渐凸显。过去大都根据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形成，特别是一些城市依托资源建成，单一资源主导。出现典型的相对单一产品地区，例如单一煤炭、单一石油、单一钢铁、单一汽车、单一纺织等城市。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性，一业独大;企业结构单一性，一企独大;就业结构单一性，一家独大(如家庭三代人在一家大企业上学上班)。伴随着资源的枯竭，产业超于衰落，从而引致整个地区经济大幅下滑，城市发生衰落，社会问题严重。进入21世纪，各地纷纷向地区产业多样性发展。现在整体来看，地区接续产业崛起，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地区经济韧性形成③。尽管如此，个别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绝大部分城市，经济再次衰退，人口大量外流，“东北现象”严重。
3.经济动能转型：从旧经济转向新经济
当今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技术革命重大变化而言，一是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二是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三是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四是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五是从物联网到智联网④。与此相契合，在经济形态上，则是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叠加，即新经济的崛起、突起。综合国外、国内学术界以及国内企业界、政府界的认识，基于新经济“创新”的本质特征，可将新经济用“硬”和“软”两种视角加以整合：从硬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金融、新制造、新零售、新服务所驱动;从软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思维、新理念、新制度、新规则、新业态、新组织、新机制所驱动。从而，新经济可被定义为基于“硬驱动”和“软驱动”以及交互驱动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⑤。通俗地讲，所谓新经济就是被上述几新“改造过了”的“新实体”。
从旧经济转向新经济，关键在于新旧动能转换。广义地讲，新旧动能转换包括如下方面：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其实质是从主要依赖物质资本转向主要依赖智力资本，创新不只是指技术创新，而且还有思想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它们都是人类的“智力产出”而非自然的“物质产出”，而“智力产出”关键在于研发人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2017年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量，世界平均水平为1277人，中国仅为1176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000人，韩国高达7000多人。这里，发达国家不仅推进创新驱动，而且转向创新引领。二是从硬性资源转向软性资源。软性资源含义很广，诸如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体系、软件、网络、商誉、文化、理念、数据等。与硬性资源相反，软性资源具有以下特点：可共享性使用;用一次多一次，越用越多;以软性资源为基础形成的经济体系，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具有无限性，因为软性资源可以创造软性资源⑥。三是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比较而言，实体空间是有形的、有界的、有限的、有差异的(非均质性)、低速运行;虚拟空间则是无形的、无界的、无限的、无差异的(均质性)、高速运行(零时间、零距离、零成本)。在这个虚实兼具、相互交融的“新世界”里，许多沿用百年、千年的规则、原理不管用了。虚拟空间的出现改变了产业边界、市场边界、企业边界乃至国家边界，使得距离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大大降低。
1.二者关系辨析
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双向影响、相互决定。过去，经济转型推动城市转型更加突出;现在，城市转型决定经济转型更加突出。概括说来，各地更加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环境建设，以此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旨在引智引资，创新创业。一是修复自然环境。为了城市转型，各地着力修复自然环境。通过种树修水，形成花香鸟语、碧波荡漾、蓝天白云、休闲娱乐场景，包括打造城市广场、城市公园、城市湿地、城市绿化，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二是打造人文环境。为了城市转型，各地着力打造人文环境。除人文历史外，着力发展现代教育、现代医疗、现代养老。教育吸引孩子，医养吸引老人。孩子、老人有了保障，高端人才就吸引来了、留下来了。人留住了，人气旺了;人才多了，人气强了。产业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生活走。这个“生活”首先就是教育、医疗、养老。有了高端人才，产业发展才能体现时代性、先进性、前瞻性、未来性。
2.典型案例分析
江苏省徐州市是典型的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资源面临枯竭，发展走入瓶颈。徐州曾有130多年的采煤历史，也因此留下许多生态遗患，空气水质因此污染，可谓“满目疮痍”，十多年来，徐州大量关闭矿井，采煤技术、专业人才到西部去、到国外去;在市区山上大规模地种树，把连片塌陷区改造成湖泊。通过生态环境治理修复，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过去，一城煤炭半城土;现在，一城青山半城湖。2017年12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到地方调研考察，选择了江苏徐州。两天内，习总书记考察了一家企业(徐工集团)，视察了一处湿地(贾旺区潘安湖)，走访了一个村庄(马庄村)，瞻仰了一座纪念塔(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参观了一座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徐工集团，它完全自主研发，拥有30多项专利，多个产品打入发达国家市场。贾旺区潘安湖，其前身是一大块采煤塌陷地，2010年起开始实施挖土造田、挖湖造景，如今变成湖阔景美的国家湿地公园。潘安湖不仅成为徐州地区水域面积最大的人工湖，而且也是全国采煤塌陷地修复治理的样板区。现在徐州不像一个煤炭城市，倒像一个江南秀城。习总书记这次到徐州来曾说，“徐州现在有点像杭州”。马庄村，它从以煤为主转型为多种产业共同发展，走出了一条转型发展之路。徐州作为战略要地，人文历史深厚。远的历史典故，辖区内有刘邦故里;近的则有解放战争、淮海战役。还有，这里高等教育相对发达，作为一个地级城市，拥有6所高等院校(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徐州工程学院、工程兵指挥学院、空军后勤学院)。经过转型发展，徐州获2018年联合国人居奖。这是全球人居领域规格最高的奖项，由联合国人居署1989年发起。据了解，2018年联合国人居奖全球共有58项申请，5项获奖，其中3项为个人，1项为项目，1项为城市。徐州市是全球唯一的获奖城市。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有了人才，才有了新兴产业。整体看来，为了吸引人才，各地开启了由“以企为本的营商环境”向“以人为本的营商环境”的转变。所谓“以人为本的营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是指一个地区“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地更绿了”;人文环境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休闲、娱乐，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尊严等等。唯此，创新才能真正成为第一动力，发展才能真正拥有不竭源泉。
1.转型转行区别
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地区把区域转型发展等同于区域转行发展。做制造业的听说商贸业的利润很高，然后转行去做商贸业;做商贸业的听说房地产的利润很高，然后转行去做房地产;做房地产的听说金融业的利润很高，然后转行去做金融业。在金融业内，做银行业的听说证券业利润很高，然后转行去做证券业。你折腾来我折腾去，所有产业都无提升。问题的关键是，在新时代，所有产业都在颠覆之中，需要全面转型。也就是说，先前的产业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面前，正发生或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产业重构成为必然。需要指出的是，转型不是转行。
2.“转型找死”谬论
目前有一种说法，“区域转型是找死，不转型是等死”，反正是死，早晚是死。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必须彻底抛弃。正确的逻辑是：若不转型，肯定死路一条;只有转型，才有重生希望。关键是怎么转型、向哪里转型。实践证明，向以数字经济(智能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转型是发展大势。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31.3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占GDP的34.8%。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已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地区重塑竞争力的共同选择，以数字经济(智能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在转型发展中形成强劲势头。
3.转型时机悖论
一般而言，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地区财力十分充足，这时区域转型发展缺乏压力、动力，无意转型;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地区财力十分拮据，这时区域转型发展压力、动力都具备了，但是区域转型发展失去财力支撑，无力转型。这样几个摇摆下来，错失区域转型良机。在这方面，山西省太原市几经反复，教训深刻。所以说必须居安思危，经济形势越好，越要启动转型。
4.转型阵痛担当
转型是有成本有代价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洛阳，搞活国有企业很难，但是不能搞死，妇联、工会、银行、政府都不答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广东省在全国率先“腾笼换鸟”，推动“凤凰涅槃”：新体制牵动，新机制驱动，新产业拉动。曾经一段时间，“笼子空了，鸟没进来”。但是，深圳市转型发展成功，创新驱动、创新发展走在全国前列。2018年，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实行新旧动能转换试点。目前，部分落后产能得到淘汰，新兴产业培育需要过程，经济增长指标回落存在一定必然。据统计，2019年1—6月，山东省GDP增长5.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因此，区域转型发展，必须敢于担当，“功成不必在我”。
1.产业升级
(1)产业间升级。在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为主，即由“二三一”结构转变为“三二一”结构。据统计，2013年中国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0.0%、43.9%、46.1%。也就是说，从2013年起，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7年中国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7.9%、40.5%、51.6%。也就是说，从2017年起，第三产业比重首次占GDP的一半以上。
(2)产业内升级。在某一产业中，由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或者，在工业内部，由轻型产业为主转向重型产业为主;在服务业内部，由生活性服务业为主转向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3)产业链条升级。即由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中游制造环节分别转向高端的上游研发环节、下游营销环节、整体营运环节。这里，制造环节包括试制、一般部件制造、核心部件制造、组装;研发环节包括研究、开发、创意、设计;营销环节包括渠道、品牌、物流、服务;营运环节包括链接、集成、整合、配置⑦。
(4)产业网络升级。一般而言，产业链条升级属于横向升级，而产业网络升级则属于纵向升级。也就是说，不论从事制造还是研发、营销、营运，都要由模块供应商升级为系统集成商，再进一步升级为规则设计商⑧，即全面提升在各自环节中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地位，使之发挥“龙头作用”。这里，谁能控制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龙头老大。
(1)产业技术转型。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加速推进，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终端，DT、CPS、VR、AR，识别技术、无人技术、3D技术、5G技术，以及区块链等，它们深刻地改变着原来的产业方式和生产方式。目前看来，任何产业都要朝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向进行重构。不仅如此，部分产业不仅生产过程完全去物质化，而且产品形态完全去物质化⑨。
(2)产业结构转型。一是产业分工深化，即从产业就是产业转向行业成为产业、产品成为产业、部件成为产业，乃至区段成为产业、环节成为产业⑩。最终，模块成为产业，出现了“小模块大产业”“小模块大市场”的情形。二是产业整合加速，一产二产三产融为一体，上游中游下游融为一体，即出现了“全产业链”“全生态圈”的现象，产业发生了破界、跨界、无界的变化，经营产业生态系统成为必然⑪。
(3)产业组织转型。过去，以公司制企业为主，主要基于内部管理成本降低，通过兼并收购，把外部内部化，产权关系链接形成母子公司体制;现在，以生态化企业为主，主要基于外部交易成本降低，通过外包众包，把内部外部化，契约关系链接打造商业生态系统⑫。过去，用加法把企业做大做强，体现规模之大、实力之大、无形之大，是一种“大一统”结构企业，重资产经营，线性增长;现在，用减法把企业做强做大，体现网络之大、势力之大、无形之大，是一种“模块化”结构企业，轻资产经营，非线性增长。
(4)产业布局转型。过去，产业布局主要基于实体空间，并且主要基于陆域;现在，产业布局不仅基于实体空间，而且基于虚拟空间，要基于“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两者打通、融为一体”的原理进行重构、优化⑬。不仅如此，在实体空间布局中，还要把陆域、海域、空域三者统筹考虑、统盘布局。即使空域，也要统筹谋划低空产业、高空产业、太空产业整体格局。
(5)产业业态转型。目前，新制造、新零售、新金融、新能源、新服务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其中汽车产业尤为典型。具体来说，在定位上，汽车要由交通工具转向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成为主攻方向;在制造上，汽车要由部件组装转向3D打印，“把汽车打印出来”，实现智能制造;在动力上，汽车要由传统能源转向新型能源，即从燃油车转向电动车;在驾驶上，汽车要由有人驾驶转向无人驾驶;在空间上，汽车要由陆面运行转向空中飞行，即“让汽车飞起来”，飞行汽车，陆空一体;在出行上，汽车要由单独拥有转向共享出行;在生态上，硬件包括充电装置、道路设施，软件包括网络安全、交通规则、5G技术，即全部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汽车产业生态系统需要全部重构⑭。
由上可见，中国区域经济不仅产业升级层面空间很大，特别是在全球“三链”中的“龙头作用”地位还差得远，而且产业转型层面空间更大。关于“五大转型”，客观地讲，只是开了个头，今后的路还很长。不过，“只要找对了路，就不怕远”。毕竟，做对才是根本。
参考文献
① 李海舰、李文杰、李然：《新时代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以海尔制管理模式为例》，《经济管理》2018年第7期。
②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指数化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2、57页。
③ 胡树光：《区域经济韧性：支持产业结构多样性的新思想》，《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
④ [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71、136页。
⑤ 李海舰、朱芳芳、李凌霄：《对新经济的新认识》，《企业经济》2018年第11期。
⑥ 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0期。
⑦ 李海舰、聂辉华：《全球化时代的企业运营——从脑体合一走向脑体分离》，《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2期。
⑧ 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0期。
⑨ 李海舰、周霄雪：《产品十化：重构企业竞争新优势》，《经济管理》2017年第10期。
⑩ 李海舰、聂辉华：《全球化时代的企业运营——从脑体合一走向脑体分离》，《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2期。
⑪⑫⑭ 李海舰、李文杰、李然：《新时代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以海尔制管理模式为例》，《经济管理》2018年第7期。
⑬ 李海舰、李凌霄：《基于社会问题意识，求解雄安新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雄安发展研究智库《要参》，2018年第3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新经济与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7-gjs01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智库课题“中国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8P01)、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