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英(前排右一)与国际儿童院同学合影
6人少儿团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他们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还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之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真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了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现如今，一同前往苏联的6位少儿团成员，只剩下了刘爱琴、陈祖涛、高毅3人。“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只庆幸我们还活着。”
国际儿童院
6人少儿团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在国际儿童院。国际儿童院，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例如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伊巴露丽的孩子、巴西共产党领袖卡洛斯·路易斯·普雷斯捷斯的孩子等。美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尼斯的孩子季莫菲耶夫，和陈祖涛是同班同学，他们后来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陈祖涛说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孩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这些孩子一点中文都不懂，更没受到过丝毫中国文化的熏陶。
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由国际儿童院管理的孩子，年纪大的已经十六七岁，像中国的毛岸英、苏河清、蔡博……而小的只有四五岁。小的在儿童院养育;大的在附近的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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