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部队
古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主要意思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只能让民众奉命行事，不能让民众了解统治者的意图。毋庸置疑，中国自古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政都把重点放在治民上，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好景不长，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然而，“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毛泽东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新中国的缔造者、前无古人的政治家和厚今薄古的思想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他革故鼎新，改弦易辙，别开生面，把治国理政的重点放在“治官”上，党的各级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视为“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必须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和问责。而人民群众则被尊为国家的主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防止重蹈 “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 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他还说：“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泽东这番话，荡气回肠，大气凌然，至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治国就是治吏”， 高屋建瓴，寓意深邃，无疑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一大绝招，不但过去适用，现在也适用，将来仍然适用，在当下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道理显而易见，“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把官吏管理好了，官场风气匡正了，官员的表率作用增强了，老百姓就会一呼百应、不令而行，国家就会政通人和、安定和谐。否则，官员欺上瞒下，营私舞弊，利令智昏，胡作非为，其结果只能是“虽令不从”，民怨国衰，“四维不张”，最终导致“党亡政息”。
再说，治国就是治吏，治国必须治吏，治国必先治吏，这是由权力的特点决定的。庄子说：“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丧失权力就丧失一切。权力这个决定生杀予夺的法宝，比金钱更具有吸引力，更让人垂涎。它犹如一把“双刃剑”，只有受到有效监督、制约和被正当运用时，才能兴利除弊、惩恶扬善、扶正祛邪、凝聚民心、汇集民力、造福人民。
毛泽东说：“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俗话说：“严是爱，松是害，不问不管垮下来。”“久严不松，砺练精兵;久松不严，积重难返。”治官务必从严，要想把“治官”落到实处，必须 “严”字当头，对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谨治学、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约束、严格政纪、严格党纪、严格法纪、严惩腐败、严防变质。用先进的思想“训官”，用透明的机制“督官”，用权力的分解“制官”，用严格的纪律“戒官”，使官员如临薄冰、如临深渊、谨言慎行、有所惧、不乱为，才能形成令行禁止的那样一种局面，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在这方面，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为什么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较好的官风?主要是在“严”字上做了文章。据薄一波回忆，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 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找到薄一波，要其向毛泽东说情，是否可以不枪毙刘、张。当时，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砍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两颗人头，不知让多少官员警醒、多少人悬崖勒马、多少人廉洁自律，至少换来中国官场二十年的安定。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人在治国理政的观念变得模糊起来，甚至本末倒置，陷入“治民”的误区不可自拔，把自己置于同老百姓对立的位置上，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官气熏天，颐指气使，压制民主，堵塞言路，肆意损害群众的正当权益，在“治民”上大做文章，蓄意关闭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虽令不从”，“按下胡芦起来瓢”，给社会安定造成隐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治国就是治吏，治官吏务必从严，官风正则民风淳，官风邪则民风乱。对执政兴国，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官员的权力滥用、营私舞弊、贪污腐败、“德之不修”。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管理干部，愿各级党委政府从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绝招中受到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