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已经写入历史的举世闻名的长征；从长征路上走过的人也不会忘记“爬雪山、过草地”那艰苦卓绝的经历。
王泉媛，这个名字被很多人遗忘了。难怪，她没有显赫的头衔，没有荣誉的花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周围人看到的是现在的她：一个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和善、慈祥、儿孙绕膝、安度晚年的老人。其实，人们不应该忘记她，她生命里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她曾和邓颖超、曾志、蔡畅、金维映一起走过长征路，她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她曾是王首道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失散，60年后再重逢；
她曾是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一位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
她的一生写满传奇。
暴动，走进革命队伍
1913年，王泉媛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她姓欧阳，名泉媛。11岁那年，生活所迫，欧阳泉媛被送到村里一户姓王的人家当了童养媳，妻从夫姓，从此改名王泉媛。
16岁那年，家乡敖城骤然刮起了一场革命风暴，一夜之间，城里来了一群带枪的人。经过战乱之苦的人们一阵惶恐之后，惊奇地发现这群带枪的人专打土豪劣绅，开仓放粮，杀富济贫。他们是什么队伍？为什么替咱们穷人出气撑腰？站在群众的游行队伍里，王泉媛第一次听到关于革命的宣传：
“敖城暴动了！穷人翻身了！”
“我们是毛委员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王泉媛似懂非懂，可她却真切地看到了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被打倒，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她相信这支队伍，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报名参加红军。
1934年，经尹仁贵介绍，21岁的王泉媛站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入党。当年，她被调到县里任妇女部长，次年，调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工作。
1934年元旦甫过，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结束后，王泉媛接到通知，调她到马列主义党校高级班学习。接到入学通知，她既激动又懊丧。上学，这是穷人家的孩子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梦想成真了。自己是个睁眼瞎子，一个大字不识，怎么上学？带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她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前来迎接她的是董必武校长。令她尴尬和不安的是，在新生报名处，她竟然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董校长问。
“王泉媛。”
董校长写了“王泉媛”三个大字送到她面前，亲切地对她说：“这就是你的名字，一定要记住！”王泉媛十分虔诚地接过从没见过的那个陌生符号时，心里格外激动。这就是自己吗？21年了，居然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是属于那个封建时代的悲哀。
如今，自己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不但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而且和男人一样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
“王泉媛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光有革命的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知识。你们是马列主义党校的第一批学员，不但要学军事、学理论还要学文化。”董必武校长是她参加革命后第一个启蒙老师，董老当年的教诲她至今铭记在心。
第一次军事考核，军事动作没说的，王泉媛得了个满分，文化考核，她几乎是交了一张“白卷”。在考核成绩公布栏里，她的名字后面竟然被人恶作剧画了一个“乌龟”。王泉媛恨自己不争气，拖了学员队集体的后腿，又很羞愧，压了半天床板。
“王泉媛同志，你为什么今天不到课？”董校长来到她身边关切地问。
“我……”王泉媛羞于直言回答。
“文化基础差，这不是你的错，可你要打退堂鼓，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怎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从今天开始，我给你布置一个特殊任务，每天认两个字，坚持下来，一年就可以读书看报了。”
王泉媛本来就聪慧，又勤学好问，毕业时，《苏维埃政府建设》一书她能全文背诵，在一百多名女学员中她出人意料地考了一个“女状元”。
插上知识的羽翼，王泉媛开始展翅高飞了。
出发，从瑞金踏上长征路
马列党校毕业后，王泉媛进入少工中央任青妇干事，并出色完成中央扩大红军队伍的“扩红”部署，紧接着一纸调令又回到瑞金。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两万五千里长征由此拉开序幕。王泉媛被分到妇女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
长征，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它是何等的艰辛！
上有飞机，下有大炮；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白天打仗，晚上行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有人倒下了，擦干烈士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行。
一天晚上，部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担架队一名轿夫的腿被打伤，王泉媛给他包扎后，接过他身上的担架，冒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前行。
又是一夜的急行军，天亮之际，王泉媛发现自己带领的担架队在大山里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人非钢铁之躯，对于身体瘦弱、体重不到90斤的王泉媛来说，三天三夜粒米未进，零负担走路已经是体力不支了，更何况肩上还有一百多斤重的担架。
一天，他们刚放下担架休息，一伙土匪举着马刀冲了上来，王泉媛第一次遭遇土匪，她镇定自若地拔出手枪，朝疯狂扑来的土匪射击，土匪吓跑了，王泉媛抬起担架，一口气走了三十多公里。
山高、涧深、林密，现在身处何方，队伍在哪里？继续往前走，不明方向；停下来，弹尽粮绝，无异于等死。就在这无助的当口，山谷里传来敌机的轰炸声。
王泉媛突然看到了希望之光，对身边的一位担架队员说：“加把劲儿，朝敌人扔炸弹的方向走，那里一定有我们的队伍！”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在担架队员们冒死冲向炮火硝烟的战场时，走在她身后的一位担架队员发出一声惊呼“泉媛姐，血……你负伤了，你身上在流血！”王泉媛知道自己的“伤”在哪里，是来了例假。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她没有放下肩上的担架，一任鲜血顺着裤管流淌。
人有钢铁之志，却是血肉之躯，筋疲力尽的王泉媛终于支撑不住了，晕倒在地。
天无绝人之路，当王泉媛从昏厥中清醒过来，她看到远方有一个白点在时隐时现地晃动，继而，那白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她看清了，那是一匹白马，马背上有一名骑士，这突然到来的白光是福星还是灾星，王泉媛不得而知。她命令担架队迅速隐蔽起来，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这匹白马和骑士的到来。在白马从身边疾驶而过的瞬间，王泉媛才看清是政委何长工。何政委见妇女工作团的部分同志掉了队，是来寻找和带领她们赶队的。看到何政委，像失散多年的亲人得以重逢，王泉媛激动得大哭起来。
在何政委的带领下，王泉媛和她的担架队翻过一座大山，终于追上了中央纵队和失散的妇女工作团。
毛主席看到气喘吁吁的王泉媛从山上下来，惊讶地问：“小鬼，你们怎么掉队了？”何长工政委向主席报告了她们掉队的原因和她们掉队后经历的磨难，主席赞许说：“小鬼，你们辛苦了！来，把身上的东西放在我的马上。”早在中央苏区就与毛主席熟悉的王泉媛毫不客气，把三名伤员的枪从自己身上取下来，放到主席的坐骑上，这时她发现，主席的坐骑上一共有11支长枪。
1935年新年的钟声迎接红军来到边陲古城遵义。天也新，地也新，处处一片新面貌。党中央作出部署，在积极筹备“遵义会议”召开的同时，抽调一部分同志组成地方工作团做群众工作，负责人为王首道，王泉媛也被临时抽调上来。
地方工作团虽然是临时组织，可这里的大部分成员王泉媛并不陌生，一起共事的蔡畅和金维映，既是大姐又是校友，大家能调到一起工作，真的是缘分。
一天晚上，被王泉媛唤作阿金姐的金维映突然来到王泉媛的住处，随同一起来的是蔡畅大姐。“泉妹子，这些天看你眼睛红红的，好像是有心事，能说给我们听听吗？”两位大姐说明来意。
王泉媛给两位大姐讲了自己苦难的身世，童养媳的生涯，丈夫暴病死亡的不幸，无家可归的后顾之忧，话到伤心处，两位大姐陪她一起流泪。
“泉妹子，你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一定要振作起来。你的婚姻是封建制度给你的枷锁，丈夫死了，这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选择的权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蔡畅大姐语重心长地开导她。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阿金姐故意卖了一个关子，没有立马揭穿谜底。
“阿金，你别再摆迷魂阵了，我替她说吧。这个人就是王首道。”蔡大姐揭穿了谜底。
“过去，我们不了解你的身世，也不知道你的婚姻状况，对你关心不够。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们就给你做主了。”
两位大姐是认真的，可王泉媛却毫无思想准备。
在部队离开遵义的前一天晚上，王泉媛接到“紧急通知”，到顶头上司王首道的住地开会，没想到，这次会议的主题竟是自己的婚姻大事。
会议由蔡大姐和金大姐主持。“今天的会不讨论工作大事，只研究你们俩的个人大事，我们事先已经征求过你们的意见，不反对就是同意。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没有时间享受花前月下的浪漫爱情，可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也需要爱情……我俩商量过，原想给你们择个良辰吉日，好好庆贺一番，可环境和条件不允许，只能选择今天，因为明天部队就要出发。你们就珍惜这不可错过又不可多得的幸福时光吧。”
简单的“会议”结束了，两位大姐走了，王泉媛突然孩子似的哭了。
革命者的结合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连一个必要的仪式都没有，连一个定情的信物都没有。
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夜晚。俩人不近不远地坐着，一直保持着“理智”的距离。王首道突然想到了什么，起身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件用红绸子包裹的物什，一层层地打开，原来是一把乌黑锃亮的小手枪。
“喜欢吗？送你的。”王首道来到王泉媛面前，仔细地看了一眼那张漂亮的脸问。
“谢谢首长！”王泉媛受宠若惊。
“能不能改个称呼啊，咱们已经是夫妻了，这样叫起来多别扭啊。”
“怎么个改法啊，我还没有想过，听你的。”
“我也没有想好，随你的便吧，只要不叫首长就行了。”
“是，首长。”
“这把小手枪是我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还有八发子弹，就算是我们的定情物吧。听说你的枪法很不错，想来你一定喜欢，就收下吧。”
“可我没有什么送你啊？我们老家有个习俗，新娘要给新郎送上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的布鞋，穿上这双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亲人的身边来……”王泉媛含情脉脉地表达了心意。
“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层底，我也不会离开你，即使暂时离开了，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身边来。”
情未尽，夜未央，军号已吹响，部队要出发。
王泉媛那不争气的眼泪再一次涌出眼眶。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多保重！”
半年后的一天，王泉媛随卫生部来到两河口，部队刚刚安营扎寨，通讯员来了，任务是接王泉媛到首长的住地见个面。王泉媛喜出望外，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王首道早早地站在自己居住的木楼前迎候，见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向木楼走来，情不自禁地跑上前去，将日思夜想的妻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见亦难，别亦难。天亮了，王首道又把王泉媛送回卫生部驻地。
行军路上，两个人虽然能时常碰面，却无法同居。翻过大雪山后，前面是连绵不绝的草地，王首道跟随大部队走了，这一次是长久的别离。
祁连山的枪声
1936年6月，红军第二、六军团两万余人坚决执行北上抗日的路线，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是年8月，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组建，王泉媛任团长，政委是吴富莲，全团1300多名女战士，她们大多来自四川。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全副武装的娘子军，她们从社会的最底层走来，聚集到共产党的旗帜下。
“姐妹们，我们是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是一支由受剥削受压迫的妇女组成的革命队伍。革命就是为了解放普天下的受苦人，解放我们自己……”队伍出征前，王泉媛作了战前动员。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支刚刚招募来的队伍，王泉媛亦喜亦忧，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2岁，还是个孩子，最大的不到30岁；她们有的是瞒着家庭偷跑出来参加革命的，她们大多数人没有文化，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她们能行军打仗吗？能经受住这艰苦地磨难吗？
部队进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向甘肃腹地插去，进入民族地区，到了马步芳的领地。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部队路过凉山、武威，马家军没放一枪。
和平容易使人麻痹，正当红军队伍毫无戒备地向西挺进的当口，风云突变，马家军受蒋介石指使，一场围剿红军的血腥大屠杀从此拉开战幕。
是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9军、30军和妇女先锋团陷入重围，此时，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剩下不到5000人，一半以上是伤病员。
为了冲出重围，妇女先锋团担起重任，担起阻击马家军装备精良骑兵师的重任。
那一仗打得残酷。开战不到一小时，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光了，连身边可以用作武器的石头也扔光了。蝗虫般的马家军骑兵黑压压地向我方阵地扑来，弹尽粮绝的妇女先锋团陷入绝境。
再也无法抵抗了，妇女先锋团旗倒人散，全部成了马家军的俘虏。这一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千多名女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谁是你们的长官？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马家军对被俘的女红军一遍又一遍的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最令人不齿的是，他们把被俘的女红军作为战利品分配给马匪的官兵，没有人能逃脱那场灭绝人性的浩劫。王泉媛最终被人出卖，暴露了团长身份。
听说抓到了红军女团长，师长马步青兴奋不已，决定亲自审问。连续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泉媛始终没有屈服。
马步青怒火中烧，又心生一计，决定将她许配给他手下的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
做敌人的姨太太，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最大侮辱，王泉媛死也不能接受。威逼、利诱，马进昌不断地变换手法逼其就范，她只能不断地与敌人巧妙地周旋。“嫁给你可以，可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马进昌见王泉媛低头就范，自鸣得意。“说吧，你有什么要求？”
“我手下有个叫王秀英的女兵，是我的贴身人，把她给我找来做丫头。”
王秀英是个不到15岁的女孩，听说被俘后被马匪的勤务兵强暴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能把她找到身边来，保护她不再受伤害，眼下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马进昌没有食言，第二天就把王秀英找来送到王泉媛面前。“你提出的条件满足你了，明天成婚！”马进昌下了逼婚令。
王泉媛再也没有退路了。那晚，当那个带着满身酒气的魔鬼向她扑来的时候，她用尽全身力气，猛的一脚朝那个男人的裆部踢去，那一脚踢了个正着，马进昌从床上滚下来，抱着下身痛不欲生地在地上号叫。见有机可乘，王泉媛推窗从土楼上跳了下去……最终，在王秀英的帮助下，她们一起逃了出来。
一路女扮男装，闯过数不尽的关卡，最后找到了设在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
王泉媛带着一颗疲惫的心敲开了“八办”的大门，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历经磨难痴心寻找组织的经历，她的故事讲完了，给她的却是这样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以内的留下，两年以内的审查，三年以上的不收。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三年。这位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从没流过眼泪的女中豪杰，却在自家的大门口伤心痛哭了一场。王泉媛，这位用双脚走完了不止两万五千里的女红军团长，最终没能走到陕北，相反，她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饭重返阔别多年的江西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王泉媛当过村妇联主任，当过敬老院院长，她本来想过平平静静的日子，可“文革”再一次把她推向“革命队伍”的反面：叛变革命，历史不清……揪斗、游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她痛不欲生。她无法忍受这不公平的对待，一次次向组织反映情况，希望能澄清自己的历史。王泉媛没有放弃，她相信严冬总会过去，春天总会到来。
六十年后的相逢
1982年夏天，冰雪终于融化。在康克清、蔡畅等几位红军老大姐的帮助下，蒙受了半个多世纪冤屈的王泉媛终于恢复了党籍和红军身份。这一天来得太迟了，可它终于还是来了。
1995年，王泉媛应全国妇联邀请来北京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准备离京时，她接到通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要在京和她会面。听到这个消息，王泉媛顿时泪如泉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是见到了，总算是见到了！那天，她专门到王府井百货商店买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金秋的北京，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北京某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祥和而又安静。一位老人坐在靠窗的沙发上，略显焦急地朝外张望着。他就是王首道，此时生病住院，这次特别会见就在医院里进行。
“首道，我来看你来了！”王泉媛笑着走了进来，眼里闪动着泪花。
两位老人颤抖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有多少话要互相倾诉啊。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的等待太久太久，六十年的风雨太多太多。
王泉媛从手提的纸袋里拿出那双千层底布鞋，虔诚地捧到王首道面前，喃喃地说：“六十年了，我说的话终于兑现了！”
两位老人走到一起，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站在他们身边的女儿王维斌为两位老人拍下了这张他们有生以来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2009年4月6日，《井冈山日报》报道：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长征老干部、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同志因患脑血栓、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4月5日在泰和县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6岁……
（选编自《中国作家·纪实》2011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