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朱德病逝后，每个清明节，康克清都要带领儿孙到八宝山去祭扫，即使在外地，她也要按时赶回来。1992年的清明节，病重的康克清更加思念自己的亲密战友和伴侣朱德，可是，她实在没法去八宝山祭扫了，儿孙们就带着她的嘱托和对朱德的一片深情来到八宝山。朱德逝世16年来，康克清这是第一次未能亲自去扫墓，也是最后一次--1992年4月22日，康克清永远离开了人世。
康克清和朱德是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相识的。后来，无论是在反“围剿”作战中，还是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朱德与康克清始终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敬如宾。他们一起穿越了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携手走过了和平岁月，共同度过了非常岁月的风风雨雨。
近半个世纪的情缘自一个微微点头开始
1929年2月的一个晚上，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正独自坐在油灯下默默思考着什么。突然，毛泽东走了进来，把一张报纸递给朱德。只见报纸上赫然印着伍若兰英勇就义于赣州的消息，一时朱德的眼眶溢满了泪水，似乎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沉重地说：“若兰同志是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女。她就像井冈山上的兰花一样，坚忍不拔。”朱德紧紧握住报纸，遥望着溶溶月色下山岩上盛开着的兰花，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若兰，我的好妻子！……”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3600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正式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征战序幕。
2月1日，部队途经江西寻邬县吉潭，遭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的一个团围攻。朱德率警卫排同敌人展开了激战，其妻子、时任红军军部政治部宣传队长的伍若兰为保护朱德和毛泽东等军部首长的安全，率一部分战士从敌人侧翼进行突击，将火力引向自己。朱德和毛泽东等军部领导脱离了危险，而她却陷入敌军重围之中，终因弹尽负伤被俘，后被押往赣州。敌人诱其同朱德脱离关系，自首投降，伍若兰威武不屈，被惨杀于赣州。更令人发指的是，敌人还砍下她的头颅押送湖南长沙城示众。
红军脱离险境后，立刻冒着大雪向闽西进军。
3月11日深夜，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县境内。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前委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
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正在升起的暮霭渐渐笼罩了长汀城。朱德像往常一样走出住所，到附近散步。他突然听到有人说：“朱军长，您在散步呀？”朱德闻声抬头，只见对面走来一位红军女战士，原来是曾志。
曾志是伍若兰在湖南第三女师低两级的校友，时任红四军的民运股长。“今天宣传怎么样？”朱德关切地问。曾志回答道：“群众的情绪很高，不少青年人都要求参加红军哩！”
“好呀！”一说到青年人参军，朱德的语调顿时变得兴奋起来：“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只要替群众办了好事，他们是会拥护和支持的。”曾志凝思了一会儿，说：“朱军长，到我们那里去坐一会儿吧。”朱德点了点头：“好吧，到你们那里去看看。”
曾志和一些女战士一起住在一间装饰很好、但并不宽敞的房间里。当朱德在曾志的引领下走进房间时，女战士们都站了起来，欢迎自己尊敬的朱军长。朱德忙说：“都坐吧，各人照干各人的事情，是曾志让我来坐坐的。”
女兵们坐在各自的床边，显得有些拘谨。“怎么都不讲话了？”朱德扫视一遍后，说：“刚才进门时还听到你们在这里蛮热闹的嘛，我一来都变成哑巴了！”
“你是军长，她们有点怕你。”曾志说。朱德扬了扬浓眉，说：“敌人怕我，你们怕我干什么？还不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巴。”幽默的话语，逗得女战士们哧哧地笑起来。其中，一个女战士笑着说：“朱军长，你真有意思。”
朱德用目光扫了一下坐在中间的这个高大健壮的女战士，她那黑里透红的脸蛋闪耀着青春的光彩，黑黑的大眼睛透着泼辣和活力。朱德不禁问：“你是哪里人？”这位女战士说：“江西万安县罗塘湾。”朱德接着问：“叫什么名字啊？”曾志抢答：“康桂秀。”朱德又问：“今年多大了？”这位女战士答道：“17岁。”
朱德这才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叫康桂秀的女兵，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小鬼，便问她怕不怕流血牺牲，康桂秀斩钉截铁地回答：“报告军长，怕死就不出来当红军了！”朱德夸奖道：“好，回答得很好嘛。”
接着，女战士们同朱德谈开了，大家逐渐放松下来，变得无拘无束。
在送朱德回去的路上，曾志犹豫再三，谨慎地说：“朱军长，若兰大姐牺牲了，再给您介绍个女战士吧？”
一提到伍若兰，朱德的心头猛地一紧，沉默了片刻，说一声：“好嘛。”
曾志看到朱德沉默，以为自己的话刺痛了他，有点儿内疚，接着听到朱德没有反对，心里就有了数，她把女战士们都细细想了一遍，最后把注意力放在了康桂秀的身上。
康桂秀是一个贫苦渔民的女儿，当她出生才40天时，就被父亲康定辉送给大禾场村罗奇圭家做望郎媳（即童养媳）。在当地，先找个媳妇，以便这“望郎媳”能望来个儿子，是千百年来传下的风俗。然而，这个望郎媳并没有给罗家望来“郎”。后来，养父养母逼迫她出嫁。此时的康桂秀已经见过一些世面，懂得一些道理。她果断地对养父母说：“我的婚事不要你们操心，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不久，康桂秀便去参加了红军。这件事，在她的家乡作为佳话，被广为流传。1926年，康桂秀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党），并在妇女协会工作，1927年参加万安暴动，1928年上了井冈山。
一天晚饭后，康桂秀刚回到住处坐下，曾志就走了进来，坐到了她身边，还亲切地拉着她的手，仔细地打量着她，康桂秀被看得怪不好意思的。
“有事吗？曾大姐。” 康桂秀小声地问。曾志没有回答，依旧打量着她，过了一会儿才问：“桂秀，你看朱军长这人怎么样？” 康桂秀不假思索地回答：“军长人很好的。他带领部队打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对士兵还特别和蔼可亲。”
“我是说，我是说……”曾志仍打量着康桂秀，“你个人对朱军长的印象如何？” 康桂秀说：“军长就是军长，个人可不能随便瞎议论。”曾志说：“不，不。我们红军讲究官兵一致，民主平等，对谁都可以讲讲的。你只管说，没什么关系。”
康桂秀于是说：“他这样的军长可真少见。我们家乡的那些挨户团团长，一出门就地动山摇，前后的保镖、随从一大帮子人，可够威风的。而我们的朱军长，虽是个那么大的官，能打仗，又留过洋，有学问，可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每次见着我们这些小兵都有说有笑的。”曾志问：“如果要你同他结婚，你愿意吗？” 康桂秀惊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曾志亲切、温和地说：“你放心，朱军长是个好人。这几个月你也看到了，他对若兰大姐多好，感情多深呀。若兰大姐牺牲后，朱军长精神上很痛苦的。你和他结婚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安慰。”
康桂秀低下头，摆弄着自己的衣角，过了好久才说：“可我不像伍大姐。人家伍大姐能打仗，又有文化，字写得那么漂亮，还能讲那么多的道理。我……”
“你也可以学，可以进步呀。”曾志最后说：“当然，这事还得你自己拿主意，我现在有些事先出去一下，你再认真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
曾志走后，康桂秀的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当晚，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错，朱军长是个好军长、好领导。可好军长、好领导与好丈夫是两码事。自己与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论年龄，自己还不满17岁，他已是43岁的中年人；论水平，自己思想幼稚，理论、文化知识都很差，现在也才粗通文字，他早已是个成熟的军事家；论地位，他是军长，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这样大的差距……
康桂秀几乎一夜没有睡着，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饭，她还是照样去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
尽管康桂秀拒绝了曾志的建议，但是，后来在朱德亲自找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之后，她便被朱德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也被朱德的人品所吸引。朱德说：“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如果能走在一起，我会好好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
康桂秀被朱德这番真诚又恳切的话所感动。她抬起头，只见朱德真诚地看着自己，她的心开始动了，红着脸，低头坐着。
朱德像讲故事一样平静地叙说着自己的经历，康桂秀静静地倾听着，她的心底渐渐涌上了一股暖流，但少女的矜持使她一直沉默着。
见此情景，朱德和蔼地说：“看来你是不好意思回答。能不能这样，只要你不表示反对，不摇头，就表示同意，可以吗？” 康桂秀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表示。
“那么，我再问一遍，你能答应同我结婚吗？”朱德问后，康桂秀仍然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表示。朱德的脸上露出了喜色：“那么，你答应了？” 康桂秀脸颊绯红，终于微微地点了点头。
就是这微微的一个点头，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就是这微微的一个点头，开始了她与朱德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随相伴的情缘。
后来，康克清回忆说：“我同朱老总在结婚前，没有谈情说爱。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发展起来的。他在思想、政治、理论、文化和工作上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我以后的许多进步，都同他的帮助和熏陶分不开。我能给予他的却很有限，多半也只是生活上的照料和帮助。在结婚的当天晚上，我对他说：‘我有自己的工作，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希望你在生活上不要指望我很多。’他不但支持我，还说：‘干革命就不能当官太太，当官太太的人就不能革命。我有警卫员照顾，许多事我自己都能干，生活上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努力工作、学习吧！’”
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拥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这时，身为第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三连指导员的康桂秀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其实，在参加红军后，她一直觉得“桂秀”这个名字太女孩子气。如今，当了连指导员领导着一个连的男兵，仍然叫这个名字，更觉得不合适。正巧，康桂秀在吉安遇到当年万安游击队的负责人、带领她投奔井冈山参加红军的刘光万，就对他讲了自己的想法。
刘光万一听，说：“好！这名字改一改好！”他想了一会儿就说：“那你就改名叫康克勤吧。勤俭的勤，意思就是要克勤克俭，既勤劳又节俭。”康桂秀想了想， 说：“这个名字不错，好听，只是勤字笔画多，写起来费事。我又觉得一个人光勤快还不够，还应当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这样吧，把勤字改做清字，写起来比较省事，而且表示我在清清白白地做人，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看怎样？”刘光万连连点头：“太好了。那你改名叫康克清吧！”
当晚，康桂秀与朱德讲起改名的事，朱德表示同意，笑着说：“好嘛，这名字的改动，说明你思想上又成熟一些了嘛。”
第二天，康桂秀就按照规定的手续，把改名字一事向组织上打了一个报告，组织上同意了。从此，康克清这个名字，伴随着她行进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伴随她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走在长征路上的“女司令”
1931年元旦刚过的一天，康克清走在回家的路上，精神特别振奋，脚步轻盈，嘴里还哼着一支自己即兴编的无名小曲。原来，这一天，她在总部副官长杨立三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到住处时，正好朱德也在。他看到妻子满脸喜色，就问：“今天你这样高兴，有嘛子喜事？”康克清有意不说：“你猜猜！”朱德摇了摇头。
“告诉你吧，我入党了！”朱德一听，也十分高兴：“真的吗？值得庆贺！”
“入党后，我应该怎么样做呢？”康克清问。朱德坚定地说：“一句话，凡是对党有利的，就要不怕牺牲自己。也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使党受损失。”康克清回味着这简短的话，感觉沉甸甸的。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一想到红军和苏区人民经过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创造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将要不得不放弃，一想到将要告别这片被烈士鲜血染红、被战火烧焦的红土地，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瞎指挥表示愤懑……
过了几天，中央终于下达了“准备出击”的命令。虽没有明说突围，但康克清心里清楚，该摆脱坐以待毙的局面了。她问朱德：“是不是他们开始接受教训了？”朱德苦笑了一下，说：“博古还是博古，李德还是李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变化。”
朱德在屋子里踱步，走到康克清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同志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同志，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朱毛不分家嘛！”
“听说反动派到处在悬赏捉拿你？”康克清问，朱德提高声调说：“毛泽东同志虽然暂时离开了红军，敌人依然把我们两个人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他们悬赏捉拿我们，悬赏的价格好像一再提高，从5000元提到5万元，又提到10万元，现在好像又提到了每人25万元了。这样很好嘛！我在国民党银行的存款已经有25万元了。”
过了一会儿，朱德对康克清说：“部队将作大的战略转移，你的准备做好了吧？”康克清心里不是滋味，问：“转移到哪里去？”朱德考虑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说。
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朱德身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年已48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康克清看到已上了年纪的朱德还要同年轻战士一样跋山涉水，有些心痛：“一晃你是奔50的人了，组织上派给你的担架不要，两匹马除一匹驮文件，那匹也最终留给我收容伤员，这样长途行军……”朱德听后，说：“放心，我命贱。这双脚板儿越走越精神。徐老、董老、谢老他们怎么样？”
康克清说：“都好，谁也不甘落后，还争着照顾伤病员呢。”朱德笑开了：“革命之大幸啊！”。
红军长征进驻遵义城之后，康克清就接受了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接下来几天，她每天早早起来，到群众中去，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晚上回来后，往往十分疲劳，腰酸腿痛。同时，她还在协助政治局做即将举行的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要求特务连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做好为会议服务的各项工作。
1935年1月15日，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
一月的遵义，冷风冷雨，天气很恶劣。深夜，康克清尽管很累，还是生了一盆炭火，静静等待朱德回来。炭火不是很旺，难以驱除严寒的包围。她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想跺跺脚，但抬起一只脚时却又很快地轻轻放下。她怕弄出声音，打破这夜的宁静，影响正在进行的会议。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杂沓的脚步声下楼而去，一个熟悉的脚步声朝卧室走来。散会了，他回来了！康克清一阵高兴，急忙去开门。
打开房门，走进来的果然是朱德。他虽然面带倦容，但却透出笑意。他进门就说：“你怎么还没休息呀？”康克清见朱德一脸喜色，便问了句：“看你好高兴的，会开完了？”
“是的，开完了，很成功！”说着，朱德手拉着康克清坐在炭火旁，捡起一块木炭放进火盆里，顿时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劈啪声，随之，火焰变大变旺。
看到丈夫高兴的样子，康克清的心里也无形充满了喜悦。朱德拿起火钳，拨了拨盆中的木炭，火光更亮了。他放下火钳，轻轻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
“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低声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
“当初为什么让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呢？”康克清一直对此不理解，于是向朱德发问。朱德沉思一会儿，说：“这件事情很复杂，我也说不清，更不能给你说。”康克清见朱德不说，也就不问了，转而说：“今后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也难说。”朱德说，“现在仍然很困难，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我们还得准备吃苦呀！”康克清点点头，若有所思。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命令以重兵封锁长江，阻击红军。他没有想到，红军展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北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如神行动，先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他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灭。
中央红军中的女性不多，她们没有多少机会直接参战，但还是学习了刺杀、射击等本领。康克清在红军中就有“女司令”的威名。
1935年春的土城之战打得十分惨烈，就连作为火种保留的军委干部团也投入了战斗，伤亡100多人，女战士们也被卷入战斗。当时天正下着雨，道路泥泞不堪，在地势狭窄的山坡上，身为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掩护部队撤退。子弹呼啸着从她的头上掠过，康克清拼命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险些被俘，连自己的背包都被敌人夺了去。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将朱德视为自己夺权的眼中钉。一天，张国焘的亲信在部队放出口风，说：“康克清不仅是朱德的老婆，更是朱德的情报员。她同朱德在一起起不了好作用，应当趁早将他们两人分开……”接着就采取了组织手段，免去了康克清“总部”指导员的职务，调她到他们控制的四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去，还派了一名女同志去“陪伴”她。康克清当然知道这“陪伴”不过是实际上的监视而已。
康克清拿着调令，非常气愤地找到朱德说：“我就是不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朱德看着康克清，久久没有说话。他明明知道这纸调令是冲着自己来的，但他不愿意把这层意思说明，怕惹出康克清更大的火气，从而惹出更大的麻烦。他走到康克清身边，拍着她的肩膀，把她按在椅子上，又给她倒了一杯水，才缓缓地说： “你还是去吧，这也是组织决定，要服从。四方面军的妇女运动也很重要，那里的工作也需要人去干。”
康克清说：“张国焘的目的就是想封锁你、限制你，怕我给你通风报信，他明明是故意想把我和你分开。”朱德说：“我何尝不知道呢？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把多数人都团结起来……”
康克清说：“底下好多人都说--朱老总太忠厚，太老实了，忠厚老实得竟受人欺负！”朱德凝重地、憨厚地一笑说：“人总是要老实一点好，不能闹个人意气。”康克清说：“我受不了！干脆，你带我北上找中央去吧，别留在这里了。”
朱德凝视着康克清，久久才说：“别人不了解我，你我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朱德从来不争名、不争权、不争地位、不争待遇，只求为党为人民做点事情。我留在这里，许多人包括四方面军的人，也包括一方面军的人，都可能对我说三道四，但我朱德问心无愧。这支8万多人的部队是党的，是党的宝贵财富。既然党把我派到这里来，我就要对这支部队负责，绝不会把它丢下而自己一走了之。”
康克清听着朱德语重心长的话语，不再说什么了。朱德又说：“我们千万不能单独出走，我们一出走，正好授人以柄，让他们找到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到我们头上。这些你想过吗？”
康克清默不作声了，半天才说：“四方面军那里离这里有些远。我走后，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朱德说：“你放心去吧，我这里有警卫员照顾着哩。再说，四方面军也属左路军，都在我的领导下。另外，张国焘不让我干事，我每天看文件、看书，有时还下棋、打打球，蛮清闲自在的呢。”
他们告别了。四方面军的同志大多数人对康克清很热情，她很快就熟悉了情况，开始了工作。就连那个派来监视她的女同志通过与她的接触，也发现康克清是个好人，两人的关系也慢慢好了起来。此后，康克清开始向更多的人宣传北上的正确，使他们认识张国焘的错误……
沸沸扬扬的“遇难噩耗”让人揪心
1938年2月28日，在大后方武汉，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把军民们惊呆了。报童们背着报袋在中山大道、在江汉关边跑边喊：“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为国捐躯！”“民族英雄朱德以身殉国！”“原红军总司令朱德战死在华北抗日前线！”
各种报纸的号外在武汉漫天飞扬，各式传闻不胫而走。老百姓纷纷为国家痛失英才而感到悲伤。这时，八路军办事处不时接到电话，询问朱总司令的情况。《新华日报》社也向延安发去电报，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也给八路军总部发来急电，询问情况，特别问到朱德所在位置，要求立即回电。
康克清听到有关消息后，非常着急。她知道，2月20日，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前往太行前线。随行的除10多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没想到才过几天，就听到“噩耗”传来。这时，日本侵略军司令部又通过华语广播电台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古县镇在飞机的猛烈轰炸下已成一片废墟，共匪在华北的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司令部已化为乌有，不复存在！……”
康克清听到这里，更似五雷轰顶！
一时间，乌云密布，风雪漫天。到底华北抗日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人这样揪心？！
原来，这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侵占了太原的日军在完成对部队的整理、补充后，看到中国军队在积极活动，蒋介石还打算反攻太原，便抢先发动攻势，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
2月21日，朱德率指挥部到达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作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大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
战场局势的变化很快。22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从延安来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日军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一带，请朱德判断这路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23日凌晨，东路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进入良马镇，良马地处屯留和安泽两县的交界处。朱德判断东路、北路敌军的直接目的，都是攻占临汾。因此，他复电毛泽东说，北路日军的一部分进到离石军渡一带，可能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当天深夜，毛泽东致电朱德，对日军意图作了类似的估计。他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在夺取临汾、潼关，然后进攻西安、武汉。要求朱德和阎、卫两部“在好的情形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
那时，朱德身边只有约200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很容易。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考虑到这些，朱德不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他身边那支数量很少的警卫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阻击日军。
24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由于友军曾万钟、李家钰两部没有依令及时赶到，朱德只得派左权率领少数部队前往阻击。下午两三点钟，朱德向毛泽东等通报了情况，说明“手中无兵，阻敌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到傍晚六七点钟时，曾万钟部已接近屯留，朱德命令他迅速截断屯留、良马之间的大道；李家钰部一个团也已向府城急进，准备同曾部夹击日军。另外，阎锡山表示准备抽一个团，卫立煌也准备抽一个师，星夜来援，情况有所缓和。于是，朱德致电彭德怀及八路军各部并报毛泽东等人，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的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上列各部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
25日，战场局势更加严重，友军却没有能阻止日军西进。毛泽东连连致电朱德，提出御敌对策。对北路日军，除令林彪率陈光旅配合卫立煌部作战外，还提出巩固河防的部署。他要求朱德设法抽调有力兵团于临汾府城间，正面迎击顿挫府城之敌，否则临汾不守，有牵动大局之虞。下午3时，毛泽东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应决心在敌后打。”
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于是，下令空军起飞进行攻击，试图置朱德于死地。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几个日军头目，凭着他们认识几个汉字，趴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东找西寻，终于在屯留县西北方向找到了一个“故县”，便如获至宝。他们认为这就是陆军要求轰炸的目标，立即命令出动十几架轰炸机。转眼之间，一个好端端的和平村镇变成了一片焦土，成百上千的无辜百姓惨遭狂轰滥炸。
日本空军为了报功领赏，谎报战绩说：“目标已全部消灭，再未见一个八路！”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见到八路军的影子，是他们自作聪明，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占领区的报纸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消息：日本皇军摧毁八路军总部，朱德在空袭中丧生。大后方的新闻媒体不明就里，不辨真伪争相转载。
下午4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是否府城西之旧县镇。”这几天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
当天晚上7时，日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这时，朱德仍在险境中，却从容不迫地指挥着阻击敌人的战斗。
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朱德以少量兵力迟滞日军一个旅团达3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接着，朱德又指挥部队向东北方向转进，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
后来，当康克清见到“完好无损”的朱德时，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朱德得知原委后，哈哈大笑：“我朱德有避弹神功，炸弹离我远着呢！”
与“黑司令”共患难的非常岁月
1967年1月1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这番话更使朱德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1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
就这样，中南海这片令大多数中国人仰慕和神往的地方也响起了一阵阵“打倒”、“炮轰”的口号。傍晚时分，康克清乘坐的轿车驶进中南海，忽然看见楼前围了许多人，心头“突”地一下，眼前闪出一个大问号。
只见墨迹淋漓的“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之类的标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五花八门，语气恶毒凶狠。“不！这不是真的！”康克清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
朱德站在大字报前，一言不发。康克清上前搀扶他，说：“老总，不要看了，夜里太冷。”朱德终于大声说了句：“冷什么，再冷，比过大雪山？！”
康克清说：“有什么好看的，纯粹是造谣！”朱德冷笑：“所有大字报，毕竟还有一点是真的。”康克清表示不解，朱德补充一句：“只有两个字是真的--” 身边的秘书一愣：“哪两个字？”朱德用手中的拐杖敲打地面，大声说：“--那就是‘朱德’两个字是真的，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
康克清和秘书相视无言。朱德边掉头而去，边说：“心怀叵测！不看了！没必要看啦！”
有一次，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揪出去批斗，要她承认是“走资派”，还逼康克清交代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康克清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走资派’，我和老总都没有反党、反毛主席。”
于是，康克清被迫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之后，被10多人推推搡搡地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3个大字的高帽子，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游街。卡车在北京市区的街道上绕了一圈，那10多个押运的人沿途高呼“打倒康克清！”当卡车路过中南海西门时，口号声喊得更响。
回到家里，康克清已经很疲倦了。她望了一眼背靠在沙发上的朱德，自言自语：“这倒好，你堂堂一位开国元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成了‘黑司令’，我一个穷苦的‘望郎媳’出身的老革命也成了‘走资派’。”
“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成了‘走资派’，还有什么‘走资派’呢？”朱德望一眼相伴多年的老战友、好伴侣，坦然地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 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天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想让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1976年1月8日，这是雪压冬云、举国哀痛的日子。这一天，同朱德并肩携手、志同道合的战友周恩来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朱德不胜悲痛，泪水汩汩流出。他迈着艰难的步子，来向老战友告别，庄严地向他50多年前的入党介绍人举手致最后一个军礼。
半年后，即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那颗跳动了近90年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亲人儿女，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救国强国的伟大事业。
朱德病逝后，康克清让孩子和秘书尹庆民、警卫员李廷良、徐宏、刘炳文以及护士盛菊花等给朱德换衣服。可是在家里找来找去，竟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点的。直到最后实在找不着了，家人这才想起来他根本就没有新衣服。
遵照朱德生前的意愿，康克清把他历年积存的20306.16元银行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的党费。
对于自己的选择，康克清曾坦率地说：“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