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瞿秋白、杨之华和瞿独伊在莫斯科
不久前公映的电影《秋之白华》讲述了瞿秋白光辉而短暂的传奇人生，以及他与杨之华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本文主人公瞿独伊，是杨之华之女，瞿秋白之继女。1921 年出生于上海，生父是浙江闻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瞿秋白牺牲时，她只有14 岁。今天，从发黄的历史相册上，人们已难以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我们从瞿独伊的讲述中，依稀找回了一个鲜活亲切的瞿秋白……
凄惨的现实逼迫父亲寻求新价值
长汀，闽西那重峦叠嶂中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豪杰，父亲确实是“无比壮烈”地走完了他36 岁生命的最后时刻。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要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
父亲于1899 年1 月29 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 年。常州武进瞿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父亲幼时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
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
1915 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父亲却在无奈中辍学了。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常常闷在房里读书，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虽然会有同学来坐坐、谈谈，他也偶尔到环溪大姑母家住些日子，但多是在家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 岁的少年来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不料，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 年春节刚过，他的母亲突然自杀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瞿家带来天崩地裂般的震撼。
1920 年，父亲准备赴俄之前，忧煎病迫、孤处异乡的祖父当时在一位好友家做家庭教师，他专程去济南看望儿子。父子同榻，谈了整整半宿。祖父对父亲远行赴俄非常支持，不像那些囿于俗见、要把子女拴在身边的人。父亲将祖父的话郑重记入其著作《俄乡纪程》，可见他是深有感受而铭记于心的。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识、文学情趣上对父亲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接受和发扬了。这些和祖父的影响相汇合，为父亲形成良好气质打下受用终生的文化素养的底子。家庭凄惨的现实逼得父亲趋向脱离旧环境，寻求新价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背逆原阶级，背逆原来那种大家庭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母亲至死深切怀念着父亲
瞿秋白与杨之华婚后合影
父亲在感情历程中也如同他在精神和思想上一样富有，一生有两次爱情相伴随。父亲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一位聪慧、有很高天资的时代女性。1923 年8 月，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了。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喜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便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 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父亲曾在给王剑虹好友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然而，不多时，一位叫杨之华的女性走进他的世界……
杨之华是我的母亲，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 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母亲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这时，母亲已生下我，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1922 年母亲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 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父亲当时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他以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大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母亲第一次听他的课就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母亲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向警予在一起。为人正直、纯朴的母亲，工作踏实、热情，给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被向警予向时任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的父亲推荐为勤奋好读的学生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母亲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更使父亲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父亲决定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益发加深。
母亲渐渐发觉他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才华也十分倾慕，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外婆家里，暂时回避。面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父亲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父亲也来到萧山杨家。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他们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 年11 月7 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有一次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 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听了笑着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父亲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瞿独伊在福建长汀瞿秋白纪念馆开馆仪式上
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 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而今，每当我看到父母留下的这件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文革”中，古稀之年的母亲亦遭诬陷，被“监护”了6 年。1973 年9 月，我才被允许探望母亲。一见到已身患骨癌而瘫痪在床的母亲，我的心都碎了，但只能强忍着泪水，为她梳头、洗澡、洗脚。
我要求护理病重的母亲，专案组不同意，仅允许10 天探望一次。10 月17 日那天，我突然被提早了几天通知立即去探望。料想不妙，果然，母亲已奄奄一息。这时，专案组才同意将母亲转到北大医院抢救。已病入膏肓的母亲只“呼吸”了不到3 天的自由空气，10 月20 日就与世长辞！尽管母亲是愤然离世的，但她至死都深切怀念着父亲！
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怀念终生
父母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在幸福之中，母亲总感到心里少了什么似的——沈家不让她去看我，可她却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父亲十分理解，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
在父亲的积极支持下，1925 年春天，母亲来到浙江乡下的沈家接我。但过去的公公沈玄庐十分冷酷地不许她和我见面。在沈家大姨太太的帮助下，她悄悄穿过几个庭院，进入一间侧屋，才见了我一面。母亲抱着我亲了又亲，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
过了不久，父亲母亲商定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先和沈家大姨太太商定好时间、地点，把我偷偷抱出来，然后带我回上海。
约定的那天傍晚，两人早早地来到一座小山上，焦急不安地等着，过了好长时间，看到大姨太太带着我出来了，母亲赶快迎上去，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我也紧紧地搂住妈妈的脖子。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的把我抢走了。我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母亲忍不住哭起来。
父亲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后来，我终于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来到了他们的身边，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爱与父爱。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1928 年，我随母亲来到苏联。我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这里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父亲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
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好爸爸”
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他知道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我吃。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父亲画图折纸给我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父亲把我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住脸哭了起来，这时候我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父亲放开手，哈哈大笑。我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的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好爸爸是我一辈子的好榜样
父亲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我，常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我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我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这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高尚人格的表现。在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他还惦记着我，谁又能够说，我不是他的女儿呢？
1930 年，父母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竟是我和父亲的永诀。
1935 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一批孩子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 月18 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 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 年8 月，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母亲到国际儿童院看望我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当时，母亲留任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这期间，她把我接出儿童院与她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母亲翻看着父亲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我就安慰母亲：“ 妈妈，我给你唱个歌吧。” 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因为苏德战争爆发，我结束了13 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 年随母亲回国，到达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由于久居苏联，我的中文很差，在狱中补习起了中文，同时还当上了俄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很苦，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
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我们才获得自由。
1946 年6 月10 日，新疆监狱里释放出的人员分乘10 辆大卡车，于7 月10 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我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在战争年代，我俩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各地，并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解放初期我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1957 年我回国后，“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 年，丈夫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这接连的打击对我和母亲刺激很大。1978 年，我才又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
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 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
“文革”后，我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
宋希濂如实向我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着说：“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
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