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怀宇
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在2010年9月出版后，引起颇多反响。阎明的父亲阎仲川曾任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后随即被关押审查。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亲临坠机现场的是阎明的岳父许文益。在处理坠机事件中由于蒙方通讯不畅，许文益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断然决定启用停用多年的“中苏热线”，这条“热线”又是阎明的姥爷孙继述在20年前任东北邮电总局副局长时亲率工人架设的。这些历史巧合集中在阎明身上，使他的叙述更具历史细节。
对林彪只描述不评价
阎明1952年出生后一直在部队里生活。由于父亲的特殊经历，1975年阎明被部队处理在广州当工人，境遇非常差。1980年调回北京，后来到一家出版社当副社长12年。他自称这两年比较清闲，因此才有时间写这本书。书中《我的父亲阎仲川—从作战参谋到副总参谋长》、《亲临林彪坠机现场—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我的姥爷孙继述》三篇，从一个后代的眼光，讲述和反思历史。他对林彪描述，只记录从父辈口述中所知的事实，不作任何评价。
阎仲川长期在林彪领导的“四野”工作，1969年5月调军委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作战部长由王夫之接任)。阎明写道：“父亲深知京官难当，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对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对总参内部‘文革’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态，而且不串门、不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连林彪、黄永胜家放电影时诚邀老部下参加，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去，也不让母亲和妹妹参加。为此，一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很有意见，认为父亲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领导。”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阎仲川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零6个月。阎仲川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而他被审查的重点就是关于“一号号令”的问题。阎明运用各种史料来证明此事，其中重要的旁证是汪东兴的回忆著作。
阎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在史料的采证上主要是根据当事人口述，也有些资料，还有林彪的秘书写的东西。关于“一号号令”，他一开始很含糊地把过程写出来，后来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办的人给他提了两点意见：第一是提到作伪证的人，可以点事儿，但是不要点人名;第二要引用一些书证，作为旁证。于是，阎明找了很多资料，“把该书丰满起来。感谢新闻出版总署和党史办对历史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介绍，《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自己前后写了十年，出版过程中一共审了一年。
白求恩骂得他狗血喷头
除了写自己的父亲、岳父、姥爷之外，阎明的《虽九死，犹未悔—记红军战士欧阳启旭》一文是应欧阳启旭的子女要求而写的。“白求恩刚到八路军晋察冀总部的时候，第一次巡诊就是欧阳启旭陪着去的。聂荣臻老婆生孩子难产，他跟白求恩一块儿走了一夜，去搞接生。平常白求恩做手术，他打下手。”阎明介绍，“有一次，欧阳启旭消毒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注射器的针管打碎了。白求恩差点揍他，骂得他狗血淋头。那时候八路军很困难，这些东西很少，他跟我讲那时候制式手术器械简直是宝贝一样。所以白求恩有时候发脾气也是对的，他对技术还是精益求精的，但是脾气不是太好。”
阎明也写一些跟自己有相当交往的前辈。在《柯柏年百年》中，他描绘一个富有人文情怀的前辈。阎明说：“柯柏年没有留过洋，但是英语非常好。毛泽东都很信任他了。老头生活上很低调。他虽然是跟革命部队工作，毕竟还是个文人。我跟他接触很多，我对这个老头非常喜欢。他也很喜欢我们这些孩子，没大没小。嘻嘻哈哈开开玩笑，像个大孩子。老头身体非常不好，但是活到84岁。他的子女，也就是我的亲戚说了：关键是老头心态好。他要是心态不好，天天怨气满天，早都不在了。”
阎明自认有“四野情结”，关于“四野”的资料，很多都是他父亲提供的，“因为他亲历了‘四野’史，包括机关的一些经历，我会看，去挖掘。”而在写《平型关往事—70年前的血与火》时，阎明专程去了一次平型关，没有找任何人接待，坐了慢车，到平型关站下车，从庄稼地走到老乡家里，在那里待了两三天，每天花一百块钱请向导带他到平型关四处走，分别体会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当时的感觉。回来后，阎明把当时参加平型关战役的主要领导人的子女都采访了，在一手资料上下了大功夫。阎明说：“我父亲是没有参加平型关战役的。还是我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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