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生前曾多次遭遇暗杀事件。
近期热播的电影《十月围城》，引发了一轮“孙中山热”。影片讲述的故事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05年在香港遭清廷杀手行刺，为了保卫他，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包括商人、乞丐、车夫、学生、赌徒等，纷纷慷慨赴义。对此，历史学家表示，这部电影的情节轰轰烈烈、让人感动，实际上却属虚构。不过，它对孙中山惊险人生的描绘，却是真实的。
在伦敦被绑架
19世纪末，以推翻清廷为己任的孙中山，被清政府悬赏通缉。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麦竭斯底”号轮船，从美国纽约出发，赶往英国利物浦。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获悉其行程后，立刻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孙文于九月二十三日礼拜三，搭‘麦竭斯底’号轮船至英国黎花埠(今利物浦)登岸。”
龚照瑗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使馆参赞——英国人马格里，前往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协力缉拿孙中山。但这一要求被英国外交部拒绝。龚照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侄子龚心湛与马格里找来的私人侦探，一起从英国首都伦敦潜往利物浦，跟踪孙中山。
9月30日，孙中山抵达利物浦，并于当晚乘火车到达伦敦。他不知道，一路上，龚照瑗派出的私人侦探，一直在不远处盯着他。他刚刚走下火车，龚照瑗就向北京发回一封密电：“……该犯现由美到英，改洋装无辫。(英国)外交部以(中国)无在英交犯约，不能代拿。现派人密尾行踪。”
第二天，孙中山来到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拜访英国老师康德黎。两人寒暄之后，康德黎在其寓所附近，给孙中山找了一家私人旅馆住下。此后，孙中山每天都会去老师家中拜访、畅谈。一天中午吃饭时，康德黎对孙中山开玩笑说：“中国公使馆同我是邻居，你不去拜访拜访吗?”他的夫人闻言，连忙警告孙中山：“他们要是看见你，会把你抓住送回中国的。”
没想到，几天后，孙中山真的出事了。
10月11日，星期日。上午10点半，孙中山像往常一样走出旅馆，准备去康德黎家，和他一起去教堂做祷告。半路上，一个东方男子从后面赶上来，用英语问孙中山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孙中山说：“我是中国人。”那人又问他来自哪个省。孙中山答说：“广东省。”那人马上称自己也是广东人，名叫邓廷铿。随后，两人用广东话聊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孙中山的身旁，一左一右各冒出了一个“路人”，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
又走了一会儿，邓廷铿对孙中山说，他就住在不远处，想请孙中山到家中小坐，叙叙乡情。但孙中山要去康德黎家，所以极力推辞。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一栋楼房门口。邓廷铿和两名“路人”不由分说，一把将孙中山拉了进去，把他关进楼上的一个房间。
不久，马格里走了进来。他对孙中山说：“中国总理衙门早就在等你回去了。你先在这里住几天，等安排好轮船就送你回去。”孙中山直到此时才明白，自己已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想要不被押解回国，他必须想办法自救。
囚禁孙中山的那栋楼房，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墙外就是人来人往的街道。马格里离开后，孙中山从身上找出一张纸，给康德黎写了一封求救信。他用信纸包着硬币，攥成一团，隔着窗户朝马路上掷。但是，纸团落在院子里，被使馆的人捡到，交给了马格里。马格里立即派人把窗子封死，以免走漏风声。
孙中山并没有放弃希望，一直在琢磨脱身之策。10月16日，使馆的英国仆人柯尔走了进来。孙中山突然灵机一动——多数英国人同他一样，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个机会。于是，他开始同柯尔攀谈，巧妙地聊起了基督教。很快，同为基督教徒的柯尔对孙中山的经历感到同情，爽快地同意将求救信送出去。于是，孙中山又给康德黎写了一封信：“予于前礼拜日，被华人始则施以诱骗，继则复骤加强暴，将予幽禁于中国使馆中。一二日后，使馆将特雇一船，解予回国。回国后，必被斩首。奈何?”
10月17日下午，正在焦急打探孙中山下落的康德黎，收到了求救信。看完信，康德黎更加担心了。他匆匆地跟妻子打了声招呼，就赶往马格里家，希望得到后者的帮助——他并不知道，马格里正是诱捕孙中山的主谋之一。好在马格里当时并不在家。康德黎遂向伦敦警方报告了孙中山被绑架之事。
10月18日一早，康德黎再来到马格里家，又扑了个空。他只好去找自己的好友、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孟生博士。康德黎刚刚在孟生家坐定，柯尔就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他是来向康德黎报告重要“情报”的——马格里是绑架案的幕后主使之一，不能让他帮忙!
康德黎和孟生听完柯尔的话，一致认为，只有英国政府出面，才能救出孙中山。二人立即赶往英国外交部。但是，当天是星期天，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全都在家休息。二人只好留下口信，忧心忡忡地打道回府。
在往回走的路上，康德黎和孟生都觉得，必须分头采取行动，以防使馆方面紧急押解孙中山出境。随后，孟生径直闯进使馆，要求见孙中山。他警告说，如果使馆方面秘密转移孙中山，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使馆自负。而康德黎则雇了一名私人侦探，叮嘱对方一定要在中国使馆外彻夜蹲守。接着，他连夜赶到《泰晤士报》社，向该报披露了孙中山被绑架的消息。
第二天，康德黎奉英国外交部之命，就孙中山被诱捕一事，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当天，伦敦政府根据英国外交部的通报，派出6名侦探，监视清政府驻英使馆。
10月22日，英国外交次长山德森致函马格里，宣布英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决定对此事加以干涉。同日下午，英国《地球报》的记者采访了康德黎，并以《革命家被诱捕于伦敦》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伦敦的其他媒体纷纷跟进，揭露中国使馆的这一丑闻。消息传出后不久，使馆门口就聚集了几千名闻讯赶来的伦敦市民。他们不断高声叫喊，要求释放孙中山。与此同时，英国外长沙里斯堡，向中国使馆发出了正式照会，要求中国公使根据国际公法和惯例，释放孙中山，“否则，英国将把清公使驱逐出境”。
在英国政府的严密监视下，龚照瑗一直无法将孙中山偷送出去。他在发给北京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诉苦说：“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犯党在馆旁巡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竟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
10月23日下午，在英国外交部人员和伦敦警方的陪同下，康德黎一行来到中国驻英使馆，将孙中山接回家。英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许多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和评论。孙中山的名字，就此传遍了全世界。[FS:PAGE]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举行首次内阁会议。
在南京遭行刺
孙中山在伦敦遭绑架之后，海外华人、华侨对他的人身安全极为关注。一些习武团体或个人，纷纷毛遂自荐，不顾他的婉谢，追随其左右。
在追随过孙中山的众多保镖中，有一对“姐妹花”。她们就是与秋瑾并称为近代中国“三女杰”的尹锐志、尹维峻姐妹。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当时，孙中山正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并为此筹款。他听到这一喜讯后，立即动身，乘船回国。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消息传到南京后，各省革命党人的代表，一致推选其出任临时大总统，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清廷对抗。
此时，对革命党人来说，保护孙中山的安全，成了头等大事。
旧上海黑社会横行，处处暗藏杀机。孙中山抵达上海的当天下午，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意外地收到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情报：有人企图行刺孙中山。他立即下令上海军警加强警戒，同时将情报通报给了孙中山的保镖尹锐志、尹维峻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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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下午4点，孙中山按原计划来到哈同花园，同上海各界人士会面。他的身后，跟着一位文静的女秘书(尹锐志)，而女秘书的身后则跟着一个侍女打扮的“小姑娘”(尹维峻)。宴会结束后，众人走进一个大厅，观看演出。孙中山与陈其美并肩坐在前排;尹锐志就坐在孙中山身后的座位上;尹维峻则到处走动，与人交谈。演出进入高潮时，台上的一名武打演员展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引得全场喝彩。就在此时，尹锐志突然拔出手枪，将舞台上的两盏大吊灯击灭。尹维峻见状，立即飞身跳上舞台，摁住了那个武打演员——他正是企图行刺孙中山的杀手!原来，当时演艺界有一条行规：演员在演出时，不能看台下的观众，只能专心演戏。而那个展示高超功夫的演员，开场后却频频向台下窥望，直到演出进入高潮后才开始卖力地表演，试图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再伺机下手。不过，他的伎俩最终被尹氏姐妹看穿，孙中山得以躲过一劫。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乘坐火车，从上海出发赶赴南京，并于当天晚上10点举行临时总统就职典礼。第二天下午，他带着一名文职秘书，走出总统府，沿街体察南京民情。其间，尹氏姐妹混在不远处的人群中，严密观察周围的动静。在夫子庙内，孙中山看到，象征共和的五色旗，已经取代封建王朝的龙旗。触景生情的他，站在一张椅子上，开始进行他出任临时大总统后的首次演讲，呼吁废除封建等级、礼节和称谓，传播“国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观念。孙中山侃侃而谈，市民们则奔走相告。很快，街头的人流向夫子庙拥去。
此时，危险再次逼近了孙中山。在奔向夫子庙的人群中，藏有3名来自广东的刺客。他们是清廷江南提督张勋逃离南京时留下的散兵游勇。听说孙中山正在街头发表演讲，他们当即决定展开刺杀行动。他们相信，若能成功行刺孙中山，清廷一定会对他们论功行赏。此三人中，官阶最高的“哨官”(相当于连长)带着一支左轮手枪;“棚长”(相当于排长)带有一支状元梅花笔(一种锋利的兵器);“骁勇”(普通士兵)的绑腿中插着匕首。他们以为南京街头的人听不懂粤语，便肆无忌惮地商量好了分工：“骁勇”负责行刺，其余二人负责掩护。但他们没料到，懂粤语的尹氏姐妹不仅早已盯上了他们，还将他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姐妹俩互相递了个眼色，很默契地完成了分工。尹锐志负责对付“哨官”和“棚长”，尹维峻盯住“骁勇”。“骁勇”离开同伴后，尹锐志立即走到两名刺客面前，双手齐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下二人的手枪和状元梅花笔。跟踪“骁勇”的尹维峻则发现，对手似乎有些功夫，便决定智取。她乘“骁勇”不备，将其绊倒在地，并眼疾手快地抽走了他身上的匕首。不一会儿，“骁勇”挤到了孙中山的身边，伸手去摸绑腿，却发现匕首已不翼而飞。他吓得掉头就跑，哪里还顾得上动手!
临时政府陆军部长黄兴得知此事后，高兴地称赞尹氏姐妹为“革命女侠，民国功臣”。[FS:PAGE]
孙中山和宋庆龄。
在日本躲暗杀
1912年，孙中山将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了袁世凯，以换取其反清。但袁世凯很快就露出了专制独裁的真面目。1913年3月20日，他派人刺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此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用武力讨伐袁世凯。但不足两月后，讨伐行动宣告失败，孙中山被迫南下广东。
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电告香港情报人员采取行动，企图暗杀孙中山。电文中说：“匪首孙文，前日乘德公司船赴粤，望速密商宝璧等舰，佯往欢迎，接赴粤省，诱上舰后，出口处死沉海。执行人员除补官赏勋外，并奖洋十万元。”
1913年8月3日，孙中山乘德国轮船“约克”号到达福建马尾。了解袁世凯政府内情的日本驻华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少佐，上船面见孙中山，告之福建不宜久留。他建议孙中山改乘日轮“信浓丸”，
经台湾转赴日本。孙中山接受了建议，于次日抵达台北，下榻于梅屋敷(现台北中山纪念馆)。当时的梅屋敷，是一家日本料理店。孙中山在此居住期间，受到日本警方多名警卫的保护，外人都不知他的行踪。
8月5日，孙中山离台前往日本。其间，日本政府曾致电台湾总督，要他劝孙中山转往日本以外的其他地方，但被孙中山拒绝。途中，他曾通过电报告诉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等人：“希在日暂住，俾便指挥。”
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见劝说无效，准备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不准孙中山登陆，并要逮捕他。但是，和孙中山交好的犬养毅认为，日本政府不该因孙中山暂时的失败就冷待他。他决定亲自去找山本首相进行交涉。
8月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神户港。神户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带领警队登船搜查。船长郡宽四郎是孙中山的旧友。他机警地让孙中山躲进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然后若无其事地把事务长请进办公室喝茶。3个小时过去了，警察们一无所获，只得悻悻地下船离开。孙中山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
几乎与此同时，在犬养毅的劝说下，日本首相最终同意孙中山上岸，但要求他不能公开走动。
但是，危险仍然没有消失。袁世凯在孙中山乘船离开福建时，就已发出密令，要求驻日大使馆组织暗杀团，在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实施暗杀行动。一时间，刺客们四处活动，到处探听孙中山到达日本的确切消息。
8月17日，孙中山在几名日本便衣警察的护送下，辗转来到了日本首都东京。
在东京期间，孙中山隐居在头山满家隔壁的一座住宅内，4名便衣警察与他同住，提供不分昼夜的保护。所有来探望他的人，必须先经过头山满家的一个通道，然后由便衣警察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如同意见面……(访客)接受便衣警察的搜身，看是否暗藏有凶器及危险物品等，完毕后，再脱鞋……穿过十二三张榻榻米的走道，到孙文房间的外面，通报一声，打开房门，再进到孙文的房间。”
孙中山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在东京住了两年零九个月，成功地避开了袁世凯的暗杀。
在广州遇叛变
在孙中山遭遇过的暗杀事件中，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1922年。
当年6月中旬，广东军政领袖陈炯明背叛革命，决定发动叛乱。他秘密发出手令：16日凌晨3点进攻孙中山的官邸，凡捉住孙中山的官兵，奖赏大洋20万。
6月15日，从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孙中山就不断接到陈炯明要发动叛变的报告，但他一直不相信，坚决不肯撤离官邸。16日凌晨2点，官邸内的卫士们清晰地听到了叛军集合的号声。在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卫士们强行给孙中山换上一件白布长衫、戴上一副墨镜，将他装扮成医生模样，在两名卫士的护送下离开。
当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有孕在身，不便同行。离开前，他特意安排两名可靠的卫士负责保护夫人。
拂晓前，叛军开始攻击孙中山的官邸。仅仅五十余人的卫队毫不畏惧，一直坚守到下午4点。但叛军靠着优势兵力，发动强攻，最终从后门攻入。突围时，两名卫士由于过于紧张，竟将宋庆龄带进了陈炯明部队一个军官的住所。幸好这名军官富有正义感，帮助宋庆龄脱离了险境。经历这次奔波，宋庆龄腹中的孩子不幸流产。
在攻破孙中山的官邸前，守在外面的叛军，一直在等着孙中山乘车出来，以便进行狙击。但直到冲进去后，他们才发现，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已逃脱。
陈炯明发动叛变，意味着广东也成了不宜久留之地。两个月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取道香港转赴上海。途中，他对身边的随行人员说：“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果然，仅仅半年后，孙中山的军队就重新杀回广州，夺回了对广东的控制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