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党中央委任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刚刚创建一个月，日军就对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围攻。在这次反围攻作战非常紧张的时候，聂荣臻找来当时担任晋察冀省委书记的黄敬和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同志，商讨创办党报的事宜，决定派舒同负责党报的筹备工作。很快，就在反围攻胜利结束的前十天，即1937年12月11日，这张石印的党报就在根据地中心阜平城创刊了。同一天，还成立了抗敌剧社。当年沦亡敌后的广大同胞，终于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报纸。当群众从报上得知八路军一连打了七个大胜仗的消息，不约而同地带着用丝帛制成的锦旗，奏着笙箫鼓乐，到阜平城欢庆胜利。
指导办报
1938年8月16日，在五台山的穷山沟和寺庙里，终于印出了第一张铅印党报《抗敌报》。聂荣臻称初期的《抗敌报》为“民族的号筒”。
华北八路军打了“百团大战”，取得空前伟大胜利。《抗敌报》隔日刊已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1940年11月7日，正是军区成立三周年之际，《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双日刊改日刊。这是这张党报发展壮大的里程碑。聂荣臻给新出版的《晋察冀日报》题词:
坚持敌后抗战整三年，边区子弟兵愈战愈强，《抗敌报》更以新的姿态——《晋察冀日报》出版，我们的宣传战、思想战也愈战愈有力。
《晋察冀日报》在聂荣臻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坚持出版十年多。《晋察冀日报》虽然只是反映这个模范根据地的局部，这张报纸的文字也不那么精美，但它是一个著名的历史见证，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
到了1948年，《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报纸合并，成为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距西柏坡不远的里庄，既是《晋察冀日报》终刊地，也是华北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地。《晋察冀日报》6月14日宣告终刊。《终刊启事》由邓拓起草、聂帅审阅后刊于报端。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1939年4月，《边区文化》也创刊了。聂荣臻在创刊号上题词说:“《边区文化》是晋察冀军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将更是战胜日寇有力的一支文化正规军。”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聂荣臻为创刊号题词:
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地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这本创刊号，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更为可贵的是，众多的新闻摄影工作者，用生命和血汗的代价，深入前线，深入群众，拍下了数以千计的历史镜头，成为晋察冀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生动的历史见证。
关怀“反战同盟”的成长
1941年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指示，聂荣臻发布了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训令。各部按训令要求，派出30多个武装宣传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深入敌占区，历时40天，散发宣传品130多万件，召开伪军和伪组织座谈会250多次，产生了重要影响。1月寨北村高干会议后的3月间，他又发布了第二期政治攻势的训令。训令要求各部像上次宣传攻势那样，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日军占领区，散发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还可以继续利用关系，召开伪军、伪政权组织人员及其家属的座谈会，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于孤立必败的境地，动员敌占区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帮助边区军民的对敌斗争。
各部先后派出有几十到上百人的武装工作队60多支，携带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工作。如对日军的宣传品，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由日军被俘人员中的进步分子组成)”等成员设计拟制的。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如传单先说一些贺年、祝贺樱花节的话，然后再说别的道理，慰问袋除宣传品以外，还装有日本国内的招生广告、“通行证”、边区产的土特产等。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他们有的还成功地在堡垒附近与日军进行了樱花节联欢会。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引起了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的思乡厌战情绪。对伪军政人员，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或用喊话筒对伪军据点喊话，告诉宣传品放在什么地方。大部分伪军不敢反抗，有的伪军还与工作队员对话对歌，叫今后多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特别是武装工作队召开的伪军政人员家属座谈会，气氛活跃。
聂荣臻在一张针对伪军政人员的布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号召:“审时度势，翻然悔悟，举义反正，为国杀敌，以赎前愆”，并警告，执迷不悟者，定当国法从事。这样的布告，竟然贴到了石家庄日伪军的碉堡底下。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更是活泼多样。随队行动的文艺工作者，向群众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话剧、活报剧、快板、歌曲、大鼓、花鼓等节目，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事迹，使敌占区人民群众受到极大振奋。
聂荣臻听到不断传来八路军武工队开展政治攻势的胜利简报，深感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是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政策的有效方法。因此，1942年5月，他在转发八路军总部关于《反蚕食斗争指示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1/3或1/2的正规军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对集中整训，轮番调换。”
正是在这种对敌政治攻势轰轰烈烈展开并初见成效之时，1942年5月7日，聂荣臻为“反战同盟”题词一幅:
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军阀，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的友善!
为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题联
适逢边区政府成立五周年之际，1943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平县城南庄乡的温塘村召开(此会本应两年前就召开，因当时形势恶化而推迟)。此时，晋察冀边区已辖有13个专区。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会前，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和宋劭文等一起，高兴地接见了来自边区各地、各阶层、各党派的288名代表。这些代表中有不少人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冀中和冀东等地穿越敌人封锁线赶来的。这次参议会比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更具有广泛性，其中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开明地主、绅士、学者及社会名流占了总数的1/3以上。另外，日本反战同盟以及记者、科技人员等中外来宾和政府各界80多人列席了会议。在大会正式开始之前，聂荣臻邀请与会代表参加了阅兵典礼。为了防止暴露目标遭到空袭，阅兵式在晨光熹微之时，在通往城南庄的杨树林边一片开阔地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使代表们，特别是来自敌占区和五台山寺庙的代表大开眼界，异常振奋。
大礼堂里电灯通明，炭火熊熊，所挂的100面献给大会的锦旗更是光彩夺目。 聂荣臻为边区参议会题写了一副对联:
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
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会上，聂荣臻代表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向端坐在铺着草席的泥制长凳上的代表们汇报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应邀列席大会的燕京大学英籍教授班威廉夫妇称赞边区参议会和“三三制”政权的实现，是一个“奇迹”，是近代史中民主政治建设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重大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