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是在王明“左”倾错误占据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是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土地路线、贯彻“左”倾土地政策的产物。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在查田运动中，他力求把运动引向健康的方向，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领导查田运动的实践，为以后正确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
1933年6月至1934年上半年，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是在王明“左”倾错误占据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提出的正确土地路线的否定，是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的产物。那么，当时已被解除了中央苏区党权、军权，只剩下临时中央主席职务，实际上处在被排挤地位的毛泽东，又为什么亲自出面领导了中央苏区这场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呢？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些探析。
一、查田运动是否定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贯彻王明“左”倾土地政策的产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自1927年秋创建至1931年2月，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根据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考察和当时土地革命的经验，初步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其土地分配的基本政策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一切公共土地，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同时，对于地主、富农也同样分配一份土地，给以生活出路。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确认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有所有权，他人不得侵犯。在这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健康发展，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政治、经济上的翻身，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持革命战争，建设苏维埃政权，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然而，自王明“左”倾错误者占据中央领导地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提出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却遭到了反对。1931年1月，王明指责中央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一切人平分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口号，均是缺乏阶级的立场”。[1]P380他们照抄国际决议，照搬苏联经验，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2]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土地政策。为贯彻这套“左”倾土地政策，王明等“左”倾错误者除了三令五申要求中央苏区执行符合国际路线和阶级路线的土地政策外，还以文件形式传达到中央苏区。4月中旬，又派中央代表团到达赣南去贯彻执行。9月1日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中，指责中央苏区“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态度”，强令必须“坚决的去执行国际和中央所指示的全部”。11月10日，对苏区中央局8月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大兴问罪之师，逐条进行批评。为了进一步强制推行他们的“左”倾土地政策，11月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责苏区在土地斗争中 “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手段强令各地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强调指出凡“不合本法令原则的，则须重新分配”。1932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中规定：“必须完成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随后，各地苏维埃政府先后发布查田运动的条例，开始查田检举运动。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直接对中央苏区整个工作发号施令，并全面推行“左”倾土地政策。2月1日，临时中央通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发出的第2号训令，责令全苏区马上“重新分田”和“查田”。2月10日，博古以临时党中央书记的身份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提出“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6月1日和2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苏区中央局先后发出的《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认为:“差不多占80%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的中央区“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地主豪绅和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区和乡中间，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并认为导致这些错误的发生都是由于“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造成的。于是，一场旨在反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推行王明 “左”倾土地政策的错误运动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了。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广大干部曾抵制“左”倾土地政策，不支持开展普遍的查田运动
“左”倾错误者推行“左”倾土地政策，新的苏区中央局也多次强调要查田，但由于“左”倾土地政策脱离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际，遭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
当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传达到中央苏区，1931年4月17日，项英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的决议》等，在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提出：“确定以人口平分，在没有平均分配好的地方，要立刻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已经分配好了的地方，就要肯定土地私有，不得动摇再分。” 8月21日，当“左”倾错误者以中央名义起草的《土地法草案》传达到苏区后，苏区中央局迫于“左”倾错误的强大压力，表示按《土地法草案》的规定彻底的重新分配一切土地，但在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却仍然承认“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这两个决议在主要原则方面坚持了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延滞了“左”倾土地政策的贯彻。
对以上两个决议案，“左”倾错误者极为不满。在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非阶级路线”，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办法是“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法律形式把《土地法草案》固定下来了，并以此为据开展土地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与他们的预料大相径庭。1932年4月13日《红色中华》发表唯俊《关于土地问题的几句重复话》，说：“信丰是经过两年土地斗争历史的地方”，现在按照新土地法重新分配土地，“收回土豪家属的田，将富农的肥田换给贫农”，按理应受到广大贫雇农的欢迎和拥护，可真实情况却是有些农民干脆说:“分来分去，到底分到哪年哪月止？我不要了。”但是，“左”倾错误者对这些检查出来的真实情况却置若罔闻，依然加紧贯彻他们的“左”倾土地政策。1931年11月10日在《中央为土地问题致苏区中央局的信》中强调要加紧反对“农村党组织内的富农路线”，因为苏区农村“党的领导机关内部，依然充满了地主和富农分子，地主和富农通过这些分子施加影响于党的路线”。 1932年6月27日在《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指出：“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今年秋收前，苏区的土地问题，必须得到实际的全部的彻底解决，地方上全部的重新分配或部分的收回掉换”。
毛泽东是竭力反对“左”倾错误土地政策的。在“左”倾错误者讨论如何开展查田运动时，他“表示犹豫，认为中央苏区土地问题已解决，应使土地稳定在农民手中，以增加粮食生产，不宜再事查田，动摇农民的生产情绪”。[3]P412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过去把富农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一概没收了，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没有分山。现富农耕牛农具须向人租，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现在富农家比雇农还差。”这种“对富农的政策是错误的”。1941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中说：“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不给地主一份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红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没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没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马列主义呢？”[4]P342面对“左”倾错误者要求全面开展查田运动的错误指示，毛泽东根据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把苏区分为新发展区域、斗争深入区域和斗争比较落后区域三种，指出：“只有在斗争比较落后区域里，查田查阶级才是这些区域里的中心工作。”[5]
毛泽东在开始抵制后，为什么又亲自出面领导了中央苏区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毛泽东面对极“左”错误的高压，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被迫执行查田的决议和法令
1933年5月26日，洛甫在《红旗》上发表题为《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号召:“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这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还明确提出:“把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同清洗苏维埃政权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结合起来。”1933年6月颁布的《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也宣布“中央区差不多占80%的面积，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要求“查田运动要联系肃反及检举运动及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全部改造来进行”，要 “清洗一切混入党与苏维埃机关的地主富农的暗探”，“一切直接、间接阻碍查田运动的人，都应受到严厉的或最严厉的惩罚”。
为了营造声势，排除障碍，从1933年2月开始，“左”倾错误者运用中央的权力，在福建集中火力批判所谓的“罗明路线”，在江西开展反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的斗争，指责他们“反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甚至主张‘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富农路线，要求他们彻底转变，“否则立即开除党籍”。[6]这些斗争，目的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王明的“左”倾错误得以在整个苏区全面贯彻。在中央，“左”倾错误者在对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和谴责”后，又鉴于其在中央苏区无与伦比的威望，又责成他“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贯彻查田运动”，作为他“改正错误的考验”。[3]P413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毛泽东被迫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1933年春，毛泽东派干部到叶坪乡进行查田运动的试点，并以政府名义“发出训令，召开八县查田会议，展开查田运动”。[3]P413
毛泽东这种选择是当时形势导致的结果。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毛泽东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一名共产党员，只能在保留个人的正确主张的同时，服从组织纪律，执行中央决议。因此，他被迫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也在情理之中。正如李维汉同志所说:“1931年王明宗派首先把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取消了，1932年又把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取消了。他没有承认强加于他的错误路线，但是他非常守纪律，服从多数决议。……如果他不是采取这个态度，党可能分裂，那以后还有什么遵义会议？他对王明路线也是抵制了的，什么富农路线，什么游击主义，他都没承认。……他在那个时候，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是尽可能在党的领导下做点工作。”[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遭受何种不公平待遇，始终以大局为重，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又能服从组织决定，把铁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原则性高度地结合起来，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和豁达气度。
(二)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既是出于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的需要，又是其一心为民的体现
赣南闽西的土地革命，在“左”倾错误者占据中央统治地位之前，随着粉碎敌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而蓬勃发展。到1931年春，我党初步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在这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赣南、闽西区域内发动了多次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动，土地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土地革命是一场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国革命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当时，相对于强大的国民党军来说，红军力量显得相对弱小，革命根据地和敌占领区经常出现变更，致使苏维埃政权不够稳固，导致群众存在这样那样的思想顾虑；同时，战争频繁，有时敌我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农村封建势力和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各地土地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正如毛泽东所提出的:“要真正打倒封建势力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件，还要打破房界、姓界，要反对包庇破坏活动，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8]参加过查田运动的朱开铨等人回忆：“瑞金县1930年和1931年两次分田中，确有大地主隐瞒田亩，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好田，真正贫农分坏田引起群众不满的事。还有地主富农分子诬陷打击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事发生。”毛泽东把当时的问题归结为三点:“第一，30年和31年两次分田是和平分田，土地革命不彻底。第二，主要是没有深人开展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去斗争地主。第三，基于前两点使得一些地主富农隐蔽下来……造成阶级阵线的不清，干部队伍的不纯。”[8]因此，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检查有无错划和漏划的地主、富农，深入解决土地问题，巩固革命政权，在土地革命发展之后进行一次复查是必要的。 基于此，1933年2月，毛泽东组织人员到瑞金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的试点。叶坪乡是中央所在地，又是一个落后乡，封建半封建势力还没有彻底打倒，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许多革命工作任务没有很好完成。经过查田斗争，解决了分田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问题，肃清了反革命，很快改变了落后乡的面貌，取得了查田工作的经验。随后，查田试点进一步扩大到云集区和壬田区，取得了更多经验。经过试点的检验，说明中央苏区确实有一部分落后地区还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总结这种情况时，毛泽东指出:“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同时，依照三个发展阶段，大致存在三种区域：“(一)新发展区域，中心工作是没收与分配土地；(二)斗争深入区域，中心工作是土地建设；(三)斗争比较落后区域，其中心工作才是查田查阶级问题。”[5] 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大的发动起来，封建势力还没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还有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在暗藏着、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在各地暗中活动破坏革命。”[5]但“左”倾错误者却认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之所以进行得不彻底，是由于执行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造成的，这显然与毛泽东指导查田运动的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三）毛泽东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尽己所能，希望把查田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后，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力所能及地把查田运动引向健康的方向，尽最大努力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一点上，他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试点获取经验，把握查田运动的正确方向。1933年春，毛泽东派人到叶坪乡进行查田运动的试点。毛泽东通过试点，获得了如何划分剥削阶级成分、区分剥削方式、时间和数量，以及如何区分地主同富农、富农和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界限等方面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指导查田运动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1933年6月17日, 毛泽东《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系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9]为了正确执行这条阶级路线，毛泽东强调：一是必须坚决地依靠贫农。二是巩固地联合中农，这是查田运动的中心策略。三是要严格区分地主和富农，反对消灭富农经济的倾向。1933年6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10]毛泽东关于富农、中农政策的阐述，对防止过“左”政策，搞好查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是排除“左”倾政策的干扰，积极引导查田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在查田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等报告和文章，详细阐述了查田运动的目的、意义、策略路线，并部署了步骤和方法，以此指导查田运动的开展。明确规定查田运动的第一步是“讲阶级做宣传”，第二步是“查阶级”，第三步是“通过阶级”，第四步是“没收分配”等步骤。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指出：“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并且进一步强调“查这些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11]在查漏划的同时，也要查错划了的。
三是提出科学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解决土地革命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土地革命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划分阶级成分，它关系到土地革命能否胜利完成。查田运动中，各苏区相继颁发过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但存在混乱不统一的现象。特别是“左”倾错误者统治中央后，任意扩大打击面，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往往就高不就低。为了纠正阶级划分上的混乱状况，1933年，毛泽东在他6月撰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10月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等文件中，在科学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根据地农村的实际，对准确划分阶级成分提出了正确的意见，对纠正“左”倾错误起了很大作用。特别重要的是，在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划分阶级成分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区别地主富农的主要标准是劳动，区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主要标准是剥削量和剥削时间。
四是严格把握政策标准，坚持有错必究。由于缺乏经验，更主要是“左”倾政策的不断干扰，导致查田运动不断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如许多地方出现了将中农上升为富农，把富农上升为地主而全部没收家产的。为此，毛泽东在《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对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过去弄错了，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应该推翻原案。”“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即使田已分了，也要抽出赔他。”对于富农的赔偿问题，毛泽东则认为“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办法。”这在当时 “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对富农的赔偿办法和坚决反对违反联合中农政策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的思想，确实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
毛泽东以上的这些意见和措施是基本正确的，也符合当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广大农民从心底拥护和欢迎。正当查田运动开始沿着毛泽东所引导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在党内大反“右”倾，撤免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查田运动又出现了新的反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恶果。
纵观整个查田运动，毛泽东一直是处于被“左”倾错误者排挤和批判的地位。虽然毛泽东力求在错误的运动中推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最终仍然无法挽救查田运动失败的结局。毛泽东在逆境中坚持的正确意见，总结的实际经验，无论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对中国的土地革命作出了贡献。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办公厅，江西 井冈山 3436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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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M].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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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迈.为党的路线而斗争[J].斗争，19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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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开铨.回忆查田运动[J].党史研究，1981(1).
[9]毛泽东.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J].斗争,1933(24).
[10]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J].红旗周报,193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