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决策后，中国共产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学习哲学的高潮，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党的理论建设。其经验，在今天仍颇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把哲学视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确进行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并感觉自己对此掌握得不够，因此在长征到陕北后大力“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而以哲学为主”。他对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亲历其境的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中描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1938年春，潘梓年出版了一本哲学著作《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对之感觉“颇为新鲜”，于是只用3天时间，就读完了该书。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从猿到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阅读了当时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其他中外哲学著作，如塔乐海玛的《现代世界观》、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和《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并对所阅读的哲学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与此同时，他花费很大的精力研究哲学问题。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集他俩和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十余人，召开哲学座谈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且非常认真地探讨有关问题，如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中的“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提出异议，致信说：“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对于陈伯达撰写的《墨子哲学思想》，毛泽东写信告诉他说：“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并两次详列了他的七点意见和三点补充意见，致信张闻天“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日理万机，而毛泽东如此痴迷哲学问题的研究，这在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足以说明毛泽东对学习哲学深远意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重视。
延安形成学习哲学的高潮
经过毛泽东的倡导和各种宣讲，在延安形成了研究学习哲学的浓厚气氛。
一是，成立了一些研究哲学的团体。颇负盛名的是延安新哲学会，从1938年夏天成立，一直持续到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它集合了当时延安的哲学家和主要学者，举办各种哲学报告会、座谈会和哲学年会，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影响广泛而深远。再如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毛泽东任会长，陈云任副会长，参加者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四五十人，它也坚持到 1942年，主要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1940年，先后成立了“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又叫“《反杜林论》读书会”）和“自然科学研究会”（到 1941年底，该研究会会员达330人）。
二是，出版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反杜林论》、《斯大林的早年哲学思想》等。编纂了一批哲学教科书，如艾思奇的《哲学讲座》，柯柏年、王石巍的《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博古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吴黎平和艾思奇的《唯物史观》，艾思奇的《哲学选辑》以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以解放社名义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等。
三是，组织了许多学习小组。如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黎平、杨超、和培元、何思敬、肖劲光、莫文骅、张仲实、叶子龙等。每周活动一次。每次总是毛泽东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杨超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在小组中征求对他著作的意见，讨论时毫无拘束，就在他家中开会……我们在讨论中，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阶段的论述，在会议中大家都畅开思想，发言踊跃。对主要矛盾阶段问题讨论中有人讲：‘主席，如果说有主要矛盾阶段，那么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如何解释。’以后，主席就把这种思想概括在《矛盾论》中矛盾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的概念中，充实了矛盾运动过程论的思想”。张闻天在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后来中央文委、中央办公厅等机关的人员也都来参加，学习小组扩大成为一百多人的学习集体。“这个小组是依照艾思奇同志的提纲进行学习的。提纲是分章分节写的。艾思奇同志每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写一节。写完一节，就油印出来，发给全组的同志。”中央组织部也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陈云与李富春任正副组长。他们每天上午九点以前为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学习小组重点学习哲学，将《唯物史观》作为教材。 四是，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哲学演讲。当时在延安的学者和培元、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王思华等都有大量的哲学演讲，他们有的讲军事辩证法，有的讲实际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有的介绍中外哲学史方面的知识，有的介绍哲学方法。举一个时期演讲的题目为例：艾思奇演讲《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黑格尔的逻辑学》，郭化若演讲《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陈伯达演讲《中国近代哲学思潮》。其后，这些演讲大都发表在延安当时出版的《解放》周刊、《中国文化》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和《解放日报》上。
五是，介绍学习研究哲学的方法。如艾思奇发表了《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学习哲学的基本认识》、《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等。和培元发表了《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徐特立发表了《怎样学习哲学》、刘亚生发表了《研究新哲学的方法问题——贡献给初学新哲学者的一点意见》等。
哲学学习极大地推动了党的理论建设
前所未有的哲学学习热潮，对党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研习哲学成为全党的风尚。由于明确了哲学的重要性，所以哲学被列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广大干部也积极参加到学习哲学之中去。身经其事的郑校先回忆说:“1939年底我入军政学院学习，除集中上课外，其它时间主要就是阅读学院发的教材，自学时间较多。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书，很难读懂，要逐字逐句很费力地去研读、去理解，每小时只能读 5页左右，等于是硬啃下来的。”不仅在延安，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热潮。1940年朱德在延安召开的学习大会上指出：我们是跟着延安走的，这里学什么，我们那里也学什么。教育学习，在抗日前线，辩证法大大地发展了；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第二，认识客观实际、遵循规律成为许多领导人的共识。毛泽东号召学习哲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思想战线上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而通过学习哲学，党的许多领导人就此达成共识。朱德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任弼时指出：“我们学习理论，是为了了解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要知道革命运动的规律，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是我们行动有办法，而不是盲目的乱碰。”叶剑英指出：世界上一切东西的发展都有它的规律性，获得这个规律要具有一个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要把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运用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指导战争的唯一法宝。张闻天指出：哲学应更多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使新哲学会的研究与实践斗争更密切的联系起来，使新哲学会的研究成为生动的、实际的、有兴趣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大规模的哲学学习为延安整风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大幅度提高了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陈云的话很有代表意义，他后来多次讲道：在延安那段学习对他帮助很大，自从学习哲学以后，讲话做事才有了唯物论、辩证法，可以说终身受用。李先念也是运用哲学武装自己的一个典型。1938年他入马列学院学习，“学习特别用功”，“特别用功于哲学”。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多谋善断及其丰功伟绩，和他在这个时期的学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