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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周恩来与天津《益世报》

   1919年5月4日,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天津是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当天消息传到天津,天津的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纷纷集会、通电、示威,支持北京学生运动。随后天津成立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以实行学生对国家应尽之义务。这两个学生组织成了天津响应五四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当时的《益世报》总经理是刘豁轩,总编辑是徐谦,他们两人均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追求进步,对京津两地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及时全面地进行追踪报道,全力支持学生运动,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赞许,成为天津最著名的报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年轻的周恩来激进而活跃,他积极投入到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爱国运动中,热情地参加、组织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创刊,周恩来任主编,这份报纸质量高、影响大、发行广,当时的杂志《少年世界》评价道:“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新人》甚至认为“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办以来一直由天津协成印字馆代印,由于报纸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北洋政府便向协成印字馆施压,天津警察厅还派出军警,武力逼迫印厂不准承印《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其它报馆慑于政府的压力和威胁,也不敢承印。在这个时候,《益世报》不避嫌疑,毅然出面代印,解决了周恩来的燃眉之急。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回忆道,“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国内报纸订合同,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周恩来一共为《益世报》撰写了57篇通讯,近25万字,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旅欧通信》。

 

  刊登在《益世报》上的这些通讯,及时报道了国际形势和重大事件,满足了国内读者想了解欧洲社会各方面情况的阅读需求。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现状、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借款、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以及海外中国留学生在异国他乡艰苦生活、旅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欧洲学生运动开展情况等,还有关于世界时事新闻的报道:如英法协约国的对德态度、有关德国赔款问题、华盛顿会议与四国协定、欧洲对苏俄外交问题、中东问题、希腊土耳其战争问题、英法分歧问题、西里西亚问题、中国的山东问题、日本的地位、西俄旱灾惨状、战后德国现状等,内容丰富,见解精辟,思维开阔,感情充沛。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掀起三次斗争高潮,每一次周恩来都给予详细报道,使国内及时掌握留法学生的生存情况。

 

  1921年2月,巴黎华法教育会出于利益考虑,武断地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解除经济依附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而当时大多数学生还没有找到工作,停发维持费,将使他们无法正常生活。其后学生们又听说华法教育会职员私吞国内救济勤工俭学学生的捐款,更加忍无可忍。他们联合起来到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前请愿示威,主张自己的生存权益,留法勤工俭学生斗争进入第一次高潮。法国当局出动警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从英国回到法国后,立刻对这次事件的前前后后进行详细的了解,写出长达二万五千字的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寄给《益世报》,《益世报》分10天连续刊载这一事件。

 

  1921年6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又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斗争,周恩来积极参与并及时撰写通讯。这次斗争是围绕着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而展开的,北洋政府以出卖民族利益为代价秘密借款,在法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团结起来商讨对策,他们在巴黎举行拒借款大会,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一方面是北洋政府偷偷摸摸借款,一方面是学生轰轰烈烈的抵制,最后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暂缓借款。这一斗争持续了约有两个月,周恩来从事件一开始就详细报道其每一步进展情况,先后写下了《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文章在《益世报》发表。

 

  法政府当局和北洋政府对勤工俭学生发动的拒借款斗争非常不满。中国驻法公使馆于8月发布布告,停发在二月事件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维持费;9月份,里昂中法大学也发出通告,拒绝勤工俭学学生入学。这两件事实际上把很多学生逼上绝路,学生们赶到里昂,占领中法大学,掀起了第三次斗争高潮。法国政府出动大队警察,把学生包围起来并逮捕学生,把他们押送到一座法国兵营里囚禁,不久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就这一事件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分18天在《益世报》上连续刊载。

 

  在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除学习之外,常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撰写通讯,在对欧洲社会现实的调查和亲身参加斗争实践的过程中,也坚定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选择和信仰。一次次斗争的实践,使他与其他旅欧的青年学生越来越感到成立统一的组织、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战斗的必要,由于筹备成立组织的工作日益繁重,他不得不停止了为《益世报》撰写《旅欧通信》,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组织建设和革命活动中。1922年6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执委,不久主编机关刊物《少年》,后来又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书记,专门从事党团工作,并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给《益世报》的《旅欧通信》也就没有进行下去。回国之后,周恩来忙于政治活动,中断了与《益世报》的联系。当然,《益世报》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越来越明显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也背道而驰了。  上世纪30至40年代,《益世报》持守自由主义倾向,既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也不理解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在政治倾向上在中间地带摇摆。但在抵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方面,《益世报》的立场是鲜明的。坚决反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成为国内反抗日本侵略最激烈的大报。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益世报》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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