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庆丰包子铺，自己买单、端盘子、取包子。据悉，他点了二两猪肉大葱馅的包子、一碗炒肝、一份芥菜，共消费21元，并吃得干干净净。
他的这份工作餐颇为引人关注，网友们“点赞”不断。其实，领袖们的工作餐，一点都不神秘。可工作餐吃什么怎么吃，确实不是一个只关乎饭碗的小问题，它也反映了一个政党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看看大家，笑着问：“今天谁请客”
谈起毛泽东的日常餐饮，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四菜一汤”。最典型的表述来自1968—1976年担任毛泽东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他说：“毛泽东主席餐桌上，我们经常见到是四菜一汤，山珍海味、海参鱼翅都没有，这四菜一汤就是百姓常吃的家常饭——鸡、鱼、肉、蛋。”
第一道菜是肉，红烧肉、牛肉，或羊肉；第二道菜，是鱼，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鱼。第三道菜荤素搭配；第四道是素菜，比如空心菜、木耳什么的；汤一般就是西红柿鸡蛋汤。
一碗面也可能是毛泽东的工作餐。1957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毛泽东请40位党外人士到中南海开座谈会，招待大家吃了一碗肉末挂面。这顿简单的工作餐使党外人士既吃惊又敬佩，有人当场赞曰：大年初一吃肉面，好看好吃更添寿。
1958年的春天，中午放学，家住灌县（今都江堰市）北街5年级的学生王玉芬经过井福街时，看到一群人正从一家小饭店出来，“毛主席出来了！毛主席出来了！”人群中有人大喊。
这是3月21日，毛泽东到灌县视察水利工程项目。中午稍过，身穿一套灰色中山服的毛主席来到井福街，随即到“幸福餐馆”用餐。用餐的地点是灌县县委工作人员决定的，只是觉得这家小饭店的口味主席会喜欢。
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陪同的同志一人发了一支。同毛主席一起用餐，对县委领导来说还是第一次，总觉得有些紧张和不自然。毛泽东却很随和，看看大家，他诙谐地笑着问：“今天谁请客？”
陪同人员争着说：“我请客。”毛泽东哈哈地笑着说：“还是我请客吧。”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这顿午餐吃得很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
饭后，毛主席接见了服务员和厨师，并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
在外地视察，毛泽东吃饭也从不搞特殊，离开前一定付清钱和粮票。
1965年5月22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茨坪，下榻于茨坪宾馆（今井冈山宾馆）115号房间。
考虑到毛泽东长途跋涉很辛苦，也为了表达井冈山人民的一片心意，这天晚餐，宾馆管理员在桌上摆上了茅台酒、香烟、苹果以及丰盛的菜肴。陪同考察的汪东兴熟知毛泽东个性，他发现后立即找来管理员说：“不是说好了吗？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是贰元伍角钱的伙食标准，你们赶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起来。”
就这样，井冈山人想破例的第一餐也是按伙食标准四菜一汤安排的，而且是小碟盛菜、小碗装汤。午饭后，汪东兴问毛泽东休息得怎样，对饭菜有什么意见。毛泽东对饮食安排十分满意，回答说：“可以。休息也好。”
离开茨坪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带着钱和粮票到宾馆财务室，找会计结算伙食账。当时担任会计的雷良钊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和粮票。他动情地说：“收下这钱和粮票，叫我怎能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井冈山的群众啊！”
吴连登耐心地向他解释缘由：“你的这些话有道理，可你不知道，主席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也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我必须遵守。今天这钱和粮票没交清，我都不能离开井冈山，这可是纪律呀！”
听了吴连登的这番话，雷良钊只好拿出发票，可是，开惯了发票的他，这次竟不知如何提笔填写。吴连登提醒说：“交款人就写首长吧。”雷良钊十分感动，他认认真真地在交款人一栏中写下“首长”二字，然后开出发票收据：住宿时间7天，每天伙食费2.50元，交粮票23斤，购大米款每斤0.12元，计2.76元，共计20.26元，交款人：“首长” 。
只剩下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的工作餐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
他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每次吃完饭，他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
当然，也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周恩来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
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周恩来吃饭时，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1958年3月5日，周总理到重庆考察长寿湖规划，正值他60岁生日。周总理特地打招呼，不要虚张声势、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吃饭要简单，只吃工作餐。这天饭菜异常简单，桌上最好的菜是工作人员到长寿湖上游打捞的长寿湖鲫鱼。事后，大家才知道那天是周总理生日，不少人都后悔没祝总理生日快乐。
在南开大学职工食堂里，一进门迎面墙壁上即是一幅醒目的老照片。这幅珍贵的照片清晰地记载了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回母校视察时，吃棒子面窝头和咸菜的场景。
1959年5月28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再次回南开视察。参观到下午一点多，周恩来到教职工食堂吃午饭。在这里，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南开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增产节约课”。
“周总理来了！”这个消息使职工食堂的炊事员们又高兴、又窘急：那时候，“大跃进”的浪潮虽然还未退去，经济困难的阴影已经显现出来。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再加上当时午饭早已经开过了，只剩下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拿什么来招待周总理呢？
周恩来微笑着走进厨房，亲切问候炊事员们。他走到双手沾满棒子面的赵师傅面前，热情地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赵师傅慌忙中赶快在水里涮了一下手，却仍然不好意思伸出手去。周恩来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和蔼地低声对他说：“不要紧，不要紧的。”一边说着，一边紧紧握住了赵师傅的手。
周恩来看到笼屉上还有午餐剩下的棒子面窝窝头，问过价钱后说：“挺便宜，我买两个。来一盘熬萝卜，再加两分钱咸菜。”并招呼随行的省、市领导同志和新闻记者：“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去参观，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我请客。”说着，他便大口大口地啃起窝头来。一边嚼，还一边风趣地跟大家讲起他上南开中学时，在校长张伯苓家吃贴饽饽熬小鱼的故事。
食堂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给总理吃，炊事员们心里难受极了。幸好还有一个病号留下的鸡蛋，他们连忙用这个鸡蛋做了一碗热汤给总理端上来。周恩来客气地说：“不用了，随便吃一点，不是挺好吗？”吃完了饭，他叮嘱随行秘书务必把这一餐饭所需的粮票和钱，如数交给食堂。
“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75年重新“出山”不久，邓小平便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58年时，重庆市城市人口比重较大，副食品供应紧张，劳动力尤其不足。
这年11月初，邓小平在贵州视察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随行。途中任白戈向邓小平反映了上述困难，同时提出：将江津地区管辖的巴县（现巴南区）、綦江和涪陵地区管辖的长寿三县划归重庆，扩大重庆的后勤供应基地。
11月5日，邓小平决定到基层作些调查，听听基层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贵州视察后，邓小平一行先到綦江，计划在綦江的赶水区和县城作短暂停留。
下午6点多钟，邓小平一行到达綦江县城，到交通路的国营食堂吃晚饭。
为不影响食堂正常工作，邓小平要食堂照常营业。邓小平一行的晚餐十分简朴，主菜是活水豆花和綦江地方小吃——粉蒸羊肉 （又称羊肉笼笼）。几位领导吃得很高兴，对粉蒸羊肉赞不绝口；但回锅肉却有些不正宗，邓小平笑对随行人员说：“北方人搞的回锅肉，既不是北方味，也不是正宗的川味，很特别啊。”
作为和邓小平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基辛格曾向媒体透露他1982年访华细节：“邓小平请我去吃火锅，在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那是一顿美好的工作餐，邓小平也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
（王一 综合自《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红岩春秋》、《最忆是南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