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七伯、七妈是在上海，时间是1946年的夏天。我那个时候在江苏高邮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没钱升学读书，听说七伯周恩来到了南京、上海与国民党谈判，我和哥哥就找他们来了。我们见面是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公馆”，马思南路现在改称思南路，门口挂着的牌子还是当年的牌子，英文是“周恩来将军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用这个名义，为了便于对外活动。到那里后，是陈家康同志接待的我们，问了情况以后，他通报给七伯、七妈，他俩很快就从楼上下来。七伯、七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也十分关心，详细地询问我们这些年来的情况。特别是见到我们由于经济困难，一路从苏北走路、坐船过来，缺吃少穿，脸上还长了疮。七妈很疼爱地说，你们受苦了。她拿来药膏亲自给我涂上没两天就好了。七妈去世之前的几年，有一次，她老人家同我和我爱人邓在军谈起当年的情况，七妈说：“那个药叫‘如意膏’，效果很好，是进口的，现在没有了。看来，这样的药还得进口一点。”50年前的往事，这样的一个细节，她老人家都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七伯、七妈把我们带到他俩的卧室，关心地问我们是做什么来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们说想升学上高中，也想跟着你们干革命，希望能到延安去。七伯、七妈说，这个事情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再定。
当时，我们是临时寄居在上海的舅舅家。住在施高塔路，现在叫山阴路，在虹口那儿。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七伯和七妈专门到舅舅家来看我，是坐了车去的。我那时看到的七伯、七妈显得特别年轻，七伯穿的是西服，七妈穿得也漂亮，上襟还佩了一朵花。我说：“七伯、七妈，你俩看起来好精神，真漂亮。”七妈就说：“你们不懂得，我们在这儿需要这样的穿着，便于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活动、减少敌人的注意，也可以给你们舅舅家里减少麻烦。我们在延安住的是窑洞，穿的是土布衣服，跟这儿根本是两种情况。”
那次我们一起聊了很长时间，七伯、七妈才离开。后来他俩又找我们去思南路周公馆，专门谈我们所提的要求。七妈说，我和你们七伯一起商量过了，你们还是就地升学为好。我们与国民党谈判的形势很不乐观，内战随时可能打起来，也想过带你们去延安，恐怕有困难。你们还是留下好好读书，长知识，以后会有机会参加革命的。七伯说，要相信黑暗毕竟是暂时的，你们年轻，前途是光明的。他俩给我们留下了钱，还把七伯的衣服拿给我俩，每人分了一点。七伯、七妈还嘱咐我们，这里周围有不少国民党的特务在监视，好在你们年纪还小，但也要提高警惕，特地交代了一些我们注意摆脱特务盯梢的办法。我们就按两位老人家的意思留在上海念书，一直到高中毕业，后来于1949年6月参军到了二野部队。
回忆这段往事时，我曾经想过，当时如果能和七伯、七妈一起到延安去，早3年参加革命，对自己的成长会更有利。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七伯、七妈对这件事考虑得更周到，更着眼于长远。50年代我从外地调到北京工作后，常和在军去西花厅看伯伯、伯母，有时遇到他俩的义女孙维世和她爱人金山，一起聊天。有一天，维世大姐好像遇到什么事情，情绪不很好。那时是困难时期，没什么吃的。七妈就说，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我请客，在军和尔均当主人，跟维世和金山到西单的四川饭店一起吃顿饭。七妈这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就在这次吃饭时，我们各自谈起了当年的生活、工作情况，还一道唱歌。中间，维世姐姐很有感慨地说：你们在上海都到了伯伯、伯母身边了，他俩没有把你们带去延安。而我们这些烈士的子女，爸爸、妈妈都是千方百计找到了我们，不但设法把我们送到延安，有些还送到苏联去学习，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可见他们对自己的亲属真正是分外的严格。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周家人也都知道。你看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一个是七伯、七妈给予特殊关照的。我们有个弟弟周尔辉，已经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工作了，组织上后来也同意把他在家乡淮安工作的爱人调来北京，七伯得知后说：现在精简城市人口，为什么都要女方往男方这里调呢？你应该带个头，你申请到你爱人那儿去工作好了。尔辉也很听话，自己主动申请，经过组织同意，就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去淮安当了一名教师。对我们这些侄儿女辈，伯伯、伯母都是一样地严格要求，他俩也从不允许我们炫耀与总理的亲属关系。
以往也曾经有一些想法，七伯、七妈是不是对亲属要求太严了？其实，看似无情胜有情，他俩对我们晚辈的严是一种真正的爱，发自内心的爱。七伯、七妈有鉴于历史上晚清的八旗子弟，由于享受各种特权，生活优渥，游手好闲，一个个都败落了，最终导致满清王朝也垮掉了。他们很重视这个历史上的教训，因此对烈士的子女，既无微不至地关怀，又严格地要求。对我们亲属则是严格而又严格。同时，在政治上又都是一样的关怀爱护。就拿我自己来说，参军以后，我写信报告七伯、七妈，他俩马上给我回信，给予亲切的鼓励。我在进军西南的途中向他们汇报说，自己正在申请入党。七伯、七妈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即回信，谆谆嘱咐我好好努力，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以后又不断地在通信中询问情况，继续给予鼓励。为我入党的事前后写过3封信，包括写给我们党组织的，证明我的父亲和家庭情况。我是在1953年12月被批准入党的，当天就写信报告七伯、七妈，很快就收到他们情深意切的回信。七妈在信中说：“知道你已经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同时谆谆教育我：“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努力，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实践为要。”七妈在信中提到的共产党员的“三个必须”，今天读来，对我们大家仍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当然，以后到了北京，有机会当面得到七伯、七妈的关心与教诲，特别是在军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导演工作，他俩常常给予鼓励和指示。生活上也是这样。1988年我在301医院住院做手术。在军去西花厅时，七妈特地把她用的一个闹钟让在军带给我。七妈说，这个闹钟是她平时用的，很准时，也好使，尔均住院做手术，要定时吃药，不能误了。可见，他们不论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们的关心真正是无微不至。所以我说，伯伯和伯母对晚辈亲属的爱，是最为深沉的、富有远见的爱。我们作为亲属，应该说是按照他们的教导努力去做，没有辜负了七伯、七妈的期望，今后，还应继续不断地努力，真正实践党员的“三个必须”，把它作为一辈子做人的标准。
说到西花厅，想起很多难忘的事。
有一件事情是西花厅的修缮。最初我们来西花厅的时候，从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初期，这里非常破旧，不是一般的破旧。地上铺的砖既破损又潮湿，门窗有缝隙，透风。伯伯的关节有病，七妈的身体一直不好，这个环境对他俩的健康很不利。后来趁七伯外出的时候，何谦秘书主持把房子整修了一下，是属于很一般的装修。但是七伯回来看了后非常生气，没有进屋，也不回家住，临时住在钓鱼台去了。陈老总去劝也不管用。
后来我们去钓鱼台看他时，为了缓解伯伯气愤的心情，我就对他说：您平时教育我们要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实在是相当的破旧了，这是历史文物，这样一种维护，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也没有什么大错，伯伯您就不要再生气了。七伯那天心情还好，他听了后点了点头，然后严肃地说：你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简单的维修，问题是现在修得过了些，你要懂得，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理，如果我带头这样做，下面就会跟着干，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再一级一级地这样下去，就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我看就很好了嘛！现在我们国家还穷嘛！还有很多群众没有房子住哪。伯伯问我，你看过杜甫的那首诗吗，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看过。七伯问我记不记得内容，我回忆了一下，并强调了最后那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是啊！你看一下杜甫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生气了。后来，何谦秘书把新装的部分做了改动，窗帘卸了，吊灯拆了，床也换回去了，伯伯才勉强同意住回西花厅。这件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今天想来还像是昨天一样。
第二件事情是在1959年，我和在军去西花厅见七伯、七妈。七伯问我，听说你调来北京工作了，在哪个单位？我说是总后勤部卫生部。七伯就问我，你们部长是谁？我说是饶正锡。七伯说，噢，他是从新疆调来的，我很熟悉。正好我调来后熟悉了饶正锡同志的简历情况，我说，是这样，他担任过新疆迪化市的市委书记。七伯说：“哎！你怎么说是迪化呢？”我理解七伯说这话的意思，因为迪化市已经改名乌鲁木齐市了。我说，我知道迪化现在已经叫乌鲁木齐了，我是看到他当年的任职表上是迪化市委书记。 七伯说，噢，是这样。然后又问我：“迪化”这两个字，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说，迪化的“化”应该是同化的意思。因为迪化是在新疆嘛，我马上联想到，新疆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但是对这个“迪”字，当时我没来得及深想。七伯听了还是很高兴，鼓励我说：哎，你这个答得不错。伯伯就讲，“迪化”，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是过去对我们少数民族的一种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
七伯接着又问，你能举出多少像这样的地名，就是类似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或侮辱性的。我和在军就边想边说，回答七伯的提问，伯伯在一旁也帮我俩提醒，帮助凑。比方说“绥远”，原来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已改成“睦南关”。比如说“安东”，改成“丹东”。还有“抚顺”、“安塞”，等等。类似的地名，当时一起凑了不少。七伯就讲，你看，我们过去大汉族哇，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有的现在都已经是国家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之间都是一律平等，各个国家之间也都是一律平等。
平时跟七伯、七妈在一起谈心，他俩都是以这种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晚辈，总是针对现实的问题，深入浅出地给我们以教育启发。
再一个例子，七伯有着高度的原则性，对待和处理任何事情，旗帜都非常鲜明。在伯伯那儿谈话，他对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分得一清二楚。他可以听我们汇报工作情况，他也借这个机会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从来不会轻易表态，更不准我们传达他的意见。这是一个原则。这个道理我们也都明白，从来不给七伯转信或传话，这是纪律。
但是，也有一次例外。这是1955年，我还在重庆工作，有一次到北京来汇报有关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情况。当时，开展肃反运动是必要的，但也存在打击面宽了的问题。这一点我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次来京汇报中间，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伯伯听我说起是来汇报“肃反”的事情，神情一下子变得十分专注。他问我：你这个单位的运动进行得怎么样，查出一些什么问题？因为我是专程来总后勤部汇报这件事，所以回答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单位查出了多少名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等等。七伯听后，马上就说：这里面有问题。他问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单位，我回答是个军级单位。伯伯就说：一个军级单位，何况是部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反革命，不可能有这样多的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可是关系到很多人政治生命的大事。他接着说，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们单位的领导同志，就说是我的意见。我回到重庆后，立即向本单位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汇报了，这位领导同志名叫卢南樵，后来担任过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当时我向他汇报说，周总理有这个指示，听说我们查出了这么多反革命，有这么多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总理说，不可能那么多，打击面宽了。卢南樵同志十分重视，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并当即采取措施贯彻落实，如实纠正偏差，保护了一大批人。
这个例子说明，伯伯历来关心和爱护所有的人。正如我们后来在一首歌中说的那样：“把所有的爱装在他的心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这样。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含糊的。
（作者系周恩来侄儿，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