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姚佐唐(左)与罗章龙(右)、王荷波参观列宁格勒时的合影
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二馆里，有一幅18寸的大照片，那是1924年我的舅公姚佐唐和罗章龙、王荷波的合影照。凝望着这仅存的一张舅公的相片和他当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裹着红绸的铁锤等遗物展品，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舅公姚佐唐，1898年生于安徽桐城。清中叶，中国文坛上著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就是其先祖。据史料记载:姚鼐的侄孙姚莹曾在台湾任要职，鸦片战争时，为保卫祖国的疆土曾击败过英军的侵略，立下了汗马功劳。少年时代的舅公，常听父辈们讲先祖的轶闻逸事，作为姚家的子孙，舅公从小就立志用功读书，准备长大后报国为民。
1916年，舅公在上海扶轮中学毕业后，到陇海铁路徐州北站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的史文彬。1922年，舅公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经李震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李大钊、罗章龙、王烬美等推荐，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负责人。这时，李大钊辞去了北大的一部分职务，专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工作，与舅公姚佐唐一起直接领导北方的社会运动和工农运动等党的工作。“二七”惨案发生后，舅公率领48名代表，代表全国铁路工人向北洋政府请愿，并亲自登门向“二七”死难家属表示慰问。同时，一面组织营救工作;一面发动工人继续开展反北洋军阀的斗争。
192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舅公与李大钊、王荷波等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上，舅公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发言，博得与会各国工人代表的热烈掌声。
1926年，舅公参加了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属铁道车队负责人。那时，前线的战事十分激烈，在攻打武昌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舅公身负重伤。伤愈不久，1927年，党组织又委派他到南京工作，这时，蒋介石撕下了“革命”、“合作”的伪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形势急剧恶化。4月份的一天，军警包围了南京大纱冒巷中共南京地委的开会地点，逮捕了10余名党员、负责同志，并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舅公领导的支部数十名党员，由于机构严密没有暴露。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南京较完整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党组织。
不久，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这时，舅公积极组织北方铁路工人，准备武装劫狱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得悉后，坚决表示反对，不愿意舅公和同志们为他个人作无益的牺牲。他在狱中辗转托同志捎来一信说:“根据现时敌我力量对比看，劫狱只会使党组织遭受更惨重的损失，于实际无益。”舅公只好尊重他的意愿。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舅公听到消息后泣不成声，以后很久一段时间都为自己的无力而埋怨自己。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舅公与省委书记陈延年派来的黄逸锋接上了关系，他们想方设法多方营救其他被敌人追捕的同志，开展革命斗争。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派孙津川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在以往的革命斗争中，姚佐唐与孙津川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以后他们又都成为工运领袖。现在，两人又并肩战斗在一起，彼此建立了经过生死考验的革命友情。据史料记载，由于当时舅公的地位身份很高，几乎没有引起军警特务的注意。所以，舅公在南京下关黄泥滩的姚宅便成了中共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地下联络点和开会地点，孙津川经常与其他中共领导在这里碰头，商讨工作，组织行动。一天，孙津川等人又来到姚宅开会，反动军警突袭姚宅，孙津川等人当场被捕，但舅公等由于外出联系工作侥幸逃出魔爪。‘姚宅’是不能去了，舅公等人只好辗转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四一二”政变以后的上海滩一片血腥、肃杀的气氛，党组织遭受重创。不久，党组织派舅公去苏联，一天，舅公化装后来到租界的《申报》报馆，与组织委派送船票的同志接洽，刚出报馆，不幸被一叛徒认出，当场被捕，随后被押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舅公虽经受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但依然完整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舅公被敌人“判处死刑”后，外婆领着舅奶奶及我的母亲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见到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的舅公。据母亲回忆说，她见到舅公后，发现经过数月的残酷折磨，舅公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原先一头浓密的头发几乎掉光了。亲人们强忍悲愤和舅公见了最后一面，这时，舅奶奶即将分娩，手牵着年仅10岁的长子。舅公深情地对舅奶奶说:“我死后，你们不要难过。以后，会有人帮助你们的，这话你们出去后千万不要外传。”1928年10月6日，一群国民党军警如狼似虎地涌进监狱。为了防止舅公和孙津川等同志高呼革命口号，他们用布将舅公等同志的嘴堵起来。舅公和同志们大义凛然地走向南京雨花台，……那一年，他年仅30岁。
舅公牺牲后，在极度的悲伤里，舅奶奶在外婆家生下了遗腹子。其间，王明曾亲自登门送来五块大洋，罗章龙两次派人送来银元。此后，近二十年，舅奶奶及两个孩子一直由外婆抚养，待外婆逝去，母亲出嫁，舅奶奶便随长子去了南洋，一生怀念着舅公，没有再婚。
1988年，中央拨专款扩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1989年清明节，重病之中的母亲带着我们全家来到了纪念馆。凝望着舅公的照片，母亲泪水涟涟，她哽咽着向我们又一次忆及舅公生前的一些往事。同时，她亲自写信到台湾，将这一消息告诉舅公仅存的长子——我的舅舅。舅舅接信后激动不已，第二年清明前，他辗转日本飞到南京。清明节那一天，我们全家陪同舅舅来到雨花台，在舅公的遗像前，年逾七旬的舅舅泣不成声，他回忆说:“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监狱里，六十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今天又一次见到了父亲。”记得那天，悲极而泣的全家陪着舅舅在雨花台久久不愿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