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任(右一)、贺捷生(右二)、蹇先佛(左一)和她的孩子合影
贺捷生 贺龙之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著名军旅作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95年从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集中精力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及文学创作。
赶车的老大爷受命来接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想不到接到的，是个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那时的母亲面色白净，目光和蔼，娇小的身体裹在一件腰身大、口袋也大的姜黄色棉袄里，头上戴着一顶说不出哪支军队戴过的棉帽子，两只护耳翘了起来，像鸟儿展开的两扇翅膀。母亲还带着枪，是那种盒子枪，装在腰间用武装带勒紧的木匣子里。枪把上的红绸，像一团燃烧的霞光。
围场是口外的一个县，是大清康熙和乾隆帝们打猎的地方。当时的承德还不叫承德，而叫热河。热河其实一点都不热，特别是盛夏，凉风习习，层林叠翠，让人心醉神迷。住在北京的皇帝派来工匠雕梁画栋，在山窝窝里建起一座避暑山庄。天热的时候，皇帝带着大臣和嫔妃们骑马坐轿，逶迤而来，然后又不辞劳苦，往北走一二百里，找到一片有树林和草场的山地，用栅栏围起来，当骑马射猎之地，名曰木兰围场。
进入后来以围场命名的县境，母亲放眼望去，树木凋零，草叶枯黄，山石嶙峋，早已朽烂的栅栏围着的不是野兽，而是活生生的人。原来这片土地早在14年前就被日本人占领，为巩固殖民统治，他们强行围民并屯，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同时逼迫老百姓拔掉庄稼种大烟，久而久之，许多人吸烟成瘾，生产力低下，偌大的一片土地满目疮痍，十室九空，原本水草丰美的家园渐渐荒芜。这里夏短冬长，寒冷的日子里白雪皑皑，从河套刮来的风像一群群野兽，在旷野上疯狂地追逐和撕咬，发出阵阵凄厉的吼声。
母亲化名黄代芳下围场地方工作，那年37岁，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她17岁从事地下斗争，18岁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加入共产党，20岁在湘西参加红军并嫁给我父亲贺龙，26岁带着刚出生的我参加长征。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她29岁，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被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当她1941年经西伯利亚千辛万苦回到延安的时候，妻子的位置已被人取代，日夜思念的孩子也杳无音信。当时，大家都以为她受不了这种打击，会像有的人那样疯掉。可她非但没有疯，而且仍像一个普通战士那样站在她从前的队伍里。面对人们投来的目光，她淡然一笑，说，我是来革命的，又不是来嫁给某个人的。但母亲意识到此后的路必定荆棘丛生，于是坚决要求往前线走，往血泊中走。她想，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她这条命还有什么可珍惜的?
母亲来围场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热河省医院出现大批伤病员死亡。这家医院是从日伪手里接管而来的，许多伤员莫名其妙死亡，大家普遍怀疑其中有暗藏的敌人。正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的母亲闻讯去调查，没抓出暗藏的敌人，却发现医院条件简陋，人手紧张，管理非常混乱，轻伤员送进去被拖成了重伤员，重伤员送进去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她还去医院后面的坟场看了看，看得她心惊肉跳。当时正值寒冬，坟场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坚硬如铁，一锹铲下去火星四溅。由于墓坑挖得浅，尸体的掩埋草率从事，烈士们埋下去没几天就被野狗扒了出来，尸骨扔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
1939年，部分中国学员在莫斯科郊区共产国际党校合影。前排左起：蹇先任、王美兰(李六如夫人)、孙维世、马明方，后排左起：方志纯、林利、贺子珍、贺诚。
长征途中的老照片,前排左三左二为蹇先任贺捷生母女
从医院回军区的路上，母亲心情沉重。她意识到省医院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形势发展得太快，地方特别缺干部，当前急需派人下去发动群众，做好支援部队的工作，否则，当激烈的战争到来之时，损失将不堪设想。
当母亲申请脱下军装，要求去地方工作时，人们都以为她的脑子出了毛病。她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又经过长征考验，还到苏联喝过洋墨水，这样的资历在党内军内有几个?部长亲自出面来挽留她，说，蹇大姐，战争很快就要打起来了，地方情况复杂，兵荒马乱的，你一个老同志、女同志，还是留在军区机关吧。但母亲去意已决，几句话就把部长说服了。母亲说，我要求下地方，就是因为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届时，部队的给养、大量转往后方的伤病员，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得到地方的有力支持。省医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看到那么多伤员从战场上活着抬下来，却死在了医院，令人心痛啊!
这是1946年4月下旬发生的事情，当时抗战结束刚8个月，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正陷入僵局。像母亲这种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的人，早明白国共两党势不两立，早晚要打起来。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她就会像一支箭那样把自己射出去。
围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八路军和平接收的新解放区。所谓和平接收，就是日伪军被赶走了，八路军干部带着小股部队来接管。由于没费一枪一弹，日伪培植起来的势力毫发无损，国共一旦开战，他们的枪口对准谁就很难说了。还有许多土匪藏在深山老林，常常闯下山来抢钱抢粮，闹得人心惶惶。这种种不安定因素，决定了县委的工作极其危险和复杂，这里的同志说不定哪天便会遭到杀害。
母亲到达围场县城克勒沟时，县长张静之和比她早几天调来的县委书记王克东，正带着县机关干部在乡村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做好打仗的准备。此外，我党正对东北采取寸土必争的策略，每天都有干部从解放区经围场向东北开拔，县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派人护送。县委书记和县长见到母亲，说，蹇大姐，你长期在延安工作，各地的干部都认识，护送干部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吧。
母亲自然不会推辞，在到达围场的当天，她便骑上县委为她准备的一匹叫“赛围场”的白马，踏上了迎送过往干部的征途。
在当年皇帝围猎的这片土地上，我37岁依然年轻漂亮的母亲，骑白马，挎双枪，不知疲倦地把党的一批批干部送往东北，她那副飒爽英姿的模样，如同一幅画，留在了围场人民的心里。几十年后说起这段岁月，她神采奕奕，依然沉浸在对战斗生活的痴迷中。她说，那些日子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但她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活得特别充实，仿佛身上的每个关节都在绽开青枝绿叶。每当红日东升或夕阳西下，她在洒满金辉的原野上策马前行，风呼呼地吹动着她齐耳的短发和手枪把上的红绸，如同奔向太阳的一团火焰。
经母亲护送的那些干部，记得有宋任穷、黄火青、段苏枚，大多是她长征时的老战友、她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以及后来的学生。她晚年回忆说，每次接来和送走这些干部，都像亲人的重逢和道别，既高兴又依依不舍。想到他们去东北是同国民党争夺长春和沈阳那样的大城市，吹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心里畅亮极了，就像一座房子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把他们安顿在县委简易招待所住下后，围着噼噼剥剥的炭火，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然后又迎着黎明的曙光，打马上路。解放后，无论在哪个场合见面，这些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会远远地走过来，向她表达感激之情。
不久，东北的许多城市被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宣告开始。围场的过往干部少了，也面临着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部队的大兵压境。随后，军区、省委和地委陆续从热河撤到县里。
大战将至，县委紧急发动群众抢收秋粮，坚壁清野，防止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同时着力整顿县支队和区小队，纯洁健全各种武装力量。
农历10月的一天，黄火青同志北撤再过围场，正在孟奎区开展工作的母亲接到县委书记的电话，回县里向黄火青汇报工作。就在这天晚上，孟奎区公所被一伙国民党匪徒包围，刚整顿的区小队仓促应战，顽强阻击，除少数几个人突围外，剩下的全部牺牲。第二天，母亲飞马赶回孟奎，看见头天还说说笑笑的队员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屋子里，墙上溅满鲜血，不禁痛心疾首，泪水潸然而下。
10月18日清晨，城子区又响起了枪声。这次因县委及时作了布置，区小队没遭受多大损失。敌人攻进区公所后，只从柴草堆里搜出一个叫邢玉清的伤员。邢玉清已经站不起来了，趴在地上大骂国民党匪徒和为他们带路的地主，后被恼羞成怒的敌人活活地拖死。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军石觉的部队占领隆化，开始向围场逼进。军区、省委和地委继续后撤，围场突然孤悬于敌人的铁蹄下。
这时，母亲接到省委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她迅速回分局，另行分配工作。她把电报交给身边的几个区委书记传看了一遍，语气沉重地说，敌人来势凶猛，省委这个时候调我走，你们说我去还是不去?
区委书记们已经知道母亲的来历，也明白省委在这个时候把她调走的用意，沉默半天。有人说蹇大姐，我们佩服你的能力，更敬重你的人品，从心里希望你能带着我们继续战斗。但你的资历那么老，又是女同志，而且孩子至今都不知道下落，我看你还是服从调令回分区。留下来多危险啊，谁知道是死是活?
听见这席话，母亲既感动又难过。她想，我资历老，我是个女同志，我有个不知下落的孩子，我就有权利选择离开吗?在生死面前我脚底抹油，以后还怎么见这些曾生死与共的同志?因此母亲说，同志们，我很感谢你们为我着想，但我的命并不比你们的值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调走?我黄代芳可不是那种油皮一冒就凉水一缸的人。实话说吧，我来围场，就没有想过活着回去。今天我再向你们表个态：生，我要和围场人民一起生;死，我要和围场人民一起死!
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分几路向围场推进。县委迅速组织力量转移财物和粮食，妥善安置行动不便的干部，果敢处置监狱里关押的汉奸和地主恶霸;然后以东、西、中三路，由县委书记、县长和我母亲分头领衔，带领群众向内蒙方向撤退。
母亲坐镇的中路，集中了以新拨区为主的数千老百姓，逶迤而行的队伍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忍痛放弃家园的群众扶老携幼，呼天抢地，把舍不得扔下的东西都扛在肩上。有的把花花绿绿的被子披在肩头，一层又一层的，行走极为艰难。撤退当然不能走大路，这样会被敌人追上，因此离开村镇就得上山，道路崎岖难行。
母亲骑着马在前后奔跑，嗓子喊哑了，身子被行走在山路上的马颠得快要散架了，心里火烧火燎的。她想，老百姓是多么无助啊，战争就像驱赶一群牲口，把他们赶来赶去，让他们流离失所，受苦受难。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共产党革命不就是为了拯救他们吗?在这危难之时，只能尽力保护他们，与他们同甘共苦。
两天后，东西中三路撤退大军在内蒙经朋会合。回头清点队伍，县委和区委干部只撤出来70多人，失散的群众不计其数;在仓促中转移的财物和粮食，有的被敌人抢去了，有的还搁置在敌占区，有的在大撤退途中散失了。好在县委的三个领导都安然无恙，当县委书记王克东、县长张静之和母亲的手重新握在一起的时候，日后生存的严峻和斗争的艰难，已清晰地摆在他们面前。
从当年收复县府大院，到如今剩下几十个干部撤退到外地，这个转变太突兀了，必须重振旗鼓，卷土重来!根据党中央“区委不离区、县委不离县”的精神，县委这时做出决定，以分区部队为依靠，集中县机关干部和武装力量，由三位主要领导带队，伺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在过去的11年中，母亲经长征到延安，又经延安到苏联，如此国内国外地转了一大圈，到1946年的这个时候，又回到了她在湘西所经历的岁月，成了一个出没于敌占区的女游击队长。
昼伏夜出，风吹雨打，大路不走走小路，整天躲躲藏藏，这就是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此后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他们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生熟不论，只要能充饥什么都吃;夜晚居无定所，碰见茅屋睡茅屋，遇上猪圈睡猪圈，有时干脆不睡，几个人背靠背地在星空下坐到天亮;子弹任何时候都上膛，与敌人遭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寒冬到来了，大雪纷飞，口外的寒冷令人心惊。母亲后来回忆说，在围场打游击的日子，什么苦与天冷的苦比起来，都算不得苦了。他们出去执行任务，风餐露宿，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那风不是吹过来的，而是像刀那样割过来，砍过来。即使躲在日伪时期围民并屯留下的废弃茅屋里，大家也得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夜晚伏击，必须相互提醒不能打盹，否则一觉睡过去，人就会被冻僵，再也醒不过来。走在路上，枪不能用手拿，只能像搂孩子那样搂在怀里;用手拿着枪，枪很快就与手冻在一起，想要掰开，得生生撕下一层皮来。
母亲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在一个小村庄，她带领游击队与傅作义部队的几个兵突然相遇，双方都愣住了，可谁也不敢开枪，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对方，各自慢慢地向后退。我们问她为什么?她说天太冷，枪桩和子弹都被冻住了，这时谁开枪谁倒霉。因为开枪必定炸膛，到时子弹没飞出去，自己先被炸死了，谁会那么傻?
临近年关，县委跟着分区部队向南挺进，到达邻县隆化一个叫小庙子的地方。分区政委谢明要围场的干部返回去打游击，母亲当即站出来反对。母亲说，围场现在由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的部队重兵把守，把我们几十个人，几十条破破烂烂的枪留下来打游击，不是以卵击石，让我们白白去送死吗?再说，这里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没有藏身之地，不像我们南方，村子里待不住还可以上山，我们不被敌人打死，也会被活活冻死。分区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不顾地方干部的死活?
分区政委听见这席话，以为母亲在他面前摆老资格，拒不执行他的命令，于是黑下脸说，黄代芳同志，你这是什么奇怪理论，难道只有南方才能打游击吗?分区另外一个负责人也跟着指责我母亲说，黄代芳同志，别以为你是老大姐，就可以目无领导，当初省委给你发电报要你走，你不走，现在让你留，你又不留，究竟是什么意思?
忍无可忍，母亲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们以为我黄代芳怕死对吗?告诉你们，我都是死过多少回的人了，不在乎再死一次。我是不愿看到围场这些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干部，和我一块去死。说得严重点，我这是对中央负责，对省委负责，对围场的未来负责。至于对我个人，你们可以说我不执行命令，说我死皮赖脸，说我什么都行。
母亲一次次据理力争，话说得中肯、尖锐，有胆有识，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从容不迫、敢于挺身而出的气魄。分区政委和司令员一时语塞，隐隐感到她说得有道理。事情明摆着，他们是分区的主力部队，是地方干部和武装的主心骨，如果扔下这些地方同志不管，将来给革命造成损失，这责任由谁来负?
后来，围场县委书记和县长证实母亲的意见就是县委的意见，这场剑拔弩张的争论才宣告结束。分区政委和司令员不得不收回决定，同意把围场的干部都带上，可他们还是给了母亲一个处分，理由是她公然顶撞领导，给他们扣扔下地方干部不管的大帽子。
这是母亲参加革命20年来，第一次受到组织处分，可她心里坦然，无怨无悔，甚至觉得是对自己的奖赏。毕竟在最艰难的时候，把围场的同志都带了出来，把县里的火种保存了下来，这比什么都值啊!
没过几天，母亲他们跟着分区部队，安全撤到了平北老革命根据地喜峰岔村。听说我母亲来了，住在村里的冀热察辽军区刘道生司令员特地来看望她。刘司令员握着母亲的手，高兴地叫着她的真实名字说：蹇先任同志，你们坚持把县里的干部带出来，做得非常对。他们是党的宝贝啊!如果把他们留下，以他们那么微弱的力量与敌人对抗，最终肯定都会被杀害，以后我们再解放围场就连个向导都找不到了。执行中央的精神也应该机动灵活嘛，不能生搬硬套。又说，分区给你的处分应该撤销，动不动就惩罚自己的同志，乱弹琴!
在母亲的处分被撤销的那天，她又见到了分区政委谢明和司令员钟辉，两人亲热地向她道歉。母亲说，道什么歉，我确实顶撞了领导，你们处分我是对的，都是为了革命嘛。说完，三个人哈哈大笑。
话说回来，母亲他们离开围场，实属无奈之举。几十年后她不无自责地对我说，当队伍上路的时候，看见围场笼罩在一片沉沉的夜色中，她心里就像刀割那么难受，如同又丢了一个孩子一般。不过她当时想：不，这不算完，总有一天我还要回到围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