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开拓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
陶勇(中)在黄桥战役后
陶勇，原名张道庸，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因祖籍安徽又所向无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誉之为“皖籍猛将”。
“金字招牌”
1939年春，经周恩来安排，张道庸分配到新四军工作，一度在皖南军部工作，不久担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团长。当时，在陈毅的正确领导下，新四军第一、第二两支队已挺进江南敌后，贯彻执行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据地，并依照党中央指示，开始向江北发展。张道庸来到敌后，为了工作便利，不因他的“皖籍猛将”威名引起日伪顽过早注意，陈毅建议他改名:“道庸，有点封建色彩，不好。”粟裕提议说:“干脆把姓去掉。一语双关，就叫陶勇吧。”陈毅频频点头:“好。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从此以后，陶勇便率领所部驰骋于大江南北。
1939年冬，为冲破国民党对新四军抗日地域的限制并沟通江南、江北的联系，借为苏北友军护送弹药的有利时机，经陈毅策划派陶勇和卢胜等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二营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在那里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陶勇率部进入仪征以北月塘集地区后，便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歼伪军两个连，一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扬(州)公路。
日军旋即纠集日伪军数百人，分进合击月塘集，企图消灭苏皖支队于立足未稳之际。此时，国民党的县大队500余人亦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己的日、伪、顽军，陶勇悄悄将部队拉出了月塘集，设伏移居集，亲自带领四连100余人扼守正面，将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予以杀伤，五、六连同时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了敌军。陶勇又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月塘集，此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
听到报告后，陈毅曾说:“‘皖籍猛将’这块金字招牌，咱们得多亮亮!”于是，陶勇频频出击:1940年1月下旬，为粉碎日伪对皖东根据地的“扫荡”，奉命率部队进至天长以南横山地区，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和挺进纵队反“扫荡”;3月上旬，又率苏皖支队主力越过津浦路，配合皖东部队进行“反顽”战役;3月下旬，再与叶飞的挺进纵队东西对进，星夜驰援津浦路东根据地中心半塔集的“反顽”战斗。上述战役、战斗，都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陶勇率领所部积极作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支援了兄弟部队，扩大了中共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苏皖支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先用机枪再“摔跤”
陶勇指挥打仗，风格高尚。他协同作战好，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既积极又诚恳。1940年6月下旬，苏北顽首韩德勤煽动李长江部纠集13个团及保安3旅，对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形成合围态势。军情如火，陈毅急调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增援。此时，苏皖支队二营外出执行任务未归，新上升的地方武装尚未编组，从月塘集到郭村相距200多里，途中日伪顽据点林立，封锁严密，且有邵伯湖阻隔其间。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陶勇认为，江南主力是来不及赶到了，我们离得最近，增援只有靠身边的部队，于是下令:“克服一切困难，部队立即出发，第二营强行军赶上，没有编组的部队边走边编，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必须尽速赶到!”他亲率侦察分队先行，乘夜偷越天扬公路，并依靠十几条小渔船渡过邵伯湖。接近日军封锁线时，正好是大白天，突进过程中，三营长郭明生牺牲。指战员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掉这股日军，但陶勇耐心地做大家的工作，留下小部队与敌纠缠，率主力甩开日军，迅速绕道西北，利用统战关系通过当地驻军防区，秘密地插过顽酋李长江的防地，终于在郭村保卫战开始不久进入阵地。这时，战端已开，眼见李长江以十倍于己的兵力猛扑上来，陶勇说:“看我面前这片开阔地，来多少敌人也不够喂我的机关枪。放心，敌人来，我摔跤也把他摔出去!”陶勇先以猛烈火力挫敌锐气，继以近战肉搏胜之。他的这套战法，正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因而协助挺进纵队取得胜利。
光着膀子杀入敌阵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爆发，陶勇率第三纵队镇守黄桥。战斗一开始，七团政委惠浴宇陪着陶勇在土围墙上站着，机枪子弹飞蝗般地在身边呼啸，他顾盼自若，观敌料阵。一会儿，敌人如潮水般涌进来，他的脸色也越来越暗。七团一个营已经被团长拉出去牵制敌人了，余部在强敌狂攻下有点吃不住了，形势十分紧急。这时，陶勇命令惠浴宇:“调你一个营，我带着打出去!”惠浴宇怀疑自己听错了，争辩说:“该我带队出去。”陶勇眼睛一瞪:“不要多说了!”当惠浴宇看着陶勇光着膀子，挥舞马刀，率先杀入敌阵时，激动得难以自已。他对战士们大声喊叫:“看，陶司令员杀出去了!我们要顶住啊!”结果，在陶勇面前，强敌如潮退，黄桥坚如磐石，为歼灭苏北反共的韩德勤部立下头功。
1941年2月，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讨逆战役”，打击在泰州公开投敌叛国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陶勇率部攻克姜堰后，向西北方向横扫过去，一路追歼溃逃之敌。至泰州城附近，部队被大河所阻，河水寒冷，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众人面面相觑时，陶勇振臂高呼:“不要停，跟我杀过去!”带头扑下河去，部队人人争先恐后，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泅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铺平了道路。
以一敌十
黄桥决战后，苏中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国民党军慑于新四军军威，同意让路给新四军抗日，按“三三制”改组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为了把这一重要地区迅速建成新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派陶勇立即率第三纵队进军黄海之滨。
苏中四分区的国民党军总数有3.5万余人，陶勇总共只有3500余人，但他灵活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争取了部分上层人物与新四军达成共识实行民主改革，动摇了顽固派的反共联盟基础。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较妥善地解决了国民党军11个团约两万人。
1940年冬，乘陶勇率领第三纵队主力第七团远赴海安待命参加曹甸战役之机，顽军第六纵队徐承德部倾巢围攻纵队留守机关和地方党政首脑机关驻地掘港;与此同时，保安一旅詹长佑部也陈兵于掘港以北环镇地区，与徐承德部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敌情传来，陈毅急命陶勇率七团星夜回援。陶勇一面指挥部队水陆并进，一面带几个警卫员先登上汽艇，又亲自驾驶摩托车，单骑闯入詹长佑的住所，向詹长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詹长佑答应掉转枪口，协同陶勇歼灭徐承德部。由此，陶勇得以集中兵力，将徐顽第六纵队击溃，并乘胜追击，将其主力歼灭于汇龙镇。
此时，国民党南通县长兼南通常备旅旅长，已经在密谋投敌叛国。陶勇和地方党委领导再三权衡，决定按“三三制”改组南通县政府。首先，他提议召开南通各阶层代表会议，推选中共方面的一位同志为县长，单枪匹马地去南通上任;然后，派一个连以保护县长为名进驻县城，稳住了该旅。继而，利用该旅内部矛盾，扣押了顽军旅长和副旅长，兵不血刃地控制了这支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