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秋天，林伯渠到达吉林省会后，巡抚朱家宝把他交给提学使吴鲁安排工作。林伯渠为了避免引起官方的注意，最初仅报了“湖南学堂学生”的学历，以“精通业务”被委派为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同时被委派的该所监督，是优级师范毕业生杨锟铻。
劝学所原是清朝末年停止科举考试后举办州县地方自治、为劝导民间兴办学堂而设的机关。由于吉林改设行省建制不久，县治多未分立，因特设省劝学总所为各府、厅、州、县办劝学所的示范，地点设在省城巴尔府门内正黄旗官房，其中附设宣讲所、劝学宣讲员养成所、阅报所、教育研究会、绅董接待所等。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于十月初正式成立，林伯渠借办学为掩护，宣传革命，他与杨锟铻在给提学使吴鲁的呈文中特别强调了兴办新学，作育人才的重要。呈文写道：
“窃维列强竞争，时事日迫，兵战、商战、实业战，要皆根本于学战。国势强弱，视学务盛衰为转移。东西洋学校林立，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下至隶竖、走卒，皆能手执一编而读之，灼知夫优胜劣败强存弱亡之机，故其国之兴也勃然。三省介乎日俄之间，森林遍野，矿产丰盈，土脉膏腴，沃壤千里，豺虎之俄，狼鹫之日，眈眈逐逐，各思攫为己有。三省殆，全局危。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兵战不可，商战不能，实业战则需时甚长，而有所不能待。推原其故，总由其士夫氓庶，安于固陋，罔知学问，仇视新学，遑言智识。学校不兴，教育不能普及，民智遂末由而开，长此浑朴，伊于胡底!是故学战之在今日，为必不可缓之图，而劝学宣讲各所，所由不可不立”(清代吉林档案)。
这份呈文，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忧时的激情，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中肯的。
在《劝学总所兼宣讲所试办章程》中，林伯渠写道：“普及教育，传输文明，乃本所应有之责任。劝学则期吉林无地无学，无人不学而后止”，宣讲则除应讲有关教育宗旨以及停科举、兴学堂的政府文告以外，“举凡有关地方自治，改良社会，破除迷信之白话报纸，皆可随时宣讲。”“无论何人均准听讲，即衣服褴褛者，亦不宜拒绝”(清代吉林档案)。
关于劝学、宣讲人员的选择，林伯渠在章程中规定：“皆须心地光明，志趣纯正，口齿灵便，声音宏亮，身无嗜好，通达时务者为合格。盖劝学宣讲，非通彻中外大势，时事利弊，我国积弱之原，富强根基端在何处，言之著著，切中肯彀，方能动听”(清代吉林档案)。
劝学所设教育研究会，为当地中小学教员及有关教育人士共同商讨改进学校教育的场所。
其时吉林省会教育还很落后，新式学堂多未建立。城乡私垫五百余处，学童达七千余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亟待改良。在林伯渠主持下，将省城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区，各成立新式小学一所，同时在劝学所内设立便利贫民子弟半工半读的半日学堂一所，各小学和半日学堂一律由劝学所供应学童的纸、笔、墨。第二年春，又设简易师范一班，以培养小学师资。劝学所于各学区设劝学员，负责调查当地庙产、无益公捐、以及劝导商绅富户捐款办学兼管理学校人事、经费等工作。又设调查员，周游各区，专门负责调查学校一切应兴、应革事宜，以资改进。
林伯渠一方面通过办学，秘密宣传革命，培养革命人才，另一方面又常借检查各地办学的机会与当地的革命党人联系和发展同盟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