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人物：王兆松(右二)
出生时间：1952年12月
下乡时间：1970年5月
回城时间: 1974年9月
拍摄年代：1971年秋
拍摄地点：大余县内良公社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在《一代人》中的诗句，曾是北京、上海知青偷偷在笔记本里传抄的“地下诗歌”。在赣州市卫生监督局小院里，身穿白色制服的王兆松感慨地说，十七八岁，本是个酷爱文学热衷写诗的年龄，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因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政策，放下笔拿起了锄头，将原本生活在繁华都市的上海“阿拉”，给“指引”到了革命老区的农村成了赣南“老表”。
1970年5月，上海火车站人山人海，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00093座位上的王兆松一手紧抓知青专列免费乘车证，另一只手则被哥哥、姐姐紧握着。“保重”声中，火车开动了，窗外飘过一片大红花、挥手、喊口号人的影子……第二天到达韶关后，分到大余县的上海知青被安排上了几辆班车，拉到县城后，王兆松和同在上海市静安区成都二中读书的10名同学(6男4女)一起分派在了内良公社的五洞大队。到达内良公社后，五洞大队派来的接知青的老表帮他们挑行李，向西北方向走了30多里绵延山路，终于到达了他们“接受锻炼，寻找光明”的第二故乡。
每天，五洞大队的钟(其实是块废铁)一敲响，王兆松等10名知青便拿着农具和村民一起去出工，下田除草、施肥、收割、插秧、耘田……收工后，做饭的忙着生火烧饭，种菜的则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浇向菜园。晚饭后大家一起挤往大队长家，排队记工分。有时，从晚上七八点一直等到十一二点，才轮上记自己的。疲倦的他边等边打瞌睡，仍在坚持耐心等待。因为，辛苦365天，一年的口粮、回家的路费全靠它，不看着登记起来怎么放心!
王兆松等上海知青在老表的的群体中，是非常好辨认的。穿清一色的蓝黑色布衣的肯定是老表，穿着花花绿绿的的确良衬衣、套头汗衫、格子外套或军衣等的就一定是上海知青。对于上海知青，最累的是夏收夏种期间，在骄阳似火的田头踩着打谷机，不停地打谷子;还没等晒干，又忙着翻地犁田种晚稻，累得腰都直不起。比这还累的算是挑石灰了。石灰的作用可大了，防霉防腐、杀虫消毒、干燥除湿全靠它。大余内良要用石灰，必须翻过高山到崇义聂都的窑厂去，走几个小时的陡峭山路。凌晨3时起床做早饭，4时打着电筒挑着箩筐出发，摸黑翻山越岭2个多小时，早上六七时开始排队装石灰，装好后返回队里。知青“挑工”差，一般只挑20公斤，但几天下来，肩膀全烂了，女知青疼得直流泪，可为了工分，还是坚持下来了。几天后，他们也学精了，放下成本过高的手电筒，拿起了和老表一样的竹竿火。
王兆松说，知青生活中最不情愿的是下田干活都要打赤脚，很不习惯;最快乐的事是走20公里去山后的广东宁化赶圩，和老表一起在琳琅满目的山货里挑选着竹器、香菇、冬笋;最激动的是每年两次的放电影，十里八乡的老表和知青全赶来了，挤在打谷场上观看《地道战》等，晚上外村的上海知青一起挤在知青点，五六人挤一张床，激动地聊到鸡叫;最有意义的是过年前，领了工钱后买它3个樟木箱，一个套一个，最里面还放上冬笋香菇等山货，打包回上海探亲。年后又带着上海奶糖、固体酱油、白元蛋糕、肥皂、牙膏等赶回五洞大队;最兴奋的是收到亲人和同学的来信;最令人感动的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位女知青半夜突然患重病，老表举着火把抬着竹床，跌跌撞撞走了20公里山路，将她送往公社卫生院抢救;最难忘的是勤劳善良的老表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告别父母的上海儿女，教他们农业和生活知识，还送蔬菜送柴火，为驱赶劳累，王兆松还跟着老表学会了抽白纸卷烟丝……
1974年，作为知青排长的王兆松因表现好，劳动积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并建立起了“鱼水之情”，被光荣推荐到赣州卫校读书，从此告别知青生涯回到了校园。毕业后，他在赣南这片红土地上成家立业，在卫生战线上兢兢业业地工作，成为了一个赣南“老表”。
王兆松看着老照片说，很想念曾在一起生活4年多的知青同学，不知道他们现在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