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西北的西路军女战士在西路军纪念馆前合影(右一为安明秀老人)
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历史的风雨，荡不尽25000名红军西路军将士倾洒的滔滔热血;时代的尘土，湮没不了1300多名红军西路军女俘们的悲壮……
最后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
1994年盛夏，我去大漠采风，途经兰州火车站，在一个卖拉面的小食摊前，遇到一位老大娘，她说话时居然带着浓浓的阆中地方口音。我用地道的阆中腔一打听，她先是一怔，然后颔首。原来，她就是阆中籍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安明秀。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幸的际遇，西北的风霜，过早地在她瘦削的脸颊上犁下了深深的沟壑。她把我带到她低矮、简陋的小院，一阵唏嘘感叹之后，她老泪纵横地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背着父母参加了红军
安明秀是阆中方山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从小活泼、聪明。1933年金桂飘香时节，她14岁，红军来到阆中，打土豪、分田地，给古城带来希望。安明秀背着父母参加了红军。她活泼机灵，人见人爱，先被安排到总政治部剧团里工作，后来她得了“打摆子”病(即疟疾)，到总医院住院。病好后，被留在了总医院当看护。
不久，安明秀所在的部队被编成西路军，根据中央命令向黄河西岸进发。远离根据地，红军从藏区突围,摆脱了胡宗南大军的纠缠,又陷入西北王马步芳、马步青骑兵的狼窝，经过一路上艰苦卓绝的战斗，红军的人数日渐减少。从梨园口进祁连山时，总部领导到医院开动员会说：“你们先在山里打游击，我们主力先走,等我们与苏联红军汇合后，再来接你们!”
于是，红军总医院开始分批疏散。安明秀随院主任李昌柱一路。途中，警卫排和马步芳的骑兵打了两仗，马匪骑兵来去如同一阵风，且异常凶猛,第一仗警卫排缺乏对骑兵作战的经验，吃了亏，第二仗战士们对敌人骑兵实施远程射杀，打胜了，部队继续向山里前进。
爬雪山，涉冰河，零下30多度的奇寒，部队在山里转了三个月，粮食吃光了，可接应部队的影子也没见，情况越来越糟糕。
转呀转，这天一早，大家刚刚醒来，突然，马步芳的三十多个骑兵蜂拥而至。李昌柱他们一看不好，便指挥分头突围。男同志跑得快，大部分逃掉了，十几个女同志却全被抓住了。她们被一个一个地捆成一长串，在马鞭和枪托的打击下押送出山，走了两三天才出了祁连山。出山后，她们被一站一站地押送到了青海。
后来据统计，共有25000多名红军西路军战士壮烈牺牲在河西走廊，1300多名女战士被俘，安明秀正是这些被俘女战士中的一员。
做丫环的苦难岁月
初到西宁，安明秀她们被关在马步芳师部的大院里。第二天，有人被领到羊毛厂去了，有的被领到医院去了,而安明秀则到了衙门街的“新剧团”。白天，马匪押着她们到各旅团演节目，夜晚，好些女演员还被强行拉去受凌辱。
树叶又黄了，天上飘雪了。她在“新剧团”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天，马匪把一百多名红军女俘全集中到一个大院里，一个首领先假惺惺地讲了一番“关怀”的话：“诸位，国共两党已经再度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为表示两党团结之诚意，下面就宣布获释者的名单。”
听了这话，安明秀她们激动得话都说不出了。然而，每念一个名字，就有一名军官站到女战士身旁。这哪里是“释放”，敌人明明是妄图把她们像牛马一样，搭配给他们的部下作妻妾!
女俘们愤怒异常，她们拚命和敌人扭打起来，敌人一拥而上，很快把这些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制服了。随后，她们被带到了不同的军官家里，安明秀则到了马步芳的财政厅长马丕烈家当丫环。
谈及那段历史，她已泣不成声。在马家，安明秀每天要晚睡早起伺候他家那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傻瓜少爷，顿顿给他喂饭，晚上还要抱着哄他睡觉，给他按摩腿和胳膊。稍有不慎，就要劈头盖脸挨马丕烈一顿马棒。受了委屈后，安明秀总是倔犟地逃跑出来，但由于环境的复杂，人生地不熟的她每次很快就被抓了回去，少不了被打个半死。
一次，马丕烈回河州娶三老婆去了，他的少爷整天缠着安明秀练红军操给他看。安明秀忍无可忍了，搧了他几个耳光。马家大老婆见了，边骂边冲过来打安明秀。大老婆人长得很漂亮，但个子矮，哪是经过军事训练的安明秀的对手，安明秀顺势抓住对方一脚将其踢倒在地，然后跑了出去。在外面转了一天，她还是被抓了回去，被打得皮开肉绽，左手从此落下残疾。经过这次风波以后，马丕烈对安明秀越看越不顺眼，加之她左手干活不利索，于是要把安明秀赏给他的勤务兵，安明秀死活不同意。
马家有个叫白头阿奶的老丫环，侍候过马家三代人，此时向马丕烈提出想要安明秀给她当孙媳妇，马丕烈答应了。安明秀见白头阿奶的孙子也是个受苦人，就同意了。
1943年秋，安明秀和白头阿奶的孙子马国英结婚了，丈夫是个回民，本分老实，也知道红军女战士们的经历和苦难，对她很体贴，往往宁愿自己累一点，也不让她出去干活。安明秀不忍丈夫天天为自己劳累，干脆出去要饭。后来又跟丈夫到煤矿背煤，在兰州打煤砖，到黄河冶金设备厂办的托儿所打杂，直到解放。
晚年的阳光
1966年，“文革”开始了，安明秀和赵桂林等几名红军西路军女战士被抓起来批斗。安明秀说，被敌人殴打、摧残，伤的只是肉体，而被自己人折磨，伤的却是心灵，是最难忍受的。“叛徒”、“逃跑分子”等帽子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甚至还有人污蔑她给马丕烈当了太太。据说，“证据”是马丕烈大老婆交待的。造反派不给她们吃饭，还又打又骂，丈夫也因此受了株连。安明秀又气愤又委屈，她绝食、撞墙，直到病倒了卧床不起。
1979年4月，组织上给安明秀落实了政策。
安明秀的四个儿女都很孝顺，按月给她生活费，丈夫和她都有退休工资，她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近几年，我几次在电话中与安明秀老人联系过。得悉她身体每况愈下，想回故乡阆中探亲的愿望难以实现。事实上，尚在人世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已经不多，安明秀是最后的女红军之一。
近日，当我再次电话联系时，她的儿子马玉龙在那头哽咽着告诉我，她母亲已经去世。天气暖和后，他们将送老人的骨灰回阆中“落叶归根”。
我的心“咯噔”一沉，一位最后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也悄然而逝!我赶紧去市档案馆和党史办，想查找一点关于安明秀的资料。遗憾的是，毫无所获。即使是在《红军在阆中》、《阆中红军名录》两书中，也找不到安明秀的名字。
仅以此文悼念这位最后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