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一队队战士穿着整齐的草绿色的军装在我面前走过的时候，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激情，常常使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我是怎样穿着一身老百姓的粗布衣，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过万水千山的情景，在现实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真切、清晰。
我家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九二九年四月，我在家乡参加了红军，而后奉命转到地方工作。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从江西瑞金又重新参加了红军队伍，不久，我所在的八军团奉命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前，增加了许多新战士，无法赶制军装，我就穿着那套老百姓的衣裳踏上了长征路。
我们进入湖南后不久，八军团解散，我又被分到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机枪连当战士，那时背着背包，扛着机枪，一天走几十里路，汗水湿透了衣裳，太阳出来很快又被晒干了。这样，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衣服上结了一层白霜(我们称之为“汗花”)，因为我扛机枪，上衣的两肩磨出了洞，常找些破布胡乱补上一块，就这样补了又破，破了又补，两个肩补丁摞补丁，像两块肩章。到了宿营地，因为累了一天，很想休息一下，躺下就能睡着。可是，一看到自己这一身散发着酸臭味的湿衣裳，也就顾不上休息了，赶紧找小河沟或到井边弄些水，把吸满汗水的衣服洗涮一下。衣服晾在树上，人的活动可就不自由了，穿着短裤，赤着身子就不好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有时紧急集合，只好穿着湿衣服去站队。宿营后遇到派勤务或站哨，衣服就洗不成，只好在睡觉前把衣服晾开，第二天穿着那像浆过一样的硬梆梆的衣服继续行军。这时，我是多么盼望有一套换洗的军装啊!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轻装、缩编，我们的机枪连缩编成机枪排，开进遵义城住了两天。有一天，连长把我叫去，把一块面子不怎么宽的蓝布交给我说：“你的衣服实在叫人看不下去了，把这块布料拿去，自己想办法找人做一套军装吧。”我接过这块布，既高兴又激动，从心眼里感谢组织的关怀。
可是谁想接着又是紧张的行军、打仗，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衣服。我虽然穿的还是原来那套破衣裳，可一想到背包里那块蓝布衣料，心里就踏实多了，走起路来也分外有劲。就这样，我背着这块蓝布，跟着队伍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省转了近两个多月。因为行军紧张，宿营晚，起得又早，勤务也多，衣服一直没有做成。
三月的一天，部队稍早一些到一个小镇宿营，有人说，看样子可能会住上几天，休整一下。这天放下背包，我就请假带上那块蓝布去找裁缝。因为镇子不大，很顺利便打听到了一个做手工的老乡。我讲明来意，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看我这身穿着，他似乎也很感动，答应给我快做，放下手中的活，马上为我量尺码，接着就动手剪裁。因为天已经黑了，这里没有明亮的灯，他说要做只好等明天了。见他这么肯帮忙，我讲了一些感谢的话之后，带着小跑回到驻地。眼见穿新衣服有希望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天行军的疲劳都不知哪里去了，晚上我竟然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总想着那块剪开的蓝布，想着一身崭新的衣裳。突然，一阵急促的号音把我惊醒。“马上吃饭，四点钟出发!”排长大声地喊着。我哪里顾上吃饭，穿上衣服便直往那家裁缝店跑，敲开门告诉那位老乡衣服不能做了，我们马上要出发。老乡听说，急忙找出昨晚裁好的衣料，连同剩下的一些边边角角碎布包好交给我，我说了两句道谢的话，转身就走。刚出门，忽然想起得给人家报酬，又忙着转回来，从衣服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纸包，这里装的是几两烟土，我拿出一块给他，并且解释说：“收下吧，我们红军没有现钱，这是上级发给我的草鞋费，给你作为报酬。”老乡开始坚决不肯收，叫我留着换草鞋。后来我讲明了红军的纪律，他才勉强收下了。
离开这个小镇，又是紧张行军。我们在贵州和敌人兜圈子，钻山沟，走小路，晚上多住在一些人烟稀少的村镇，有时还在野外露宿，衣服自然没有工夫做。
第三次过赤水之后，有一天到一个小村里宿营，上级传下话来，要求把住处搞得好一点，要在这里休整几天。我想，这正是做衣服的机会，赶忙去打听这村里有没有做手工的人家，一位老乡告诉我，村头有一家过去给人做过手工，听说现在不做了。我抱着一线希望挟着这块裁好的衣料到了这家。主人很热情，说他们虽早已不再收活了，但这套衣服一定帮忙做，而且一定尽快做好。我把衣料放在那里，回到住处。第二天果然没有出发，上午我在开会之余，又跑到那家看看，只见那家婆娘正在床上为我一针一针地缝制呢，我也不好更多地打扰她，讲了几句客气话就离开了，临走时她说，一定快赶，叫我晚饭后来取。眼看这套衣服就要穿到身上了，我的心里有多高兴啊!可是快到中午的时候，通信员来通知，马上打背包，午饭后出发。我慌了，快步跑到村头那家，一进屋，看到老乡和他的婆娘两人都上手了，正在为我赶制那套衣服，见此情景，我感动极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衣服已经快做成了，只差衣袖、衣领、裤腰没有上，扣眼没有锁，然而时间不等人，我只好拿着这套“半成品”离开了这真心实意支持红军的一家人。临走时，我还是从衣袋里掏出纸包，硬交给他们一块烟土，讲明原因，待他们追出门来，我已经跑远了。
我背着这套“半成品”，随着部队出贵州，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一直到了四川。一天，在四川会理附近一个村镇宿营，因为到达宿营地的时间比往常早些，再加上我身上这套衣服已经破烂得太不成样子，我又拿起这“半成品”出去求人。一个五十多岁的四川老大娘听我讲完这套衣服不寻常的经历，当即表示：“剩下这些活，今天晚上一定做完，明天你穿新衣服走路好喽。”可是谁能想到第二天出发时，我不但没有穿上新衣服，连这套一直成为我精神安慰的“半成品”也永远离开了我。原来，这位大娘的儿子家住在离这两里多地的村上，大娘昨天晚上把衣服送去给她儿媳，让她连夜做，天亮前去取。谁知因为敌情有变，我们凌晨三点半紧急集合，当我赶到这位老大娘家时，她也起床了，准备去取衣服，但时间怎么也来不及了，她拍着大腿说：“糟了，这么早出发，哪个鬼晓得哟。”她又说：“你等等，我跑去拿。”听说敌人的先头部队离这里已经很近了，不允许我久留。我告诉她，不要急了，这套衣服送给你了，她急得跺着脚说：“这怎么使得哟，这怎么使得哟!”最后，大娘打开箱子摸了半天，拿出了两块银元要我收下，我自然执意不肯。这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出发了，大娘一直把我送到队伍里，紧紧拉住我的手连声地说：“伢子，对不起你，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呀!”我看她的眼圈都红了。
这一回倒也彻底，无牵无挂，我再也不去想做新衣服的事了。因此，只得自己想办法“整修”身上的衣服。我抓紧行军打仗的空闲时间，利用那几块裁剪剩下来的边角碎布，把穿的这件破衣服好好补了一下，就准备无限期地穿下去。
有一天团长把我叫去，十分正经地对我说：“听说你把新衣服送给四川老乡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纪律，可不经报告把‘军需品’随便送人，这也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我赶忙解释，团长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都知道了，都知道了。我这里有一条裤子，你拿去穿吧，可不要随便再‘送’人哟。”这是一条灰色的旧呢子裤，虽然屁股后面已经补了两块，但看样子还能穿一阵子。我接过裤子，给团长敬了个军礼说：“报告团长，这条裤子我保证天天穿在身，谁也扒不去!”这条呢子裤成了我的“礼服”，行军的时候舍不得穿，宿营、开会换洗衣服时，我才把它拿出来穿上。在我们连里谁都知道我有一条呢子裤，每逢开会前，大家总不免要以它为话题，逗笑一番。“呢子首长来了，起立!”“看，还有两道裤线呢!”听到这些话，我总是和大家一起放声大笑。
裤子解决了，上衣又“告急”。有一次不小心，机枪腿把右肩刮了一个大口子，肩膀露出来了。因为布已糟了，缝了一下也挂不住线，我为此事很苦恼。一次打土豪时，连长向上级要来一件黑色的夹长袍给我。连长当着我的面把这件长袍齐腰剪开，把上半截送给了我，并且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换换装吧，咱们也该注意点军容风纪呀，总露着半拉膀子就太不像话了!”
我原来那条裤子也已经“百孔千疮”，再也穿不出去了，也只好在长征途中“退役”。从此，我就穿着那条灰色呢子裤和这件剪成半截的大褂，继续走这艰苦的长征路。
天气已经很热了，呢子裤不透风，裤子里好像有个火炉，一走起来浑身上下都冒汗;遇到下雨，这条裤子又特别能吸水，裹着腿叫人迈不开步。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们来到了夹金山脚下。这里气候多变，气温很低。过山前，部队开始筹集粮食，衣服，准备姜、蒜、辣椒等驱寒物资。我没有分到衣服，就穿着那件呢子裤和单衣跟着队伍翻越了这座大雪山。八月，过草地前上级要求凡是有两件单衣的，都要缝起来，中间加些羊毛，只有一件单衣的，发给两张生羊皮。就这样，我背上披着两块生羊皮，忍着饥饿，口渴，经过七天的艰难跋涉，走出了一望无垠的荒芜草地。从这以后，这两块生羊皮前一块后一块做坎肩，就一直不离身了。行军时披着，睡觉时铺着，一直穿到陕北。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们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我们在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了蒋介石的一○九师。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到清泉沟住了几个月医院。一九三六年二月，我被派到陕北瓦窑堡附近安定县的一个补充师去当副排长，负责训练新兵，这时，上级发给我一套崭新的蓝布棉军衣。这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得到军装。看着这套棉衣，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当我第一次把这套蓝布棉军装穿在身上的时候，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使我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激动。那块蓝衣料、那件掉了袖子的破小褂、还有那条灰呢子裤、半截黑长袍、老羊皮坎肩，一件一件浮现在我的眼前……
(梁振山 顾荣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