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何兴武老人，8岁时因用药不当失聪。为让更多的聋哑人接受教育，1994年9月，何兴武和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周氏两兄弟，决定创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孩子的学习能力并不比正常人差，他们需要的是更细心的关爱。”何兴武在纸上写下这句话。
“三联特殊教育学校”，名字取“三人联合”之意。老人的大儿子何彪解释道，办校不到5年，周氏兄弟先后因病去世，临终前，他们嘱托父亲一定要将学校继续办下去。
根据教育部门的批准，三联特殊教育学校可收学杂费每人每期2000多元（含吃住），考虑到学生家庭困难，学校将学费最大限度地减少到每人每期1590元（含吃住）。尽管如此，能如数缴纳学费的学生仍只有极少数，大多数只能缴500元左右。
没有钱，何兴武就把自己和爱人的退休工资全“砸”给了学校，自己和爱人的生活过得异常节俭。
因为穷，学校买不起昂贵的菜。大多数时间，孩子一周最多只能吃上一两次肉。为了能买到更便宜的东西，让孩子们能多吃一块肉、多吃两棵青菜，何兴武常常蹬着三轮车到批发市场买菜，往往一个来回就要花上4个小时左右。
“为了买菜，父亲不知道摔了多少跤！”何彪说，而且老人总是把骑车摔倒的事瞒着全家。“不痛，没事的。我总不能让孩子们饿肚子。”何兴武总是故作轻松地比着手势告诉家人。
“无声世界”里唯一会说话的是何彪，也是学校的“外交官”，负责打理学校琐事和对外联系。
几年前，何彪在深圳从事营销工作。为了父亲的“坚持”，他回到南昌。“学校实在太穷了，人家办民办学校都是希望赚钱，他一直在贴钱。”家人曾极力反对何兴武办校，甚至不理睬他办校遇到的困难，希望他由此“知难而退”。
知道儿女们反对，何兴武就把苦往肚里咽，从不对家里人说起学校的任何困难，只是一个人苦撑着。
2005年，看见白发老父亲还在执着地苦苦支撑，何彪放弃了工作、取出存款，成为学校的一分子，正式当起了老师和“外交官”。
“我希望能帮父亲好好办校，不仅要教聋哑孩子们知识，而且要教他们技能——学习一门手艺养活自己。”何彪说，父亲做了大半生特殊教育工作，已经有400多名毕业生，但很多学生还是回去放牛、种地，因此，现在对每名稍大的学生都要进行技能培训。
何兴武的妻子也是一名聋哑人，为了照顾孩子们的日常起居，她也来到了学校，做起了学校的“全职保姆”，负责照顾孩子们的饮食生活。有的孩子缺乏自理能力，何兴武夫妻俩还要帮他们洗衣服，换被褥。在父亲的影响下，何彪的两个妹妹也在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时常来学校帮忙。
小毛（化名）用手语说道，“学校很破，但大家都不愿回家，这里是我们的幸福天堂。”
对孩子们来说，这栋旧楼就是他们的家——在这里，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
学校只有几十个学生，大都是通过邻居或者亲戚朋友介绍来到三联特教学校的。有的孩子已近20岁了，但不识字——因为正常学校不接纳他们，而公办特殊学校的费用又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家庭承受能力。最小的孩子6岁。他们大都来自江西丰城、上饶等地一些偏远农村。
每天上午9点，在一、二年级“混合班”教室外总有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先生。他先是踢毽子，踢完后，又指指黑板上的汉字“踢毽子”，用手语比划给学生。而后，他又给学生示范“跳绳”，学生们也不时跟着比划。
老先生叫余希建，也是一名聋哑人，曾在福利企业从事特殊教育。如今，他是“混合班”的老师。老人用笔向别人介绍道，他和何兴武是老朋友，退休后他就来义务帮忙，一帮就是14年。
从三联特教学校走出去的每一位学生对学校都有着浓浓的依恋，有学生毕业后回校当义务老师。
邬凯旋是在三联特教学校毕业后回校的一名老师。“如果不是这个学校，我也许还在家里放牛。”2001年毕业的她转校读完初中、高中后回来当了老师，而且不拿一分工资。邬凯旋在纸上写道：“看到现在的学生，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二十多年来，学校已经搬过5次“家”。这几年，由于政府部门和爱心人士的帮助，学校运营相对稳定。有匿名网友送来3000元生活费；南航国防毕业生小赵捐助数台电脑；有人捐书帮学校建起“爱心书屋”……
随着年龄的增大，何兴武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为了学校能继续办下去，孩子们能有学习的地方，他准备让儿子来接手学校的事务。“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将来我干不动了，我儿子还在，这里的学生们不会没书读。”何兴武在纸上写到。
三联特教学校的孩子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位好校长。为了让聋哑的孩子接受教育，他凭着一种锲而不舍的奉献精神，无私忘我地在这条特殊的教育路上坚持了24年。来路布满荆棘，前路依然艰辛，期待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能够给予帮助，让那些聋哑孩子的求学梦想得以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