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从供需两端挤压全球产业链，强化已有的全球产业链变化趋势。亚洲产业链目前现状如何？本文从亚洲产业链现状出发，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影响，以及未来亚洲产业链可能的走向。
过去二十多年间，亚洲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逐步从“亚太社团”中分离，形成了与欧美产业链规模大体相当的亚洲产业链，并以中国大陆为中心、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为副中心。北美产业链仍以美国为中心，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北美自贸区的带动下与美国联系日趋密切，其外围还包括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而欧洲产业链中，德国的贸易地位逐渐凸显并成为区域枢纽，英国和法国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这一时期的全球产业链调整呈现出两方面的鲜明特征。
第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的贸易往来加强，尤其是欧洲和北美与亚洲产业链间的贸易往来明显增加。2000-2017年，欧洲与亚洲的增加值贸易往来占比由11.3%上升至16.6%，而与北美的往来占比则从13.5%下降至10.6%。类似地，北美与亚洲的增加值贸易往来占比也从2000年的19.3%提升至2017年的21.6%。在跨区域贸易中，除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掌握部分高技术产品外，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整体上仍主要基于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与中低端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相对更高。
第二，亚洲产业链中区域内贸易占比较高。2000-2017年，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在亚洲产业链中的占比从40.3%升至46%，其中东亚地区在亚洲区域内增加值贸易中占比接近80%。类似地，欧洲产业链的区域内贸易占比也较高，但其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占比从2000年的62.1%降至2017年的55.1%。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区域，欧洲和亚洲产业链的内部融合更加紧密。
根据资源禀赋及出口产品结构特征，亚洲主要经济体可分为自然资源型，包括文莱、老挝和缅甸。
低等技术产品制造型，包括印度、越南和柬埔寨，在亚洲产业链中处于中等偏下位置。印度与中国在低端产品制造上总体呈现竞争关系，但在中高端产品上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越南电子设备行业出口的增长获益于外商投资设厂，其在该行业主要从事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任务。柬埔寨则在全球纺织服装行业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中等技术产品制造型，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五国在亚洲产业链中处于中游，主要从事中低端产品和少数高端产品制造，在电子和机械产品产业链中存在一定互补关系。近二十年，中国的出口向高技术产品转型，但在中低等技术产品上仍具有突出优势。
高等技术产品制造型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经济体整体处于亚洲产业链上游。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主要出口电子和机械类资本品与中间品。三个经济体与中国大陆在该产业存在密切互补关系，如从中国大陆进口电子和机械产品，并向中国大陆提供相对高技术的中间品与资本品。相应地，中国大陆将从东盟进口的原材料，从日本和韩国进口的零部件，组装加工成最终消费品向美欧等出口。
亚洲产业链演变呈现出雁阵模式的特征。矿产品、纺织服装和机电产品是亚洲产业链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行业。第一，纺织服装产业链实现了从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向中国大陆，再从中国大陆向印度和越南等地的两次转移，呈现出“雁阵”的特征。1995年，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是该行业主要的出口经济体。到2005年，中国大陆成长为纺织服装类产品全球最大的生产中心，越南则取代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跻身成为亚洲纺织服装类产品主要供应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受成本因素驱动，纺织服装类产业链进一步从中国大陆向人均收入水平更低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2007-2018年，除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以外的东南亚和南亚经济体服装业出口占全球比重从9.7%上升至13.5%，增速明显提升并可能将进一步加速。
第二，电子行业产业链中的中低端产品或任务也呈现出“雁阵”的特征，但高端部分仍主要由欧美各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掌控。1995年，日本是亚洲电子中间品贸易最大的枢纽国家，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为电子产品的区域副中心，此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地位相对外围。2015年，中国大陆成为亚洲电子中间品贸易最大的枢纽经济体，并从代工、加工逐步成长为具备一定自主生产能力。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占比提升，而日本和新加坡占比下降。但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主要负责中低端电子产品的生产，欧美各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高端电子产品生产中仍然具有较强竞争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在这一背景下，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亚洲和全球产业链受到巨大挑战。
根据《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2-2016年当全球名义GDP增速下行时，各种类型的跨境贸易活动均有所下滑。其中，涉及两次及以上跨境贸易的复杂产业链活动(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多属于这一类)下降幅度最大——2012-2014年尽管总体仍维持微弱的正增长，但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已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2015年增速甚至一度跌至-10%。2017年，全球经济景气程度回升，复杂产业链活动增速有所恢复，但生产低迷的长期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复杂产业链活动(尤其是中美相关部分)受到较大影响。
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显现。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谈判长期止步不前，在美国阻挠下争端解决机制陷于瘫痪，WTO的机制和公信力持续减弱。欧洲经济一体化也受到逆全球化势力的冲击，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另一方面，2008-2018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关税税率有所回调。美国加权平均的关税税率在2008年后有所上涨，最大涨幅为0.16个百分点；类似地，欧盟关税税率在2012年后出现回升，最大涨幅为0.65个百分点。此外，通过非关税贸易壁垒限制贸易的措施增多。根据WTO《总干事年度报告》，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10月15日，WTO成员方采用了102项贸易限制措施，包括关税、数量限制措施、严格清关程序等，共涉及价值约7469亿美元的产品，较上年同期大幅提高27%。在这些措施的影响下，全球产业链的参与度从2008年的60%下降至2018年的55%。
逆全球化浪潮破坏了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打破了原有的产业链平衡，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不利于跨国企业在全球布局和投资，也将冲击依赖国际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亚洲产业链。外部环境变化将促使亚洲产业链在各经济体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进行调整。在中低端产业上，亚洲经济体在劳动、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享有优势，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中低端产业在经济体之间的转移。而在高端产业上，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出口管制等保护性措施，增加国家间技术转移壁垒，限制后发经济体通过学习模仿实现经济增长和赶超的可能性，甚至可能使一些经济体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
第一，拓展均衡的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是亚洲经济体增强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手段。这不仅表现为贸易伙伴数量的多元化，还表现为贸易伙伴份额的均衡化和产业链分工的不断细化。就贸易合作伙伴数量而言，近二十年来，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对外合作市场数量不断增加。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提出的“棉花路线”(CottonRoute)与“季风计划”(ProjectMausam)，都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增加贸易伙伴数量和分散产业链风险。就贸易伙伴份额的均衡化而言，根据蒋小荣等采用的结构熵指标，亚洲多数经济体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就产业链分工而言，亚洲产业链的内部合作不断深化，主要经济体的产业链关联逐渐从竞争转向互补。例如，亚洲产业链在电子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制造上呈现出互补多于竞争的贸易往来关系，在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上的竞争关系也开始向互补演变。
第二，加强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共同市场建设。亚洲经济体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可以优势互补，国别和区域产业链有分工优化、提效增质及差异化竞争的空间。同时，增加亚洲区域内产业链合作、减少亚洲经济体对区域外增加值的依赖，有助于促进亚洲区域内经济发展，降低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性突发事件等外部冲击对亚洲经济体产业链的影响。此外，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市场的不断壮大，发展区域共同市场有助于对接亚洲内部的供给和需求，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根据麦肯锡《全球化大转型，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在何方》的报告，1995-2017年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消费中的占比从81%下降到62%，发展中经济体的占比则从19%上升至38%，其中亚洲占比从7%上升到18%，预计到2030年亚洲在全球消费中的份额将达到26%(超过一半来自中国)。然而，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和产业链融合缺乏区域层面协调安排，亟需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推动经济一体化建设。
从产业视角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呈现不同的重构路径。
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继续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以纺织服装业为例，该产业自工业革命以来先后经历了从英国向美国(20世纪上半叶)、从美国向日本(20世纪50年代)、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70年代)、从“亚洲四小龙”向“亚洲四小虎”和中国大陆(20世纪80-90年代)的四次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人力成本快速攀升。尽管目前中国大陆依然是全球出口纺织服装产品和纺织原料最主要的经济体(2018年出口占比仍有44.9%)，但随着人力成本快速攀升，纺织服装产业已经向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等地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与同类经济体的关系也将从竞争多于互补向互补多于竞争的情况演变。
第二，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区域一体化在保障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上将发挥更大作用。
从供给端看，这类产业链依赖产业集群且需要较高的技术知识，而亚洲经济体具备高端产业的制造基础。以电子产业为例，在高技术电子产品制造上，一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具有较高竞争力，另一方面欧美企业投资设厂也提升了亚洲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在制造中低技术电子产品方面，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均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
从需求端看，亚洲未来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对新兴技术的掌握，但目前亚洲多数经济体在电子和机械产品上对欧美国家存在一定依赖。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构建的信息技术时代，新兴技术将改变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增加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赶超的技术壁垒，亚洲经济体只有抱团取暖，加强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上的合作，方能避免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对于电子产品而言，一方面，亚洲对美欧增加值依赖相对较低，有可能率先开展区域产业链合作。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大陆是全球电子产品产业链中最大的枢纽，2015年进、出口占比分别为30.4%和29.1%，但仍主要负责中低端电子产品的生产或高端电子产品中低端生产环节。亚洲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高端电子产品生产中能与美欧比肩。
中国大陆在亚洲产业链中的位置将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从产业层面看，伴随着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留在国内的企业将转型为中间品供应商或者设计、营销和售后等服务商，进而向产业链的上游或者下游迁移。在新兴技术领域，尽管面临较大阻力，中国大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和市场优势，能够在亚洲产业链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比如，2005-2016年，中国大陆在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上升达14.9个百分点。从外部环境看，中国大陆在贸易摩擦、产业链安全性和高端技术转移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一部分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行业已经转移到美国进口关税更低的地区，比如越南和墨西哥等。未来在产业链调整过程中，中国大陆企业有动机通过加强亚洲区域合作，提高产业链中位置和产品竞争力，减少或避免与美欧国家间的直接贸易争端。
结论
从中长期看，疫情促使各国反思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问题，也为亚洲产业链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机遇。从国别视角看，亚洲产业链将向多元化和区域化推进，包括拓展均衡的多元化市场、加强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共同市场建设等。从产业视角看，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会更加趋于互补，其有望在高新科技领域加强合作。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继续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而区域一体化将在保障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上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李颖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崔晓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开放市场下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出口份额”的阶段性成果。原文首发于《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2期，澎湃新闻刊发时有删节与编辑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