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40 多年强劲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然而，回顾中国以往的经济转型，我们必须意识到，旧的增长故事即将结束。由物质资本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将日益被由知识、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投资驱动模式所取代。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使人均产出增幅高达10 倍以上。未来四十年，对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大规模的投资和保护，以及调整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都将大幅提高人民的福祉。
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和不断改变的国际分工（Hepburn and Stern, 2018），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关系，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也将发生改变。中国将重点关注具有高质量增长前景的技术、现代服务业（包括医疗、教育、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金融、物流）、可持续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新的粮食和土地利用系统。凭借已有的技术，中国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上更可持续、更高效、更绿色的发展道路，避免污染和拥堵等历史问题，同时中国自身也将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挑战，本文旨在为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转型提供一种增长和发展的方法。我们认为，在中长期继续实施高碳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会使中国失去在部署和开发世界日益依赖的新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将会导致环境污染恶化，从而可能使发展逆转，导致衰落或崩溃。此外，这种发展方式还可能使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等问题固化。
本文回顾中国经济成就，分析新时代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揭示中国早期发展模式即将终结的原因，简要阐述在变化的世界中新增长策略的一些核心要素，指出中国下一阶段特别是“十四五”时期（2021—2025 年）创新和投资的重点领域，以及引导这些创新和投资的政策工具。
二、中国经济增长：历史、趋势、挑战和未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产出主要由中央政府指导和控制，中央政府制定生产目标，控制价格，并在大部分经济主体间配置资源。换句话说，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是政府，而不是自由市场。这种经济体制产生许多问题，包括：产品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导致供应不足或供应过剩；政府作为唯一的资源调动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
中国的经济改革践行了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改革开放始于1978 年，最初，中国设立了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进行试点，并把这些试点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广泛推广。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推行了农业和家庭制度方面的关键性改革，80 年代开始扶持个体户、乡镇企业，并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90 年代进行金融改革，发展专业银行并成立政策性银行。21 世纪初，改革发展的重点转向人力资本的提升与积累，教育转型升级，并大力普及社会保障。在整个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越来越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在过去四十多年里，随着这一连串的结构性改革，中国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转变。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中国每一阶段的改革都充分吸取上一阶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及时对发展目标做出调整。
当然，这种快速增长也暴露出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和低效率”的特征 （Yang and Zhao, 2018）。Chow 和Li（2002）指出，1978— 1998 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7%，其中55% 的增长源自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正如Qi 等（2016）所观察到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煤炭推动，如果没有那么高水平的煤炭使用，那么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如此快速。
中国已经意识到过去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中国当下强调新增长模式下的结构性改革，并将重点放在除物质资本以外的各类资本，以及创新和技术发展（Songetal., 2017）。因此，未来30~40 年里中国将再次转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转型的维度将不再集中于产出和收入，人民福祉、社会和环境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指标将成为焦点。一直以来，中国的关键转型和各项改革措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动，下一阶段的改革措施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尤为重要。
（一）中国未来几十年需要应对的挑战
1. 气候变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威胁迫使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控制碳排放。Lenton 等（2019）总结了有关气温超过临界点所造成威胁的证据，包括冰川崩塌及生物圈边界等，并认为我们正处于地球紧急状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2019 年排放差距报告》（Ession Gap Report2019）显示，到2030 年，全球可能达到的碳排放量与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内所应达到的排放量之间的差距约为130 亿~1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20 年的排放差距扩大50%。在全球范围内，过去十年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行动显然远远不够，这就要求现在的行动要更快、更具变革性。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中国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 新技术
一方面，当房地产 和全球化等旧的增长动力消失时，新技术的推广可以刺激需求，促进创新，进而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必须优先发展适合的技术，并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适当的融资来支持这些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发展，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重大的干扰和风险。因此，中国必须确保公平转型，不能让弱势群体掉队。
3.“一带一路”倡议
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对“一带一路”倡议（BRI ）的官方描述含糊不清（Ang，2019）。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有时会导致一些借“一带一路”倡议之名的投机活动，也在某些方面引发外界质疑。中国要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好“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品牌，首先必须明确“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义，明确其范围，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信息。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战略和重点，中国可以作为合作伙伴为其提供帮助，但不会决定各国经济的未来。中国应与这些国家建立透明和相互理解的伙伴关系，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成功并持续产生深远影响。
4. 其他挑战
其他挑战包括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持续不确定性、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等，这些应成为短期或中期政策的重点。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影响带来了更多挑战，但同时也创造了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模式的机会。
（二）未来中国的新增长模式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应该具备：（1）可持续性，即为下一代提供至少和当代人一样好的机会；（2）包容性，是指应对新挑战，促进创新，为所有人创造平等的 机会；（3）低碳增长，这需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争取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净零排放的 目标；（4）以市场为导向，为私营部门提供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1. 可持续性
中国的新增长模式能够而且应该是可持续的，这将取决于对人民福祉和财富至关重要的四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数量和质量（Stern, 2015；Hamilton and Hepburn, 2017；Managi and Kumar, 2018；Lange et al., 2018）。物质资本的扩张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但近年来，人们对低质量或高污染的物质资本对其他三种形式资本危害的认识逐步加深。这样的物质资本会减少或破坏自然资本，例如污染土壤、水和破坏森林，对自然资本的破坏又会损害人类健康并造成更多死亡，从而减少、损害或摧毁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破坏又可能会加剧社会紧张，造成对社会资本的破坏。技术进步作为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应用于所有四种资本及其组合，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Fagerberg, 2000）。
2. 包容性
新的增长策略也应当具有包容性，它必须拥抱一个正在迅速变化的世界：新技术的快速兴起，特别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 （Adams，2018）；气候变化的挑战加剧；世界贸易新威胁出现等。一方面这些变化会带来破坏和风险，需要妥善管理，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创新和投资的巨大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必须强调是为所有人创造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减少不平等，提升社会凝聚力。
3. 低碳增长
在强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未来30 至50 年必须实现净零排放。如果要将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的水平上升稳定在 “远 低于2℃”的水平，这个目标和时间期限是必要的。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所显示的那样，2℃的温升比1.5℃的温升带来的危险要高得多（IPCC，2018）。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各国对《巴黎协定》所承诺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体现了各国计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决心，但从贡献总和来看，却有可能使全球温升达到3℃或更高（Climate Action Tracker，2019）。然而，我们知道，全球温升超过2℃ 将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巴黎协定》提出的将气温较工业化前的水平上升控制在“远低于2℃”的水平是非常明智的。全世界要共同承担气温升高所带来的后果，而如果全球排放总量要实现净零，那么作为主要的碳排放国，中国也必须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对可能持续30 至50 年的长期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投资进行紧急评估 （Pfeiffer et al., 2018）。
4. 以市场为导向
民营企业是高质量、高科技和可持续增长所需创新动力的重要来源。Lardy（2014）认为，1978 年以来，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民营企业。未来十年的创新和投资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民营经济推动，因此，改革应当以市场为导向，鼓励民营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换言之，公共政策、公共机构和公共投资应努力为新时代的创新和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增长
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新挑战的出现，以及世界的不断变化，中国一直在提前规划下一阶段的改革。我们认为，下一轮的改革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而言也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进程将打破主要由物质资本拉动增长的标准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的观点，即增长率是投资率（I/Y）除以增量资本产出率（I/∆Y）（Harrod, 1939；Domar， 1946）。21 世纪的增长进程应当是可持续的，如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繁荣，这将取决于多种资本形式的均衡积累和互相补充。就结果而言，中国将会关注广义的人民福祉，而不是狭隘地关注经济产出，并且在实现更广泛目标的同时，强调提高生产率和资源效率。
2005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发布，其中提到中国过度开发资源带来的经济和环境风险。200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将循环经济定义为“在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十一五”规划中有一整章关于循环经济的内容，“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将其升级为国家发展战略（Mathews and Hao, 2016）。该战略将环境和经济发展相结合，共同致力于改善社会福祉的目标（Geng et al., 2016）。
为了思考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增长，本部分重点研究三个问题：（1）推动中国之前发展阶段的因素有哪些，以及为什么旧的发展模式即将终结？（2）中国之前发展阶段的经验如何影响下一阶段目标的制定？（3）中国新时代增长策略和模式的关键特征是什么？中国已经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各种观点不断涌现。
（一）导致旧模式终结的因素
中国旧的发展模式即将终结，原因包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所面临的威胁，具体体现在：环境压力；社会关系紧张，包括不平等现象；不断更新的技术和对新技能人才的需求；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挑战等。随着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一过程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工资持续上涨、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世界地缘经济及相互影响、财政压力等。
环境压力既是区域性的，也是全球性的。当前，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全球性措施来制止环境继续恶化，而中国由于其经济规模和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必须在气候行动中发挥核心作用。未来20 年左右，世界经济规模将可能翻倍，而中国经济将增长两倍以上（Hawksworth et al.，2017）。与此同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至少减少25%，才有机会达到《巴黎协定》提出的目标——将气温上升限制在“远低于2℃”的水平（见图1）。全球基础设施规模可能在15 年左右增加一倍，其中大部分与城市扩张有关，且很大一部分会发生在中国（New Climate Economy，2016）。如果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之前发展模式没有变化，那么减排25% 以上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因此，亟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大规模改革需要果断的行动以及强有力的领导。新道路将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发展进程，它将带来强劲、可持续和包容的增长。
图1 1980—2016 年中国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IEA 数据库。
长时间以来，不平等在中国一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区域间的不平等，以及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在改革初期，一些不平等的加剧不可避免，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在过去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强劲的投资和工人技术的提高，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在上涨。所有这些都属于中国取得成就的一部分，但同时也需要为未来制定新的增长策略。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即将终结，至少低附加值制造业是如此。未来的技术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将会改变投资、就业、消费和城市的运行。
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展望未来，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和医疗系统造成的压力将与日俱增，城市也将面临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增加财政收入为本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的能力将受到约束。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已经并将继续超过富裕国家，世界经济版图已然发生变化，而且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国际贸易格局将发生改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将大幅增加。这就需要更强大的基础设施来连接这些国家，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基本逻辑。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强，有时会引发一些富裕国家的负面反应。这种反应是短视的，并且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我们希望这是暂时的。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正在促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联系，大力培养更强劲的内部需求。
（二）重新制定发展目标
前文关于近期发展和世界变化的描述，指向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即根据以往这些发展经验重新审视各项发展目标。我们所描述的对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压力意味着，应当将建设良好环境、改善不平等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主要的社会发展目标。快速变化的世界，伴随新技术而来的混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都需要加强对社会保障的重视。这些因素决定了可持续发展在发展目标中的核心地位。
我们根据以往经验阐述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思考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我们找到了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在整体目标中不应该只考虑产出或收入。当然，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人们早已认识到单单将产出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不够的。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也使我们能够从更多的维度、更明确、分析性更强地对发展目标进行阐述。有些时候，这所有目标会被概括为“福祉”。尽管这个术语很有用，但它本身是不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是机会。很多人，比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都认为结果和机会都应引起关注。Sen（1999）提到“能力”以及可以追求自己有望达到的那种理想生活，还有学者对“充权”进行分析，如Stern 等（2005）。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从这类讨论中产生的，并涵盖了与环境、不平等和机会有关的内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包含城市运行、基础设施、海洋状况、气候、森林、满意的就业机会和不安全所带来的挑战，该目标为思考和设定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框架。
（三）新时代增长策略
我们对第三个问题，即新时代增长策略关键特征的回答，自然要结合导致旧时代终结原因的讨论。该策略必须抓住新技术、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机遇，并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此外，中国还必须应对财政的挑战——中国在城镇化、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方面有强劲的支出需求，以及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变化方面的挑战。总而言之，核心目标应当是选择性地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并推动各类型资本的创新。
在技术和行业变革方面，由于工资持续上涨、技术进步，以及收入水平提高促使个体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很显然，中国现在必须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更先进的技术和以知识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这种转变将涉及对研发和创新的大力投资，培养适应新时代的技能，还涉及对衰落行业和地区的妥善管理。
Wu（2000）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TFP 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两个部分。他认为，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效率的提高和要素投入的增长。90 年代以来，技术进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Chen 和Golley（2014）估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模式，该模式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考察范围，发现研发强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积极的影响因素，推动中国的GTFP 和TFP 在1980— 2010 年均出现正增长。
技术变革日益加快，而经济整体增长速度放缓，这意味着改变经济结构不能再仅仅通过一些部门比其他部门增长更快来实现，某些行业和地区的增长将在未来几年出现下降，这要求中国必须对转型的过程妥善管理，以确保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开展培训、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措施、恰当设置政府职能（例如在受衰退行业影响的地区）和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等。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笼统地说，即“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这需要中国调整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平均约为中国的一半，如果中国能够与这些国家在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建立联系，分享最新技术，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能够在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发挥强大而积极的作用。这将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变革的动力，与20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相比，中国通过低成本制造和合资企业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形基本类似。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将凭借先进技术，扮演落后国家的外部合作伙伴的角色。
Climate Action Tracker（2019）表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必须在2070 年前实现净零，世界才有机会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根据IPCC（2018） 的建议，二氧化碳排放必须更早在2050 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如前所述，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规模和排放规模，其必须接近零碳，才能使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实现这一目标。为了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二氧化碳排放量似乎已趋于稳定，并将开始逐渐减少（见图1）。中国对《巴黎协定》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包括2030 年左右实现碳达峰。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要实现巴黎气候目标，全球排放量必须在未来20 年下降25% 以上（UNEP, 2016）。除非中国的排放量在未来几年达到峰值并开始大幅下降，否则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
实现碳排放大幅下降所需的投资变革，特别是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变革，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讨论，我们在另一篇论文（Stern et al.，2020）中展开更详细的论述。如果能有序开展投资、创新和改革，将可以创造出一条非常有吸引力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道路。这一过程中，公共财政和人口结构因素至关重要，我们将在第四部分简要讨论这些问题。
四、“十四五”时期的创新、投资与政策
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路线。那么，在“十四五”时期创新和投资的机会有哪些？又有哪些可以指导这些创新和投资的政策工具？本文仅做简单讨论。
（一）“十四五”时期的创新和投资
许多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理论知识证明，当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是正当的（Nelson，1959；Arrow，1962；Krugman，1987；Romer， 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这是因为民营企业不能完全回收其用于创造公共价值的研发投资，缺乏在这些领域投资的动力，而创新的公共融资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确定决策者应该给予特别关注的领域就变得特别重要。本文认为，中国投资和创新的重点领域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技术；（2）现代服务行业，包括医疗、教育、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金融和物流；（3）现代化城市的运行，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污染、拥堵的治理和城市运行效率；（4）粮食和土地利用系统。
在新的发展时代，资源的综合生产力和使用效率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使得循环经济的理念具有真正的潜力，因为它强调资源的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资源使用效率和生产力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也是保护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
对四种关键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投资必须成为“十四五”时期的核心，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方向的自然演变。随着对人民“福祉”理解的加深，中国反思过去发展历程中积累的经验，已经开始采取一种新的以四种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和理解这些不同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
（二）“十四五”时期政策措施
“十四五”时期的政策应当以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目标。为了使市场在引导投资和创新发展方面发挥良好作用，政府必须对市场失灵进行相应的分析并采取行动。中国政府可以在以下关键领域进行干预，以支持创新和强化可持续投资：（1）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2）研发投入不足；（3）资本市场失灵；（4）电网、公共交通、宽带/ICT 的网络外部性；（5）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中，技术等发展机会方面的信息。此外，政策必须具有可预测性和机构的权威性，为投资者提供必要的信心。在中国，不管在公共部门还是民营经济，垄断或寡头垄断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挑战，阻碍创新和增长。
（三）给“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和全世界的启示
中国过去40 多年的改革在提高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它也带来很多压力和问题。如果中国能够更清楚地预见到城市拥堵和污染问题，当初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政策和投资选择。
就人均收入而言，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在的水平与20 年前的中国相当。如果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20 年内达到当前中国的水平，并且也采取与中国类似的化石燃料主导的经济结构，全球将面临远高于3℃的气温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26 个“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截至2019 年4 月，不包括中国）的排放量占2015 年全球排放量的28%，如果这些国家继续保持当前的高排放发展模式，而世界其他国家则遵循2℃的减排路径，那么到2050 年，这一比例将增至66% （Ma and Zadek，2019）。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为其提供了机会，帮助这些国家向更可持续、更高效、更绿色的发展模式转变。中国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利用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帮助沿线国家投资于新型绿色、低排放的增长和发展模式，造福全人类。
所有这些都强调了将“十四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进行考虑的重要性。当然，中国不会决定这些国家以及其他未来可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发展战略。每个国家都将制定和决定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国可以提供指导和投资，成为他们的支持合作伙伴。这是新时代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特征。中国“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必须慎重考虑如何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伙伴关系，以及合作伙伴会选择哪一种发展模式。
五、通过系统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变革
我们已经解释了中国即将进入新的增长和发展时代的原因，包括之前取得的发展成果（如工资上涨和技能提高等），发展过程伴随的问题或压力（包括环境、不平等和公共财政等方面的压力），以及技术、地缘政治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未来的增长路径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对发展目标有为深刻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将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
新的增长路径将体现为更高质量、更清洁、更高效和更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更包容、更具凝聚力的经济和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更加和谐，从而形成更强大的“生态文明”。所有这些的实现都需要在四种类型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上进行创新和投资。本文进一步描述能够促进和推动新增长策略的经济改革措施。虽然我们将分别讨论系统性改革一揽子计划的各项内容，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之间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的。这些措施勾勒出构建一个高收入国家和谐而有凝聚力的社会所需的制度和政策。
（一）价格、监管和企业改革
快速、高效地向高质量、高科技、以服务为导向的可持续增长模式转变，需要明确的价格信号。如果要在健全的投资环境中促进民营经济投资和创新，那么价格信号和监管都应考虑前文所讨论的市场失灵的可能性。
有效的碳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确保新的碳市场运行良好很重要。比如在碳市场中纳入碳价格的下限和考虑征收碳税。碳价格本身并不能重新设计城市构造，减少拥堵或促进合理的布局，也不能确保产品、系统和建筑生产方式的设计是基于其组成部分和零部件可以重复使用或回收的。这些都需要依靠公共管理行为来设计和改革，如监管和制定标准。此外，国有企业也需要改革，提高效率，确保落后的生产或经营方式及时更新换代。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因此，构建一个明确、健全、透明和支持性的投资环境至关重要。
（二）对四种资本的投融资
对四种形式资本的投资将需要民间资本和公共财政共同参与。民间资本和公共财政相互组合将是系统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范围将从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天使投资和众筹等，到大型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资本市场，再到包括开发银行在内的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融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是这个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额抵押贷款、保险和养老金制度也同样重要，并将成为中国普通个人和家庭购买住房与养老的主要资金来源。
透明、健全的银行标准和对单个机构以及整个银行系统的监管将在金融部门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日益复杂化，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也在增加。危机无法完全避免，但通过合理的投资决策、连贯的政策和强大的制度可以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强度和影响。对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会给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严重风险。通过谨慎评估基础设施成本、融资结构和实际效益，可以缓解这种风险。可以强化并强制要求使用合理的、可持续的投资标准。这些投资标准的广泛应用可以帮助避免“建得多”而不是“建得对”的问题。合理的监管也非常重要，既可以避免过度承受风险，也可以防止直接信贷的扭曲和风险。
（三）城市的公共财政和运行
公共财政也可能是不稳定和危机的来源。多年来，中央一直在尽职尽责地管理国家财政，但在中央以下各级政府，特别是在城市，可能会出现或者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城市承载了大多数人口，是产出、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将变得相对更加重要。未来城市仍将是投资的重点，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在物质、人文、社会、环境和金融等方面如何好管理城市，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
城市要创造稳定的投资环境，进行基础设施和其他必要的投资，以清洁、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式运行，就必须妥善管理好公共财政。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确保地方政府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地方税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土地税和财产税、污染或碳排放税、地方所得税附加等。重要的是，这些征税权必须明确且合理行使，并与中央税不矛盾或重复。地方税收和地方支出的透明度和效率，将是实现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
目前，中国城市的无序扩张，造成了严重的拥堵、污染和浪费问题（NCE, 2018）。因此，同样重要的是，城市的设计、税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有利于促进其紧凑性。
（四）内部治理能力
城市运行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良好的治理，特别是与投资相关的良好治理，受益的不只是城市本身。市场投资是新时代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它对于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服务的质量非常敏感。治理能力对于项目完成的顺畅程度和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信心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认为影响投资的内部治理能力包括政策的稳健性、政策的可预测性、行政机构的职能和行为。我们在前文已经讨论了健全的政策在新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可以通过克服市场失灵使市场发出更明确的价格信号。政策的可预测性可以降低政府引发的政策性风险。就全世界范围而言，这种风险都是阻碍投资的主要因素。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新的可能性、新的理论依据也会出现，我们会从经验中成长。因此，政策也不能一成不变。但如果要处理好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那么，就须了解并提前设定政策修改的标准，使政策具备“可预测的灵活性”。
在中国，政策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来源在于政府机构的职能和行为。有时，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的官僚作风严重，甚至会阻碍工作，腐败行为还时有所闻。需要的执照和许可越多，出现这些问题或障碍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必须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监管和标准，例如关于污染或安全的监管和标准。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抓重点，并使法规和标准的应用尽可能方便用户。
（五）对根本性变革和就业错位的管理
重大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就业错位。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因此，这个问题将会日益突出。有些行业在未来将逐渐衰落，比如煤矿、钢铁和一些低成本制造业等，这将对某些区域的经济和就业造成严重影响。如果不妥善处理，那么，这将损害社会凝聚力，让民众缺乏希望或感到不公平。
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应对这个问题，包括对在岗和失业人员的培训和再培训，支持和资助地方创业，对受影响地区加强政府管理，协助务工人员安置，建立社会保障网络。加强政策实施地的交流沟通，即让包括本地市民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对话，可以促进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
当然，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在未来也会造成一些就业错位。我们确信，未来中国和全世界很可能会再次遭遇金融冲击。总体而言，富裕国家对这类问题的应对并不完善，其政治后果非常具有破坏性。中国可以从它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六）全球治理
尽管人均收入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不仅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塑造这个舞台。未来世界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中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一个运行良好、尊重规则、公平有序的世界秩序，将让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受益。
过去70 年，全球贸易和投资高速增长，充分体现了合作开放的国际体系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自20 世纪40 年代后期建立这些国际体系以来，全球人均产出增加了4 倍，人均预期寿命从40 岁增加到70 岁，延长了约30 年。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段发展时期。
维护和加强当前合作开放的国际体系至关重要（Stern，2018），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一个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世界，过渡到美中两国处于紧张或对抗状态的两极世界将是有害的。因此，公众对“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讨论也就不足为奇（Allison，2017）。一个所有国家都参与的、开放的国际秩序，将比一个由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主导的体系更有效。一个开放的、尊重规则的国际秩序将使世界在继续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同时，更有效地解决21 世纪的新问题。因此，允许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开放贸易并支持联合国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前文所说，全球公域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峻。2015 年，中国在《巴黎协定》第21 次缔约方会议上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国已经开始稳定碳排放，并承诺在2030 年前达到排放峰值。在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效果评估报告，重申中国的减排立场。在“十四五”规划指导下，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减少碳排放，并不可避免地成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国际合作的引领者，这为中国的新增长模式、技术进步和建立全球领导力，创造了重要的机会。
最后，世界上各种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地区开发银行、世贸组织等，都越来越多地期待中国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在G20 中的角色至关重要，2015 年中国担任G20 主席国，杭州峰会就是最好的例证。正如G20 专家团报告所指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迫切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并降低危机发生的频率（G20 Eminent Persons Group on Financial Governance，2018）。如果多边开发银行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它们的效率可能会更高。这涉及建立国家合作平台，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支持国家开发项目，中国日益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持者，可以在这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还涉及各国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努力管理风险，使私人投资获得更高的乘数效应。此外，这也需要多边开发银行将可持续基础设施作为其所有工作的核心。
综上，本文简要讨论的系统性改革涵盖以下领域：通过政策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来创造良好投资环境，进而促进民营部门的创新和投资；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以保障强劲、有效和稳定的融资；改善城市运行，包括公共财政、地方治理和全球治理。综合这些系统性改革措施，将有效引导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推动中国进入高质量、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