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拜登政府不断宣扬“美国回来了”的时候，美国却从阿富汗离开了。
回来的是2001年12月被美国军队赶下台的塔利班政权，这一回，他们把美国扶持的政权一并赶出了首都喀布尔。
中央情报局等美国情报机构此前的估计是，在美军撤离后，阿富汗政府军能够坚持3-6个月。然而，在塔利班的攻势之下，阿富汗政府军一路溃败，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不战而降”。
要知道，就在上个月，拜登还信誓旦旦地告诉记者：阿富汗政府有能力维持政权，阿富汗政府军有30万人之众且“装备精良”；塔利班只有区区7.5万多人，绝不是当年越南战争中的“北越军队”。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塔利班就占领了喀布尔，令美国再次遭遇耻辱的“西贡时刻”（Saigon Moment）。
塔利班是谁？塔利班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是“恩恩怨怨”？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为什么难以打败和消灭塔利班？当阿富汗这个经瓦罕走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再次迎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节点，这些问题值得做一些梳理。
塔利班是谁
1978年，阿富汗爆发“四月革命”，亲苏联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DPA）在该国掌权，并试图在阿富汗开展激进的社会改造，包括重新分配土地、鼓励妇女参政等，但这些举措不得民心，引起阿国内的强烈反抗。
苏联为维持阿富汗亲苏政权的生存以保障自身利益，于1979年底选择武力入侵阿富汗。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挑动了美国的战略神经，后者与巴基斯坦、沙特、英国、埃及等国结成事实上的“联合阵线”，共同向阿富汗境内各类反苏武装势力提供军事和资金援助，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针对阿富汗实施了大规模的“隐蔽性行动”（covert action）。
这些为美国所资助的伊斯兰游击队，后来大量加入了塔利班。据统计，美国政府对伊斯兰游击队的资助，从1980年的2000万美元增至1986-1990年间每年约3亿美元，后来成为“基地”组织头目的本·拉丹也是这些资助的受益者。美国当时提供的武器包括可对苏军飞机进行有效打击的“毒刺”导弹等先进装备。“毒刺”导弹于1981年才研制成功，每枚价值5万多美元，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共向阿富汗伊斯兰游击队提供了1000余枚，击落近270架苏军飞机。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阿富汗国内伊斯兰游击队陷入激烈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低阶的）伊斯兰神学人士、青年学生、城市失业者等组成塔利班运动，以结束军阀混战、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为宗旨。
塔利班是普什图语“学生”之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是伊斯兰游击队成员，对游击队各股力量之间的冲突及其给阿富汗民众带来的苦难深感不满。塔利班成员基本上来自普什图族尤其是农村地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也受到保守的普什图族部落传统的影响。
塔利班的早期领导人奥马尔（Mullah Mohammad Omar）曾是“伊斯兰革命运动”成员，该组织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转而采取反美路线，奥马尔本人也具有很深的反美立场。
塔利班最初是以推翻拉巴尼政权为目标，它认为该政府不仅软弱腐败，而且还采取了很多损害普什图族利益的政策。在伊斯兰游击队陷入混战并导致阿富汗民不聊生之时，塔利班又将其目标调整为结束国家内战、保护民众安全、恢复和平秩序，并由此逐步赢得民心。
在此期间，美国方面也对塔利班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正如阿富汗政府前副外长赫可特·卡尔扎伊（Hekmat Karzai）所言，在美国的加持之下，塔利班以一种“靠得住的、建设性的政治替代力量”示人，赢得了阿富汗民众的支持。
1996年9月，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宣告塔利班政权成立。到了1998年8月，塔利班基本实现了对阿富汗全境的控制。
塔利班政权成立后，在国内实施伊斯兰教法，尤其是对妇女和非穆斯林采取暴力压制政策，它还为“基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组织提供庇护。由此，塔利班政权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只有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给予其外交承认。1998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敦促塔利班结束对妇女权利的侵犯。
约在1996年5月，“基地”组织将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选为藏身之地，此后“基地”组织对美国在海外的设施和人员实施了多次袭击。1998年8月，“基地”组织制造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的爆炸案，224人遇难，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5000多人受伤。1999年，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因其窝藏“基地”组织而对塔利班政权实施制裁。
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塔利班政权虽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其反美立场，但仍希望与美国建立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其领导人奥马尔曾要求藏身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不要同美国发生直接对抗，以此作为庇护后者的条件。
美国实际上也一直和塔利班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美国国务院直到2001年2月才要求关闭位于纽约的塔利班代表办公室。但塔利班代表阿卜杜勒·穆贾希德（Abdul Hakim Mujahid）仍以其他身份继续在美国活动。同年3月，塔利班政权派出特使访问美国，与美国官员会面讨论双方关系。
总的说来，塔利班政权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在国内也面临诸多挑战。它虽然更多靠宗教而不是族群方面的号召力起家，但其政权的所作所为，被非普什图族势力认为不过是“狭隘的族群沙文主义”。塔利班政府将几乎所有非普什图族的政府高官辞退，包括大批受过苏联训练的经济技术官僚也被弃用。
当时，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国内90%以上的领土，马扎里沙里夫等北方大城市也为其占据，但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则在中亚国家、伊朗等国外力量的支持下建立起反塔利班的武装队伍。其中，乌兹别克族的阿卜杜勒·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am）是“北方联盟”的重要领导者，他明确支持建立世俗化的政治体制。
在塔利班政权的控制地区包括一些普什图族的聚居区，也存在反对的声音，一是认为塔利班实施的政策太过保守和严厉，包括规定妇女必须穿戴从头到脚全覆盖的罩袍（burqa）、禁止歌唱舞蹈等，有些做法甚至与阿富汗本土的传统和文化相冲突；二是认为塔利班不过是巴基斯坦方面扶植的“工具”，是伊斯兰堡的利益代言人。生于阿富汗的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扎尔梅·哈勒扎伊德（Zalmay Khalilzad）曾提出，“很多阿富汗人将它（塔利班）视为一种从根本上说源自外国的运动，是巴基斯坦难民营而非阿富汗传统价值观的产物”。
美国为什么打不死塔利班
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本土实施恐怖主义袭击，造成3000多人死亡。
为了“复仇”，小布什政府要求塔利班政权交出当时藏身在阿富汗的本·拉丹等“基地”组织领导成员，但塔利班最终对美国说“不”。10月，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在美军和“北方联盟”等势力掀起的攻势之下，塔利班军队很快溃败。12月9月，其最高领导人奥马尔逃离其南部最重要的根据地坎大哈，这标志着塔利班政权的倒台。
但也有观点认为，塔利班是在进行战略转移，不与美国等联军力量在正面战场交锋。正如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所言，“美国人拥有所有的手表，但我们有的是时间”。
塔利班退回普什图族的根据地——阿巴边境地区。由于阿巴两国政府力量长期无法深入这一地区，塔利班得以喘息，并重整旗鼓。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塔利班利用美国战略重点转移的间歇期，迅速招兵买马、休整队伍，逐渐形成所谓“新塔利班”（neo-Taliban）力量。
塔利班首先在阿富汗东南部的普什图族聚居区开辟新的据点，如位于坎大哈以西的潘杰瓦（Panjwai）和扎莱（Zhare）。他们还从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madrassas）中招募大量成员——阿富汗人当警察每月薪酬约为50美元，而塔利班为其成员提供的月薪高达200美元，此外还为其家庭提供所谓“社会保护”。
为了更灵活地开展对美军、北约联军和阿富汗国民军的袭击，塔利班改变了其领导结构，将指挥权下放。塔利班内部的“舒拉”负责在各层面进行决策，分为军事、宣传、金融、宗教、政治和管理等委员会，其中核心舒拉（the inner shura）包括奥马尔等前塔利班政权的重要成员，在各地区还有相应的地方舒拉。
塔利班还着手变换攻击策略，不仅接受了之前反对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方式，还越来越多地展开绑架外国人员、定点刺杀亲阿富汗政府人士等行动。塔利班为攻击西方设施的人提供每天大约12美元的报酬。此外，塔利班还积极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手段进行宣传和招兵买马。
需要说明的是，塔利班的目标并非要打败美军，而是在于削弱被美国扶植上台的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注重通过“政治战”保持和扩大自己在阿富汗基层的影响力。
2005年，阿富汗情报机构负责人、国家安全署长阿姆鲁拉·萨利赫（Amrullah Saleh）牵头撰写了一份重要报告《阿富汗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战略》。报告指出，不安全导致地方民众对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度下降，塔利班则借此在省、区建立“地下政府”，包括设立各类行政机构和法庭，取代合法的政府机构。报告称，“在乡村地区逐渐看不到亲政府的政治力量和个人。这些乡村地区成为塔利班的避难所，民众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成为叛乱分子的同情者。”
虽然塔利班构成的威胁不断增大，但美国小布什政府却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副防长沃尔福威茨甚至还向国会议员宣扬塔利班已失去阿富汗民众的支持。在伊拉克局势吃紧的情况下，美国需要想办法减轻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负担并设法向伊拉克增兵，自然也要淡化塔利班的威胁。
此外，美国政府高层和在阿富汗的美军指挥官仍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视为同类，而实际上塔利班与“基地”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美国对塔利班的情报工作极为低效。美军在阿最高指挥官大卫·罗德里格斯（David Rodriguez）承认说，对于塔利班的活动等情况，“我们只有非常少的了解”。
换句话说，美国并未认真思考如何去解决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的塔利班。正如美军少将并曾任驻阿富汗大使的艾江山（Karl W. Eikenberry）所言，阿富汗不安全的首要根源在于缺乏国家内部的和解，美国努力重点本应是促进阿富汗的“包容性和平”（inclusive peace），但“美军指挥官着迷于让卡尔扎伊动用迅速扩充却惊人昂贵的安全力量去打败塔利班”。
从“打”到“谈”
2006年底，美国联邦参议员比尔·福里斯特（Bill Frist）在访问阿富汗后提出，解决塔利班问题仅使用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与部分塔利班成员进行谈判是必要之举。这是美国政治人士首度公开呼吁美国政府与塔利班展开谈判，但对布什政府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政策影响。直到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才开始认真考虑改变对塔利班的策略，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区别对待，将塔利班中的“死硬派”和“温和派”区别对待，思考如何在阿富汗国家政治生活中给予塔利班一定的地位。
2009年3月，奥巴马总统首次公开表示，美国愿意考虑同温和的塔利班领导人进行会谈。在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的大力推动下，美国政府高层对他们在阿富汗的最重要对手塔利班有了重新认识——塔利班中既包括信奉萨拉菲派教义的死硬分子，也有“以赚取每天不足10美元佣金为目的的三心二意的士兵”，而大多数的塔利班成员及其同情者应被当作和解的对象，美国应为阿富汗国内各种势力的和解提供安全、经济方面的保障。
2010年美国开始大力支持卡尔扎伊政府主导的“重新整合倡议”，向同意放下武器的塔利班士兵提供资金奖励。同年11月28日，美国官员和塔利班在德国举行首次直接会谈。12月，奥巴马政府在对阿富汗-巴基斯坦政策的年度审议报告中称，美国将“完全支持阿富汗政治进程，包括与那些和‘基地’组织断绝关系、放弃暴力、接受阿富汗宪法的塔利班成员实现和解”。
由于塔利班并没有放弃其反美立场，也无意断绝与恐怖主义组织的关系，美国对塔利班实施一种“边打边谈、软硬兼施”的策略。奥巴马政府向阿富汗大量增兵，遏制塔利班的“回潮”，寻求在战场上取得更多优势。2010年之后美军在马尔贾（Marjah）、坎大哈等地对塔利班多次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行动，但塔利班的力量在阿富汗南部、东部等地区反而进一步增强。此后，美国通过德国、卡塔尔政府居间斡旋，与塔利班高级代表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此外，美国还寻求利用多边场合向塔利班“示好”——在其直接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在制裁名单方面，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进行分开处理，借此促使塔利班与“基地”组织进行关系剥离。
然而，塔利班早已判定，美国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已经陷入不可挽回的“颓势”，加之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在国内的支持率有限，塔利班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美国撤军以及阿富汗政府的倒台。
与执政后期的奥巴马政府一样，2017年1月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也展现出尽快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姿态。同年8月，特朗普在宣布阿富汗新战略时称，他和美国民众一样，对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并付出美国人的生命，按照美国的样子去“重建其他国家”的结果深感挫败。特朗普明确表示“阿富汗人应掌控他们的未来、治理他们的社会、创造持久的和平”，“我们不会再进行‘国家建设’”。特朗普政府不仅和塔利班达成了和平协议，还实质性地推动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急于甩掉阿富汗这个包袱。
很多人没有想到，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走得还要远。为了推动美国的战略收缩并把军事和外交资源更多用于“大国竞争”方面，拜登上台后不久，就宣布将在今年9月11日之前将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后来美军的撤离时间又进一步提前到了8月底。
据悉，拜登是在内部极大的反对声音之下做出这一决策的，美国军方领导人普遍认为从阿富汗撤军太快或是全部撤军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外交官则担心此举会让盟友和伙伴国更加不信任美国。应该说，美国情报机构对拜登的决策有一定的误导性，它们令拜登高估了阿富汗政府的能力，低估了塔利班“反攻倒算”的强大实力。
如今，虽然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从阿富汗撤出，但是美国国内针对拜登政府的批评浪潮和“清算”可能才刚刚开始，特朗普已经明确呼吁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错误政策的拜登辞职。
与此同时，塔利班与美国的博弈也在进入新的阶段。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会不会重新成为“反美”势力以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的避风港？阿富汗的未来是否会陷入新的动荡并影响其周边国家？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