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智能革命进程的加快，相关技术也被运用到人们的政治生活之中。其中，大数据与算法引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算法政治生态。在这种政治生态中，西方国家权力政治的角逐逐渐演变为算法角逐。同时，科技的发展促使新通信技术在混合媒体中迅速传播并重塑了政治环境。在西方国家中，政治家们不再依靠单一的媒介来传递他们的信息。相反，他们开始使用一系列渠道，通过大数据与算法在印刷媒体、电视节目和社交媒体等多种途径上发布信息。当下人们所接触的信息很可能是在算法的设计下按照主动、自选以及预定的方向推送到他们的视线。近年来崛起的民粹主义势力也正与这种政治生态紧密结合，形成算法民粹主义。
关于算法民粹主义，国内外相关研究并不多。Diggit Magazine主编伊科·马利把算法民粹主义简单地定义为“数字化的时空交流与话语关系”，并没有深层次讨论其内涵及发生原因。卡里金·莱杰梅克则讨论了西方政客是如何把算法机器人与民粹主义相结合，进而增加其追随者。除此之外，更多的学者是从算法对民粹主义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例如，杰西卡·鲍德温－菲利比把算法总结为民粹主义的技术表现；而保罗·格鲍德认为，嵌入算法技术的社交媒体在与民粹主义结合后有利于民粹主义领袖在选举中塑造亲和力的形象；马立明与万婧则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算法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如何正确使用算法技术？如何让技术服务于民主政治？近年来相关学者也开始涉及这一领域，并且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区块链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方面。在这些研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是威廉·马格努森于2020年出版的《区块链民主：技术、法律与大众之治》一书，在书中他讨论了区块链技术构建民主的可能性以及区块链民主的优点与弊端。而达西·艾伦等人把区块链民主称之为“加密民主”。安森·卡恩等人则使用“流动民主”的概念介绍了一种基于算法视角下的集体决策模型。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建构区块链民主系统的研究，例如，尼尔·克谢特里与杰弗里·沃斯便设计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投票系统。
目前，关于算法对于民主政治是走向民粹还是民主的讨论已经成为一种研究热点，但是，以上研究都没有深层次地分析算法民粹主义以及算法民主的内涵与特征。在笔者看来，算法民粹主义是民主这个旧身子进入算法新时代后发生偏离的产物，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代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面对算法民粹带来的不良影响，应用算法民主来予以纠正。本文将在讨论算法民粹主义的内涵、特征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分析算法民主这一数字时代中的理想政治模式，并试图探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算法民主对于民主政治重新走向平衡的潜能。
学界一般把民粹主义划分为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两种。主要区别在于，左翼民粹主义属于社会平等主义阵营，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属于极端民族主义阵营。此外，左翼民粹主义者反对社会特权阶层，右翼民粹主义者反对外国移民，两者都具有排他性。同时，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们还对民粹主义进行了细分，相关类型包括网络民粹主义、农业民粹主义、石油民粹主义、货币民粹主义等等。但这些细分后的民粹主义（除网络民粹主义之外）都难以体现科技的发展对于民粹主义运动的影响，并且即使是网络民粹主义，反映的也只是民粹主义领袖通过新媒体等多媒体途径的传播，直接调动网民或粉丝民众，发起对传统精英的攻击。这也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克里斯玛型”民粹主义领袖依靠技术团队运用算法进行精准营销的现象。因此，本文讨论一种基于算法技术而产生的民粹主义，即算法民粹主义。
在本次民粹主义浪潮之前，历史上民粹主义运动已经出现过三次浪潮，当今这场盛行于西方世界的算法民粹主义属于民粹主义运动的第四次浪潮。就四次民粹主义浪潮而言，其发展历程如下：第一，社会基础以贫穷无权力的中下层民众为主，但影响范围在逐渐扩大。第二，意识形态上开始以左翼民粹主义为主，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右翼民粹主义的势力在逐渐增强。特别是到了第四次民粹主义浪潮时，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第三，领导主体以精英分子为主，同时力图演变为政党政治的一部分。作为民粹主义类型中的一种，算法民粹主义有着民粹主义的一般共性。例如，算法民粹主义具备民粹主义一般所共有的强调人民、反建制、反精英、排他性等基本要素。但作为第四次民粹主义浪潮中的最新表现类型，与前三次民粹主义浪潮以左翼激进主义为主所不同的是，算法民粹主义以左右并举的方式席卷全球多个国家。并且，在算法民粹主义中，技术的作用得到极大的提升。整体而言，算法民粹主义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数据化。在数据化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算法民粹主义的数据化特征主要指的是通过收集民众的数据进而锁定其受众。例如，剑桥分析公司就曾经宣称：“我们拥有超过2.3亿美国选民的5000个数据点，我们可以建立您的目标受众，然后使用这些重要信息来吸引、说服和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第二，算法化。西方国家政党间竞争的现状赋予了算法中心的地位。在最新的西方民粹主义活动中，算法营销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在算法的帮助下每一个民众都可能成为被量身观察的目标，通过将人们分解成多样的群体，民粹主义者以不同的声音与内容向不同的观众展示了不同的兴趣。第三，资本化。伴随国家与社会对于算法依赖程度的加深，在西方国家中资本已经开始利用算法技术上的优势对个人乃至国家实施严格的控制。算法权力的背后是资本的权力。在西方世界，资本作为算法设计和研发过程的主导者，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强化其自身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域正被资本所俘获。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算法民粹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披着“平民主义”外壳的“精英主义”，而算法民粹主义则指，一些善于借助算法及大数据作为辅助的政治家们把民粹主义当做获取普通民众支持的工具，他们通过聘请专业技术团队将普通民众基本信息进行数据化整合，并在已有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算法机器人、网络超级平台广告推送等技术去影响乃至改变民众的行为。作为一种策略与手段，这些算法民粹主义政治家正以混合媒体为载体，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推送与普通民众产生共鸣，从而获得选票以及赢取选举。
受到全球经济下滑、人类跨地域流动所引发的文化冲突、不同宗教间矛盾、政党衰败、精英腐败以及部分“克里斯玛型”领袖刻意引导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西欧及北美等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新一轮的民粹主义运动。更为重要的是，算法这一技术因素也被运用到民粹主义的运动之中，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发展。整体而言，算法民粹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智能革命带来人的不被需要。随着民粹主义历史进程的发展，民粹主义已经逐渐从一种革命性运动转化为一种改良主义运动。算法民粹主义虽然是部分政治精英利用普通民众而展开的社会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众能够被动员的原因是其有诉求。对于部分政治精英而言，民粹主义运动主要是他们用来对付政敌的武器，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民粹主义运动则表达了他们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诉求。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对需要大量重复性、机械性工作的制造业等领域造成明显的破坏性影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正在面临一种不被需要的困境。民众的政治行为可以被政治精英用民粹动员及算法动员的方式来操纵。由此，对于他们而言，广大民众只是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用来支撑他们上台执政的工具。
第二，人类进入算法政治阶段。目前，算法已经以导航、个性化搜索等形式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算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得到社会科学界的公认。算法的力量在于其做出选择、分类以及排序的能力。在如今的民粹主义传播中，算法可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以及决定民众所看到与接触到的信息。并且算法还可以在培养人们访问以及理解新闻习惯的同时，形塑人们的政治取向与思考方式。算法技术的逐渐完善造就了算法民粹主义的诞生。民粹主义领袖们可以依靠技术团队的算法统计与决策，了解乃至改变民众的诉求，进而引发民粹主义事件的发生。
第三，网络超级平台的推动。在数字化和数据化出现之前，西方国家的政治竞选活动只能通过主流媒体中的报道以及广告才能吸引民众的关注与投票，这种现象在当前的算法民粹主义时代发生了改变。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民众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反而倾向于Twitter、Facebook等网络超级平台上的言论。总体来说，民粹主义者依旧会运用大数据与算法技术通过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来传播其民粹主义思想。民主选举运动需要知情的公民，但这些开发算法、采集数据的网络超级平台不单单给民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同时还运用算法过滤器造成了“回音室”以及“信息茧房”的后果。算法设计师们通过塑造发生个人决策的信息选择环境，进而将民众的注意力与决策引导到他们想要的方向，并且这些平台的算法推送由于时刻处于动态且不断更新的状态，因而更加具有影响力。
算法民粹主义除了引发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一般民粹主义也会产生的危害外，还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首先，这可能导致民主的黄昏。一般而言，民粹主义被看作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抗，算法民粹主义也是如此。随着算法迭代的快速上升，算法民粹主义想要表达的相关内容将会产生控制效应，进而导致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替代民主权力。“英国脱欧”事件说明，算法推送能够导致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受特定倾向的公司和集团控制的棋子。长久发展下去，民众真实的声音必将被遮蔽，人民也将成为算法操作下的“赤裸生命”。
其次，这可能引发资本对国家的俘获。受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民粹主义政治家越发需要与网络超级平台以及技术公司合作，进而才能在选举中获得民众更多的支持。同时，在竞选成功后，政治家为了稳固自身执政还需继续依靠这些技术精英以及网络超级平台。这就导致掌控算法技术的超级公司已经获得实质意义上的隐性权力。
最后，这可能塑造民众偏执型的人格。民主深受人们追寻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不仅影响决策质量，还有利于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但在算法民粹主义算法的设计下，多元化信息被刻意排除了。由此，以政治为目的的算法传播更容易塑造民众偏执型的人格。例如，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竞选失败后，其支持者们冲进国会造成混乱便是长期受算法民粹主义影响的表现。
“技术本身是一种民主化力量吗”？20世纪末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就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随着由技术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特别是算法民粹主义的出现，技术被证明其自身蕴含着预设的价值倾向、使用动机以及传播内容。算法民粹主义中的算法已经对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结构以及参与者的行为造成重大影响。算法作为一种工具，它既可能有利于民主的进程，又可能损害民主的质量。正确的政治价值理念是技术进步服务于人民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此，我们需要让技术回归到使用的初衷，让技术服务于政治。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代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当技术使用失衡的时候，就会出现算法民粹事件，而对技术的正确利用则有助于推进算法民主。目前，国内外针对算法民主的论述并不多，更多论述的是“电视民主”“网络民主”“电子民主”等。笔者认为，算法民主的雏形已经出现。算法民主是以发达的算法技术为底层技术，以人民主权为基本价值，以参与主体多元化为表现形式，以权力制约为防范措施的一种民主新形式。
严格意义上，算法民主属于电子民主的一种，是通过区块链等平台让民众可以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并且算法民主可以利用算法技术的聚合效应，达到最短时间内完成“公意”的效果。具体来说，算法民主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首先，需要运用算法技术促进人民主权的实现。民主技术的发展应该追寻一种社会化的路径，即寻找民众对自己世界的把握，达到自由、平等等价值追求的全面觉醒。算法民主是把算法当做工具，进而促进民主进程的新形式。目前，在民众进行民主决策到政治终端输出这一过程中，算法权力操纵了一切。由于算法的本质是技术支持与资本参与的混合逻辑，因此，在设计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具有逐利性。但民主的运行过程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影响其基本价值，民主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人民主权。就目前技术的发展而言，不但给普通人带来不被需要的困境，而且算法民粹主义中算法系统所包含的价值是逐利且轻视民众的。所以，对算法民粹主义的修正首先需要运用算法技术促进人民主权的实现，让民主的基本价值时刻处于主导地位。
其次，需要运用算法技术促进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实现。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算法更是如此。算法民粹主义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及分析自动锁定受众并对其进行精准营销，然后民众按照被塑造的观点去参加政治活动。换言之，算法技术营造了一种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假象，而实际上，在“算法黑箱”的操作下，民众的真实思维已经被算法想要表达的意图所取代。这就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民众并非真正参与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则是参与主体只是算法背后的技术寡头与政治精英。算法民粹主义背后所要代表的只是特定利益主体的意志。因此，我们需要用算法技术来促进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用算法来对抗算法，让民主进程更加透明公正。
最后，需要运用算法技术促进权力制约的实现。在算法政治阶段，算法的超级权力同样需要受到制约，这是因为，数字时代下的民主政治不单单存在政府与国家这样的公权力，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权力以及权力主体正因为算法技术而产生。更为重要的是，在超人文化的影响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正被少数大公司和数个改变世界的超人所主导。当政治精英与技术精英相互联姻的时候，普通民众则更难对他们进行监督与制约。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信息的意义、信息的流向以及受众对信息的感知。从表象上看，算法是程序代码，而本质上，算法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技术，算法在运行的过程中会蕴含研发者的价值倾向，进而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催化。民粹主义伴随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存在许久，而如今更是因为与算法技术相结合而更加具有危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把技术从政治生活中剔除。技术的使用对民主的影响是相对的，它既有利于促进民主的进程，又可能损害民主的质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便提出了“后民主”的概念。在他看来，后民主是使民众处于“财产和专家知识来统治一切的状态”。对于民主政治而言，算法失衡最重要的体现便是背离了人民主权这一基本价值，让“后民主”程度加剧。与此同时，算法技术还造成了政治精英与技术精英联姻所引发的民众政治行为被操纵、真实声音被遮蔽等问题。随着算法技术不断深入民众的生活，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精英权力上升与公民权利下降的双重局面。因此，即使到了数字治理时代，算法的使用依旧需要符合民主的本质，即促进民主达到“人民当权”。
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代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当技术发生偏离时就容易产生民粹主义事件。而在数字时代中，民主应该向算法民主的方向发展。同时，算法民主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直接民主，而是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混合形式，因为完全的直接民主会造成决策过程的重复以及政治资源的浪费。因此，算法民主需要把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优点进行融合，而区块链恰好具备这样的潜能，基于区块链技术可以打造一种以分布式信任为核心的多中心化治理模式。区块链强调分布式自治与公民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的益处，鼓励人们尽可能独立于中心化权力之外。与此同时，区块链的智能合约、非对称加密等技术也能够在有效制约政治精英与技术寡头强权的同时，充分保护民众的隐私与自由。
五、建立在区块链基础上的算法民主
纵观区块链的发展历史，它一直呼吁人们以公平与平等意识来对待我们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区块链作为一种基于算法的新技术，它不单单是一个计算机代码或者是数学问题，区块链给人类带来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的灵感来自于激发民主本身的原则。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特性可以使其能够较好地应对算法民粹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新挑战。而基于区块链技术，可以更加容易实现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的理想政治模式。
首先，区块链技术能够实现民主政治中公民主体性的回归。民主并非像约瑟夫·熊彼特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中所论述的，民主的作用就是产生政府，民主的本质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民主是人的主体性张扬的必然产物。因而，民主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人民主权。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普通民众正陷入不被需要的困境之中。因此，实现人民主权必须提升民众的政治地位，促进民主政治中公民主体性的回归。对此，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会让民主过程中的“账本”不再掌握在某一单个个体的手中，而是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区块链采用点对点技术，使得各节点无需‘中介’也能够参与到价值传输的链条中来，这在技术上实现了用户自主持有、自主支配自己提供的信息、数据、价值”。算法民粹主义难以被遏制的原因之一在于，数据掌握在少数的技术寡头手中，但是区块链技术下的算法民主修补了这一问题，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即平台中的每个节点都是数据的储存者与享用者。区块链的对等网络技术可以给予民主参与主体平等与自由的地位，节点之间的平等性决定了其他组织或个人无法夺取数据的所有权。同时，区块链公开透明的特性还可以让相关信息不被篡改地输送到民众的面前，这也保证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在区块链分布式账本以及对等网络等技术的帮助下，算法民主的实现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而当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种不被需要的困境将得以解决。
其次，区块链技术能够提供民主政治多元参与的平台。区块链自诞生起就已经被人们广泛地讨论是否可以促进民主进程。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中，最重要的是票决与协商，而这两方面都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加以实现。关于票决，通常指运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来选举或决策。目前，已经有案例将区块链运用到票决之中。例如，由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数字民主实验室研制的Agora区块链投票平台就参与了2018年塞拉利昂的总统大选。相比传统的纸质投票与电子投票，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防止选票造假、选举欺诈等不当情形。与此同时，由于“人民”是多维层面的异质性要素，因此，民主需要通过协商来满足不同公民的偏好差异。而针对协商，区块链可以提供一个多中心的意见交流平台，而在平台中民众可以平等的交换意见。除此之外，区块链在共识层上是由一种共识算法组成。在现实公共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普遍存在使得达成共识异常困难，而这种共识算法是为了解决类似于拜占庭将军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该问题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在面对许多错误和恶意参与者的情况下达成共识。这种算法既解决了民主协商的方法问题，又解决了民主协商的规则问题。
最后，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防止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失衡问题。算法民粹主义是一种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抗。反抗的原因在于，代议制民主中因权力失衡往往会容易引发腐败、操纵选票、政治失信等问题。与之相对，原本试图制约政治精英权力的民粹主义，却被算法技术所操纵，进而引发算法权力超出了边界。数字时代下的民主政治需要对这些权力进行制约，而区块链可以同时制约政治精英的权力以及算法的权力。一方面，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等技术可以被用到候选人的竞选承诺之中，这样竞选承诺可以在选举前以智能合约的形式生成，如果候选人无法完成选举承诺，对其的惩罚将自动实施。与此同时，智能合约也可以被用于打击腐败。智能合约能够使每笔交易与明确规定的标准相一致。这除了使不合理的付款更加困难以外，还可以加快腐败调查的速度。另一方面，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对等网络等技术以及可以追溯、公开透明的特性也保证了技术寡头不敢越出边界。
结语：技术的平衡与政治的平衡
随着智能革命的发展，技术给人们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改变，同时它也带来一种悖谬性结果。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进入民主的大众时代。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扩宽了民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并节省了人们参与政治生活所需花费的成本。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又容易引发民主的黄昏。大数据、算法的出现，让精通技术的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差距的鸿沟进一步拉大。算法既可以更好地汇集民意，但也推动了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数字时代的民粹主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算法民粹主义既有一般民粹主义的共性，同时也展示了其独特的一面。算法民粹主义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如今，西方社会的政党政治已经演化为无休止的算法战争。无论是民粹主义的支持者，还是民粹主义的反对者，都必须运用算法才能更多地获得民众的支持。究其本质而言，算法民粹主义反映了技术对于人的异化。原本理应更好地促进人们获取公共福利及表达诉求的技术，却成为部分精英分子操纵民众的工具，对此，我们需要时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技术的发展，不能用技术替代政治本身。
与之相对，我们看待区块链也是如此。良好的民主政治应该是平衡型的——既需要平衡民众与精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还需要平衡技术进步可能对政治造成的异化。民主政治不但能够把民众的诉求传递到政治决策之中，还有利于个人道德素质的培养。在此意义上，算法民主真正应该达到的目标是，通过技术来促进民众的实质参与，进而实现人民主权这一基本价值。
本文原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