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三年，再加上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局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冲击，甚至受到了摧残。长期以来，中国最让人放心的是经济发展，但没想到，现在经济增长竟然开始出现大问题。过去中国引以自豪的经济韧性，因为民营经济普遍低迷、受挫而面临断裂。稳住经济、避免失速，成了中国当前和未来最重要、最紧迫的安全问题。
经过新冠一“疫”，从中央到地方，从社会到市场，现在都明白了稳经济的重要性。经济，是中国保持稳定发展的基石，也是维持中国社会治理稳定的“基本契约”。在经济问题上，任何人开不得玩笑。
在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后，下一步中国如何才能稳住经济、如何促进经济恢复，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有人会问，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擅长抓经济，现在既然认识到稳经济的重要性，过去的经验都可以用上，挑战应该没那么大吧？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基本是错的，存在很大的误区。这次中国的挑战在于，过去搞经济的内外环境、条件、资源都发生了巨变，中国将在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不友好环境下、在约束空间里，来谋求维持经济稳定。
在中国大张旗鼓地动手恢复（刺激）经济之前，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核心内涵和目标，使得稳经济之举对老百姓最有利，确保经济政策、资源配置更加有益于民生，同时还要确保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位于正常的逻辑轨道上。
最近，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在内部研讨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要发展的是“国民经济”还是“国家经济”？陈功认为，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的是“国民经济”，而不是“国家经济”。两者在名称上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在意义上则相去甚远。选择的模式不同，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与资源配置方向。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来说，在当前这个复杂而重要的发展关口，正本清源地厘清“国民经济”和“国家经济”是非常有必要的。
要指出的是，安邦在这里探讨“国民经济”与“国家经济”，不是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来探讨经济学概念。在经济学中，“国民经济”泛指各行各业经济部门构成的总和，其基本构成单元是各个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以及居民户。我们也不是从统计学意义上讨论GDP（国内生产总值）与GNI（国民总收入）的统计口径差异和意义。我们探讨的“国民经济”和“国家经济”是公共政策意义上的政策概念，其核心内涵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面向对象和目标问题。简单说就是，发展经济为谁服务？发展经济的目标何在？围绕不同的对象和目标，会有不同的经济手段和实现路径。
在我们看来，“国民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内涵及目标存在较大的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上，“国民经济”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国民”服务，注重的是改善民生，提升国民的获得感和生活质量（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而“国家经济”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强调的是国家/政府的经济规模，以及政府和执政阶层对于经济资源的掌控。“国家”与“国民”当然有密切关系，但二者的侧重点有明显不同。中国政府屡次强调，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这个定义更接近“国民经济”。
其次，在经济发展的支撑上，“国民经济”重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而“国家经济”则重点依靠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资源。安邦并不反对发展国有经济，早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强调，中国必须在国计民生等重要领域保留一批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扮演的角色不同，国有经济主要负责基础性的重要公共服务，如能源、电信、金融，交通、基础建设、国防工业、粮食安全等，起到托底和基础稳定的作用；民营经济则在更加广阔的市场领域里，起到繁荣经济、促进创新、创造财富、解决就业、增加国民收入等作用。简单说就是，国有经济保障基础稳定，民营经济促进发展繁荣。
第三，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上，“国民经济”强调在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而“国家经济”看重政府拥有财富并主导分配财富。在“国民经济”之下，首先强调做大蛋糕，鼓励国民通过创业创新致富，然后再分好蛋糕，并且鼓励和动员全社会各阶层，在积聚财富的基础上回馈社会。“国家经济”看重的是政府对社会财富的控制权和分配权，在很多时候，政府还作为“分利者”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竞争。比如，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通过“土地经济”来获得土地增值收益，成为直接下场分利的一个重要主体。一旦政府直接下场玩游戏，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各种扭曲。此外，财富分配实际上也是一个以权力配置资源的过程。
第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上，“国民经济”强调居民消费，“国家经济”强调投资和项目推动。在真正的“国民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经济政策、市场规则、法律等制度性规范，包括市场监管、消费者保护、市场安全标准等领域，主要围绕消费者利益来展开。“国家经济”的关注重点，则强调政府策划并推动重大投资、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设计和安排来完成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政策关注的重点自然也就不同。
第五，在社会保障方面，“国民经济”注重社会保障，而“国家经济”更重视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如前所述，“国民经济”侧重国民，因此与国民有关的各类民生问题，尤其是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都是“国民经济”关注的重点。“国家经济”更加关注国家经济的总量规模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等显示国家“实力”的指标。
第六，在经济运行的机制方面，“国民经济”重视市场化和社会参与，“国家经济”则强调政府控制和计划。前者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以市场为主来配置资源。与市场化相关，法治化、国际化、对外开放，也是“国民经济”青睐的特点。而“国家经济”倾向于在政府控制之下发展经济，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在周密的计划之下被设计。正因为如此，“国家经济”倾向于控制更多经济资源。但不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的经验都显示，重视市场的经济模式更加有效，靠控制和计划难以成功。
有人可能会问，“国民经济”和“国家经济”难道没有相互融合的地方吗？为什么要将“国民经济”与“国家经济”进行二元化对立？
我们要指出的是，二者当然有相互融合的地方，但它们在内涵、目标和服务对象都存在差异，各自需要的政策体系、实现路径都是不同的，导致的结果也各不相同。我们对“国民经济”和“国家经济”进行区分，这是从公共政策领域进行的理论探讨，并不特指现实之中某种经济模式或经济政策。在现实之中的经济政策，更大的可能性是，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同时兼具两种模式的部分特点。不过，对两种经济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它会提醒决策层和政策制定者，经济发展的最终意义和目的，还是为国家之中的国民服务。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国民经济”与“国家经济”是面向对象不同的两种经济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显示，中国经济的未来应该是“国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