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现象的存在实际上要远早于社会科学所通常使用的民粹主义概念及相关理论。关于民粹主义的思考与探讨早在19世纪出现民粹主义现象时就已存在，但直到20世纪初，学界才真正将其用于概括人类社会中一类普遍的现象。但在其中不难发现前后相继的内在逻辑。
在第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民粹主义（populist/народник）一开始都是运动参与者的自称；即使是观察者对其的概括，运动的参与者自己也并不排斥，甚至欢迎这种称呼。这一称呼的最初含义仅仅是要表达了对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的一种关注和态度。在俄国，民粹主义者（народник）一词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时仅是指对农民习俗抱有兴趣，并希望减轻人民（农民）税负和贫困之苦的知识分子。但在之后的发展中，这种对人民（农民）的同情逐渐发展为要为人民（农民）争取利益，因此在美国，不满东部金融与铁路集团的农场主成立了人民党（People’s party），而在俄国，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为人民而斗争的“到民间去”（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社会运动。
针对早期民粹主义的观察和研究大多将民粹主义现象视作是一种反抗运动。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如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强调俄国民粹派运动的正义性，认为民粹派运动实际上是由于包括农奴制在内的沙皇专制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缺乏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而长年生活在贫苦之中，因此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并凭借农民及村社的道德特性建设一个新的制度。科尔尼洛夫（А. А. Корнилов）、博古恰尔斯基（В.Я. Богучарский）等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同样认为民粹派运动本质上是知识分子代替农民表达不满进行抗议的活动，其激进措施大多是由于沙皇政府的恐怖统治。美国的研究者同样将人民党运动理解为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民粹主义只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与社会主义等社会革命思想并无本质区别。他们认为，人民党的主要诉求一方面是要求政府打破压迫农民的财阀政治，一方面要求政府控制工业化进程以保护农民的利益。
到20世纪50年代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社会深刻意识到极端主义的严重后果，因此学界也开始对一系列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行为展开研究。其中典型代表是希尔斯（Edward Shils）对麦卡锡主义的研究、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和拉布（Earl Raab）对右翼极端主义的研究以及拉克劳（Ernesto Laclau）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等。而希尔斯在研究麦卡锡主义时，发现在一些极端主义运动中具有一些共同的、普遍的特征，因此开始尝试使用“民粹主义”概念对其进行统一的概括。这一时期学者更加重视的是对民粹主义运动中的矛盾进行分析，并且逐渐转向分析反抗过程的共性。例如希尔斯所关注的就是引发农民不满的因素，以及民粹主义者心中所追求“公平与道德”的具体来源和实践方式。而李普塞特等学者则关注民粹主义运动中民粹主义者的心态及他们对待政治制度和程序的态度。简而言之，他们不再以“乡村激进进步主义”的标签来定义民粹主义，而是指出，民粹主义已经为美国政治带来了一种新的反抗风格和心理状态。
民粹主义与现代化
第一种设想是因为随着拉丁美洲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学者们开始尝试探索民粹主义的发生机制。最初的假设即是：民粹主义是伴随现代化进程发生的现象。
首先，民粹主义参与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可以将民粹主义看作是农民在工业化进程当中利益受损从而发起的激进社会运动，那么20世纪中期这一定义就已无法解释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支持拉美领导人上台的不再是没有土地或缺乏货币的农民，而是进入城市之后的城市平民或工人阶级。因此这一时期，学界对民粹主义的总体认识就从工业化进程扩展到了整个现代化进程，认为民粹主义是一些社会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经历了迁徙、开放和教育，意识到了自己的贫困与弱势，因而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但却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参与或发动社会改革，因此只好寄望于一个强有力的、富有魅力的领导人。
其次，民粹主义不仅被看作是一种由于精英与大众之间矛盾而产生的的单纯的反抗运动，而是因为某些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却仍未能被整合进政治系统之中的社会群体在通过激进的方式表达不满与参与的诉求。例如尼耶克尔克（A.E. Van Niekerk）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一种社会变革的表现形式。当社会变革缓慢，政治体制能够容纳变革时，它就会被消化于现有的制度和程序当中；而当社会变革迅速，政治体制难以容纳变革时，它就会以溢出的方式表现为非制度化的参与。简而言之，民粹主义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社会群体间关系失衡而导致受损群体的抗议和不满。在他看来，民粹主义本身的目标只是要求变革，扩大现存政治体制的容纳能力，吸纳新生群体或受排挤群体进入政治系统，而不是要求彻底颠覆既有体制。
因此，学者们更加关注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的社会基础、活动策略与领导风格。例如迪·特拉（Torcuato Di Tella）指出，民粹主义并不一定限于农民阶层或与“精英”对立的“大众”群体，它既然是一种不满情绪的累积，就既可能产生于精英、也可能产生于大众，甚至可能将二者带向联合。尼耶克尔克也指出，民粹主义的追随者已经扩大到所有对社会变革充满期待，但对具体变革方向一片迷茫的社会群体。至于民粹主义的领导者，则大多由于中产阶级的虚弱不得不交由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来担任。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则认为应该对民粹主义运动中“人民”的概念进行拓展而非改变，既包括传统“被压迫的”人民，也包括民族主义的人民和作为全体国民的人民。一方面由于人民范围的扩大与变化，一方面由于领导人角色与属性的变化，民粹主义的内涵就从一种反抗的社会革命扩大为广泛的社会改革，以便囊括大量在既有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合法运动。民粹主义也被描述为一种参与者社会集团以外的领导人操纵民众，以反对政党、反对政府为目标的高度个人化的政治运动。
民粹主义与全球化
第二种设想主要是由于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独具特色，由于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和进出口贸易的国情，使得学者们开始提出另一个假设：民粹主义是伴随全球化进程发生的现象。
首先，民粹主义的发生不再是由于单纯的国内因素，而是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在拉丁美洲的案例中，正是由于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拉美出口原材料的经济模式受到沉重打击，继而才出现社会运动推翻寡头政权，建立民粹主义政权的系列事件。这一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拉美本身建立国民经济秩序时缺乏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拉美地区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因此周边大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才会引发拉美国家的政治事件。实际上，这里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受到全球化进程影响的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体而言，即是像拉丁美洲一样依赖进出口贸易的国家，不得不跟随国际经济形势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民粹主义政权的上台也就是在国际经济危机波及国内情况下的一种应激发应和自我保护。
其次，民粹主义被假定为一种在依赖国际市场而建立的不平衡的经济体系中，由于经济冲突带来的政治对抗。学界认为，民粹主义的领导者有着相似的经济计划与经济战略。推翻了寡头政权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要么在选前允诺提高工资、提高福利、控制物价、改善平民的生活条件，要么就在执政之后采取这样的政策。同时由于其支持者大多是城市平民和产业工人，这些民粹主义领导人也大多选择了进口替代战略以扶持本国工业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尚处于发展状态的企业主不得不与劳工联合起来支持民粹主义领导人，以使得国家政策从农业等出口初级产品的行业向工业倾斜。因此民粹主义的本质就从国内的反抗运动或政治策略变成了一种争夺经济政策主导权的行为。德里克（Paul W. Drake）就提出，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扩大不仅体现在“精英”与“大众”边界的模糊，更体现在不同阶级与社会群体的混合。同时民粹主义的领导人都会积极发挥国家的作用，刺激经济发展，同时凭借个人魅力调和内部矛盾以保证经济政策不引发阶级冲突。
因此，民粹主义运动的经济政策和参与者的阶级社会背景最受关注。像加文·基钦（Gavin Kitching）就认为民粹主义仍然是对工业化的回应，不过它更保护落后的小规模工厂而致力于构造垄断企业。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民粹主义现象所发生的历史背景、政治诉求各有不同甚至差异巨大，反而最为接近的是民粹主义领导人通常采取的经济政策。因此应该将民粹主义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来研究。多恩布茨和爱德华兹（Rudiger Dombusch & Sebastian Edwards）认为，民粹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过激且短视的经济政策，这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管控、增加税收、提高福利、提高工资、增加就业等等。但是进口替代战略下的工业发展速度是相对滞后的，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有限，数量难以得到大幅增加，因此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速并不能匹配国家的赤字增长。但由于既定的高福利、高工资、高就业情况确保了劳工对领导人的支持，因此这种政策不得不一直维持下去，直到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简而言之，民粹主义现象被认为是一种通过追求短期内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改善生活水平而获取政权的策略，这种策略常常伴随着对经济秩序的严重破坏。
第三种设想是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民粹主义现象不仅没有减弱消失，甚至蔓延到了全球范围，甚至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都开始出现。这就使得现代化与全球化假设的解释效力都受到了挑战。学者们不得不尽量将民粹主义限制在政治的范围内，思考民粹主义是否可能是民主政治的伴生物。学者们开始追问，民粹主义是民主之疾、民主运转不灵的征兆或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
首先，学者们发现，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相伴相随。它不仅总是在民主国家或追求民主的运动中出现，而且贯穿了从民主革命、民主建立、民主巩固的全过程，甚至于在成熟民主的地区也在发生。如果说关于是否应该将类似于占领华尔街这样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归类于民粹主义运动或正常民主政治下的抗议游行尚存争论，那么2000年以后在欧洲崛起的一系列具有鲜明民粹主义特征的政党及其在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民粹主义活动就已经完全无法忽视了。通常，民粹主义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但发生在欧洲的事实证明，这些有别于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排外的情绪，也有别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社会改革计划，具有模糊意识形态、多变政治诉求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成为了欧洲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这些政党的崛起往往意味着一些传统政党的衰落。实际上，正是这些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接管了一部分传统政党的选票，从而建立了自己稳定的社会基础。
其次，民粹主义被假定为一种激进民主，是内生于民主政治，甚至于旨在替代传统政党和政府的一种社会运动。对当代民粹主义，特别是欧洲民粹主义现象的讨论大多围绕欧洲新兴的一系列民粹主义政党而展开。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往往源自于某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或社会经济危机，在民众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尚未消退时，民粹主义者就迅速借势组建了政党。它们不仅挑战执政党，同样也像美国的人民党运动一样挑战传统轮流组阁或执政的两党或多党。它们自身虽然组建了政党，但始终严厉批评政党政治。这些政党往往专攻一些热点议题。这些政惩闪⒅蹙陀幸桓雒魅返哪勘辏缬⒐亩懒⒌场⒌鹿把≡竦场薄⒁獯罄逍窃硕拖＠暗慕鹕杳鞯取Ｏ喽远裕庑┱车闹髡牌毡槠遥虼诵矶嘌д咭步贝分薜拿翊庵饕宥ㄒ逦乙砻翊庵饕逶硕òㄎ炙�(Hains Worth) 和哈里斯（Harris）的极端右翼（extreme right）、切莱斯（Cheles）的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m）、基其切尔特（Kitschelt）和默克尔（Merkl）以及温伯格（Weinberg）的当代激进右翼（Contemporary radical right）、伊格纳茨（Ignazi）的新右翼政党（new right wing parties）、贝茨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radical right wing populism）、伊梅福尔的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和新型民粹主义（New populism）等等。
因此，民粹主义政党的活动以及民粹主义对传统政党的替代最能引发学者们的关注。贝茨（Hans-Georg Betz）认为当前西欧的民粹主义现象，其主流是激进右翼民粹主义。它是一种后现代背景下诞生的政治策略，目标则是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方法则是抛弃了系统的理论逻辑和纲领建构，只是通过围绕议题的论争来维持政党的运作。贝茨认为，这种后现代的，碎片化的民粹主义话语将比传统政党更能适应当前的政治生态。塔格特则认为，当代的民粹主义并不只是政治策略的更新，而是在目标上也出现了变化，这一变化更值得重视。它虽然在议题和政策上变化无常，但它在总体上仍然攻击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简而言之，当代的民粹主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争论或某个社会群体要求被纳入到政治体制当中，它对既有政治体制的反感与批判要更加强烈。虽然它也因既反对建制又要依赖建制来展开活动这种内部矛盾性而具有自我局限性，但它对民主政治带来的冲击可能是空前的。当代的民粹主义不再是策略、话语、组织方式上的推陈出新，而更可能像几十年前希尔斯所预示的那样，为民主政治带来一种全新的政治心理、政治风格和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