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赴瑞士出访并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提出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他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走向有很多议论，但是中国有四个不会变的决心：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这说明，中国在未来将更自信地参与全球治理，主动发挥自己在特定领域的优势与特长，为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中国方案，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不足与缺陷提供补充。2017年5月，中国将发起并主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贡献“中国方案”的主要平台。
本报告回溯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阐明在当前全球化面临停滞与挫折的时期，“一带一路”将成为新型全球化的有效推进方案。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报告最后提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二十大路径，供“一带一路”有关方面和各界人士参考。
二、新型全球化的有效推进方案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纳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中外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两个概念后被合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导通过陆路与海陆连接亚太地区，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亚欧大陆经济整合战略，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合作重点。
2017年5月，中国将发起并主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预测，峰会将为“一带一路”提供一个和平的、包容的、相对宽松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支持国家层面的政策沟通、软硬机制的建设，并促进沿线参与各国与亚投行、亚开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银行之间的开发融资合作。
(二)当前全球化遭遇挫折
20年代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在几十年中迅速发展，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世界贸易保持了高于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全球化的步伐开始失速，跨境资本流动、贸易流动降至历史低谷，甚至“逆全球化”的迹象也在世界各地蔓延。
2016年的两个巨大逆全球化“冲击波”，分别发生在自由贸易发源地英国和世界全球化推手美国。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以51.89%的赞成票选择脱离欧盟。不久后时任首相卡梅伦宣布辞职，新首相由特瑞莎•梅担任，后者在2017年3月28日签署通告知会欧盟，英国决定按照《里斯本条约》第50条，启动脱欧程序。更具冲击力的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获选的唐纳德•特朗普不同于以往普遍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候选人，而被认为是重商民粹主义的代表，其竞选纲领不仅包括“上任第一天就退出TPP”，以就业问题与“不公平竞争”为由反对NAFTA并攻击中国，甚至扬言可能退出WTO，并出台新的税收政策鼓励美国资本和企业回流。
2016年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两次“黑天鹅”事件给全球化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不少观察人士悲观地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终结的开端。同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东道国中国在此次峰会上第一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时任中国G20协调人何亚非表示，中国是第一个倡导全球化利益共享的国家，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发展，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全球治理也是空谈。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G20，不仅关注自身福祉，更心系全人类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是全球化新阶段中，本着“共商共建”、“共赢共享”提出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国际合作共赢方案，也是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平台。新型全球化是有利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新阶段，包含了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第二，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第三，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第四，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
与传统全球化模式相比，新型全球化从五个方面体现了“国际合作共赢”的特征。一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新国际秩序”，南方国家将获得与经济实力、贸易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二是从不安全到安全的“新安全格局”，各国应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维护系统性安全，构筑好政治安全这一根本保障;三是从不开放到开放、不包容到包容的“新经济模式”，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关税总体水平，逐步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并增强经济的包容性，着力降低基尼系数、失业率、贫困发生率，提高女性就业率和人类发展指数;四是从排他到非排他的“新文明交流”，各种文明既不自我优越，也不盲目自卑，更不排挤他国，而应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共同文明实现创造性、创新性发展;五是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推动节能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东亚、北美逐步发展出了三大经济圈的雏形。每个经济圈内部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有更多的内部贸易和相互投资，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尝试建立共同的安全框架。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愿景和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为标志，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地理环境和发展程度开始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化的合作进程。实质上，这是新型全球化的开端。成功的关键是如何通用全球的资本、技术和能力。未来5年，中国将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包括将达8万亿美元的进口总额、将达6000亿美元的利用外资总额、将达75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7亿人次的出境旅游人次。
借鉴“马歇尔计划”的成功经验，该计划促成了1948年至1952年欧洲历史上最高速的经济增长期，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马歇尔计划”在1951年结束，为分配援助款项、管理各国商品流动而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EC)却一直保留下来，成为肩负“帮助各成员国家的政府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就业”重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只要中国能恰当地推进“一带一路”，就可以把欧亚大陆建设成一个大的区域经济的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的构想是国际层面众多类似举措的延续。二战后，众多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曾经牵头组织过的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联通亚洲和欧洲经济的项目。联合国于2003年发起了“丝绸之路倡议”,旨在促进丝绸之路地区在贸易、投资和旅游业等领域的合作和发展，最终目标是帮助丝绸之路地区减贫并促进发展，帮助丝绸沿线各国和地区谋求平等，从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日本早在1997年提出“丝绸之路外交”的设想，旨在通过官方援助同中亚五国和高加索地区从苏联独立的三个国家展开政治对话、经济交流和安全合作。俄罗斯把这一地区视为地缘政治的利益核心，在2001年便与哈、吉、塔以及白俄罗斯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通过关税同盟、反危机条约的建立以及在欧亚银行支持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欧盟自东欧剧变后就有对中东欧和中亚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援助，如2009年欧盟就组织过推进在东南欧和中东建立天然气管线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南部走廊-新丝绸之路”能源峰会，2013年欧盟宣布向中亚国家七年内提供10亿欧元发展援助用于贫弱国家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在欧亚大陆区域外的美国很早就在亚太部署经济外交，在“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总体战略提出后，近些年加快建设“印太经济走廊”(Indo-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并在2011年正式开启了旨在保证阿富汗战后的稳定、改善印巴地区安全和管理以及主导区域发展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不难发现，“新丝绸之路”的合作机制增多，甚至存在因覆盖面大小不同而带来的重叠，但由于各类项目的路径设计和战略目的不同，这一地区的合作机制呈碎片化或零散化状态。由国际机构或其他国家推出的中亚经济发展规划和项目，为中国推动自身的构想提供了先例;失败的部分，为中国的相关机构提供了教训。历史经验表明，古丝绸之路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因此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愿景中提出，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当“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成为本区域与域外国家合作共识之际，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关键期。在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积累起强大的中国制造能力和外汇储备，由于要素成本和比较优势结构不断发生转变，中国处在了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的产业升级转型“十字路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一是来源于“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二是来源于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和重化工的强大生产能力。中国最初以加工贸易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形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一部分利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出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到国外，另外很大一部分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品，利用廉价劳动力对其加工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得益于这样的国际分工模式，中国制造业等工业生产能力大大增强。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七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传统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不同的发展后进阶段，面临基础设施条件差，资源开发能力弱，体制运行效率低，熟练技工和人才短缺等发展瓶颈，急需外部的资本和产能合作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利用外汇投资，通过建立产业园等创新投资模式，加强产能合作，已被证明能够缓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资金和技术制约。再者，如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承接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经济快速发展机遇一样，随着中国国内劳动工资、低价等要素成本上升，“一带一路”国家可以顺应国际化市场的比较优势规律，承接一些特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的上下游区段，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为本国提高加工贸易出口，扩大非农就业、培养熟练劳动力、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等方面提供发展动力。
“古丝绸之路”通过联结起来几个重要的城市实现贸易物品运输，不仅包括真正的路，还形成了有结点的纽带。如今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在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仍然是“塌陷”区域。“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在这条贸易路线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经济带”倡议，它的含义体现在，面对各国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现实条件，通过对沿途和相关城市的连接和协调，使各国发挥资源优势，形成更好的经济发展合作环境和平台。
进入近现代以来，中亚国家有着长期的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交往的历史，中国要想看到它推动的项目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其他大国找到“利益交汇点”。所幸，中国与美国围绕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展开了多年的合作，而且双方都需要对方的持续合作。同样，中国与俄罗斯，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已经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形成了一套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习惯性做法。与联通亚洲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景，更需要依赖“共商共建”的力量。海洋所提供的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竞争条件，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拥有十分广泛的合作伙伴选项。
《愿景》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表述解释了“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在“五通”的基础上，将带来以基础设施和能源贸易为抓手的国际产能合作新机遇，以实现沿线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对接，前瞻地建设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铁路、公路、航线、港口、油气管道网和信息通信网。其次是促进产业转型啮合，利用沿线国家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特性，通过利用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进行产业转移打开局面，推动新兴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一带一路”建设还包括区域安排创新带来的新机遇，作为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升级，必将引发不同国家之间在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等领域的创新，在沿线国家内部释放新的活力。
“一带一路”构想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从提出之日起至今，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蕴藏了巨大的机遇。但是，“一带一路”实施不仅充满机遇，也面临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
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几乎经过了世界上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几个地区;而且沿线国家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宗教、民族环境，甚至有一些国家对内处于政治动荡期，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一带一路”的政治风险不容忽视。
地缘政治风险来源复杂，既包括东道国的政府质量与政治不稳定因素，如政治革命、政权更迭、政党斗争和政府派系斗争、恐怖主义事件等;也包括东道国的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如法律是否合理，税收、国有化、征用、没收、东道国对外政策、金融制度的健全程度、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等;还包括东道国资源质量与资源风险，如能源消耗情况、人力资源质量、投资所在地的经济和科技基础是否达到所需水平、公共卫生与疾病控制、国民士气、社会风气、诚信程度、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地理与自然资源等。
从区域政治层面来看，以中东地区为例，中东地区长期冲突不断，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组织威胁以及叙利亚问题等危机依然持续，部分邻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而这种区域政治不稳定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投资环境有可能急速“变脸”。
从沿线国家层面来看，很多国家面临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政治风险。比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地方势力强大，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盛行。这些风险最易引发动乱甚至战争，并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在当地投资的企业的破坏力不容小觑。
从大国关系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必然会挑战各大国利益，使之产生排斥心理。所以，“一带一路”不仅要面对每个东道国存在的政治风险，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影响。
经济法律方面的挑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沿线某些国家没有良好的治理体制，初期对这些国家的投资相对容易，但是从长期看，要想得到投资回报则困难重重。在“一带一路”上投资的企业，由于不熟悉、不适应当地的法律环境，往往面临花费高额法律费用和经营成本的挑战，提高了投资风险。具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关贸易立法仍在不断调整中，一些法律的修订比较频繁;不同国家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要求不一致。
沿线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发育程度不均匀。“一带一路”联通亚欧非三大陆，涉及到老牌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开放难度大。有些国家的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经济环境相对稳定，为入境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但也有一些国家的市场封闭，进入难度大，由此增加了企业投资评估的复杂性，制约了投资的积极性。此外，还有市场经营风险，比如沿线一些国家尤其是中亚与西亚的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监管能力弱小，大大增加了建设企业的市场风险。还有违约风险，具体包括企业违法风险与政府违约风险，即参与建设的国家的企业与政府违反合约造成的成本损失以及不确定性风险。
文化差异与公共关系挑战。在“一带一路”推进中将面临许多文化差异方面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民族众多，多元宗教信仰并存，文化差异引发的问题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协调和疏通，很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明的地区对于外来企业有相应的期待与禁忌。一些入境投资的企业对文化习俗差异意识淡薄，往往对当地宗教、文化缺乏敏感性，极易被误解或产生冲突。一些企业在面对国外民间社会时，准备十分不足，由于缺乏国际经验，对来自民间社会的风险要么根本看不到，要么视而不见，往往容易导致公共关系危机。由于公共关系处理不妥,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一带一路”意图的猜忌，增加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都将成为“一带一路”推进中长期面临的重要风险。
四、CCG有关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二十条路径建议
(一)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共同体，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脉相承。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但是一定要变成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方案。不仅中国和沿线的国家要对接，而且要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相互开放。“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宗教文化多样，如何引导“一带一路”有效实践成为巨大挑战。打造“一带一路”的国际共同体，以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加强共同治理、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政治风险的发生一方面由于东道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和管理能力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东道国与中国互不了解，因此，建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形成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二)设立“一带一路”常设机构，在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年会
“一带一路”倡议是针对全球治理的全新思想和实践，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支持，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对沿线国家的民生改善、经济发展和对外联通，产生了积极引领和示范效应。截至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程度还较低，尚无类似秘书处的常设机构和稳定的机制安排。而“一带一路”建设如果缺乏一个全球共同参与的组织机构，将难以深入推进。我们建议，设立“一带一路”的常设机构，例如“一带一路”秘书处，以便利“一带一路”各项工作有序向前推动。
建议像G20、APEC一样，在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年会，各国定期聚在一起讨论“一带一路”的相关议程，就政策、经贸、基础设施、人文、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开展广泛交流和协商，并通过协议、规划、机制、项目等方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在各个阶段的循序发展。例如像“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每次确定一个主题，安排多场分论坛进行讨论。
(三)成立联合国“一带一路”机构，加强与联合国现有机构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联合国的鼎力支持。联合国的多个机构已经在其决议或文件中多次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内容。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此前，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决议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主要是因为这一倡议和联合国当前工作及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与联合国会员国的共同利益高度契合。
联合国及其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它们可以充分利用各自在沿线国家的开发经验，支持这些国家的项目。为此，建议成立联合国“一带一路”机构，以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桥梁作用和国际影响力，最大限度利用增效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对话。“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宗旨一致、理念相通，成立联合国“一带一路”机构，更能促进双方相互之间的对接和融合。
要加强与联合国现有机构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建议吸引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参与进来，将“一带一路”相关的理念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以及一些区域性的组织对接起来，将“一带一路”的理念变成这些国际组织的相关议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上的建议、培训人才并提供设备，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援助，致力于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是促进教育、科学及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利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这些机构的宗旨与“一带一路”的理念相符，相互间拥有很大的对接空间。
(四)加强与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合作
“一带一路”要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投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WTO、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的合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投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贸投资，也涉及政策、文化和人才等多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各领域各类专业人才的支撑和保障。这需要与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紧密合作。
(五)邀请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份公共产品，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合体，还要邀请发达国家参与进来，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的外延。其中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例如美国，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攸关方，虽不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却是不容忽视的“相关国家”。虽然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存在疑虑，但也并未对其全盘否定，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调整应对策略的重要性。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可以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合作机遇和空间。
中国可与各个国家共同制定“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建立各国在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协调的机制。在“一带一路”多边/双边合作机制体制建设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多边/双边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方式，继续深化和利用好现有合作平台，有效进行重大规划和项目对接，推进“一带一路”各国务实合作。
“一带一路”需要建立和重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层面的合作，打开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的引领。如英国，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不仅具有示范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和全球化新模式的开启。一方面，作为英联邦国家的核心角色，英国的加入可以使得“一带一路”建设拥有在一些沿线国家的语言、法律、金融和制度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英国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理解比中国更丰富，包括法律、保险服务等，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当地化弥足珍贵。
法国总统大选中，“前进”运动领袖、独立候选人马克龙战胜极右派“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而赢得选举。马克龙成功当选法国总统，总体上有利于中法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在政策层面，马克龙当选说明至少在法国未来五年里，法国总统是倾向于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这和现在全球化的路径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与法国建立协同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全球企业的参与。“一带一路”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企业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主体。建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打造最大的“一带一路”企业家平台，采取“开放式”的加盟方式，吸引企业响应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联盟企业成员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搭建发展、产业、边贸、科技、物流、金融、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八大平台，以搭建平台的方式为“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核心区提供全方位服务。
“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可以组织国际论坛，比如制造业峰会、中小企业峰会、跨国公司与中小企业合作论坛等，交流企业间在“一带一路”上关于产业、投资、合作等方面的议题。
(八)举办世界跨国公司500强参与“一带一路”峰会，邀请世界大企业参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是通过增强国际联通与合作来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建设“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需要巨大的资本，包括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必须同时调动国家和私人资本的力量，这就需要动员全世界一流跨国企业共同参与。美国《福布斯》文章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从能力建设、清洁能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战略价值链、新消费品市场和缩短运输时间等五大方面获益。
“一带一路”项目要取得成功，需要对沿线相关国家的地域政治、文化冲突、商业风险以及贸易和行政壁垒有清晰的认识。许多跨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营了很多年，并建立了综合业务网络和多元化产业合作伙伴关系。这些跨国公司深入了解当地的政治环境、商业氛围和文化差异，这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中国企业如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将取得卓越成效。
多家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企业如强生、高通、微软、欧莱雅、亚马逊、卡特彼勒等均表示欢迎“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希望能在技术、市场、咨询、服务与标准方面发挥作用，与中国企业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议。中国应积极利用西方大企业的优势，组织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结成联盟，提供类似B20这样的国际工商交流平台和机制，并在未来开放资本融资，打通伦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等地的商业基金，为“一带一路”谋求最佳国际合作伙伴。
“一带一路”倡议已从顶层设计过渡到了具体实施阶段。落到具体的项目上来，最主要的还是要拿出项目模版，在发展中努力形成合作示范国，为接下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我们可以像当年修建坦赞铁路那样，打造一个横跨亚欧的高速铁路，建立亚欧高铁国际建设集团，修出一条真正的丝绸之路来。在这个过程中，由中国来牵头、投资，沿线各国参股并从中受益。
“一带一路”需形成几个示范国和示范工程。例如可以在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进行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建设的合作，为以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树立模版。我们目前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先行项目和示范工程，已成为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实践。中巴经济走廊以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产业园和瓜达尔港等为重点，带动两国多领域合作。中巴经济走廊北起中国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纵贯3000余公里，是中巴两国的双赢选择。2015年，中巴两国签署了50多项合作协议，金额高达460亿美元。作为“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中巴经济走廊是其中的旗舰项目，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为示范项目，有助于改变有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怀疑态度，为“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奠定基础。
2017年，世界保护主义思潮泛起，不确定性因素加剧，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将坚定推动各国合作，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中国正在倡导的“一带一路”，为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要用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引“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要将绿色发展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方向。在设施联通方面，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要坚持理性投资，选择有意义、有利润、可持续的投资项目循序渐进，稳步发展。要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扩展到国际市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等示范项目，加强绿色低碳技术、装备与产业等方面合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担当，推进沿线国家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对于企业来说，要积极构建面向绿色消费的全球产业链，努力将可持续发展贯彻到对外投资建设当中。
“一带一路”很庞大，无所不包，对于企业来说怎样下手?如何抱团出海、集团作战?产业园区建设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角度，建设海外产业园区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经验是从当时的4个经济特区发展到14个沿海城市，从开发区、国家级新区到浦东新区、雄安新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现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建立了56个合作园区。
海外产业园区在客观上带动了大量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一些国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东道国的园区立法、经济政策调整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无论是对中国、东道国还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园区可以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包括带动当地的GDP增长，增加税收和就业，促进进出口贸易。园区不仅可以提升开发企业自身的效益，还能带动中国企业增加出口，包括设备、原材料、成品、半成品的出口。
建设海外产业园区，一是要关注技术的发展;二要认真分析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当地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现状和趋势;三要把握住发展中国家园区建设的窗口期;四要厘清企业和园区的商业逻辑，实现“出海”企业和园区的可持续发展。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参与海外产业园区一定要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化，有利于企业各个板块产品的全球布局。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从事传统制造行业居多，因而在海外产业园区一定要依附于集团各个板块的产品，依托于当地的市场;要快速决策，借船出海，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央企、国家部委和相关企业搭班子、形成团队。
据统计，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约有4000万华人华侨，他们当中蕴藏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广博的人脉关系和丰富的智力资源，熟悉各国国情、政治、民情、宗教、文化、习俗，能够帮助“走出去”企业熟悉环境、调研市场、评估风险、把握商机，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和积极开展合作，更加有效地融入当地社会，是连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桥梁和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华人华侨通过参与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助于实现自身的转型与提升，从而进一步带动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合作共赢。
具体而言，华人华侨可以在开发运营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跨境电商示范基地、开展民间外交与文化交流、促进信息沟通与资源共享、拓展融资渠道、合作培养人才等方面充分发挥独特作用。为了更好地鼓励和促进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可以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加大对“一带一路”涉侨工作的支持力度，并提供出入境等相应便利条件。
据统计，2016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1.22 亿人次，继续蝉联全球出境旅游人次世界冠军，旅游花费高达1098亿美元(约7600亿元人民币)。中国旅客出境旅游能够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打破意识形态壁垒和经济贸易壁垒，促进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增进国家之间的友情与互信;同样，发展来华旅游，也有利于获得沿线国家与人民的理解、认可和文化包容。
“一带一路”沿线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我们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协同合作，共同促进沿线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例如中国目前的海洋旅游资源还不能满足国内旅游市场需求，我们可以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共同开发海洋旅游资源，从而实现双赢;部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薄弱，我们可以拓展融资渠道，合作开发运营交通设施，提升旅游硬件水平等。同时，这也要求我们逐步完善出入境旅游的政策，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要吸引、鼓励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旅游企业参与其中。
(十四)加强“一带一路”留学交流与教育合作，着力培养技能人才
“一带一路”的共同繁荣，离不开大量各领域人才的支撑和保障。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首先要培养和集聚国内外的“一带一路”人才，实现人才的“互联互通”。在充分发掘利用现有国际人才的同时，我们需要切实加强“一带一路”留学交流与教育合作。
一是增加亚投行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加大留学教育的投入，围绕“一带一路”发展需要设置专业和课程，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同时增加中国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习交流，加强留学人文交往，培养更多熟悉、理解两国文化的青年人才，为“一带一路”长期发展储备人才。二是充分依托海外孔子学院，以多元化的方式开展文化交流和学习，培养“一带一路”所需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人才，增进沿线国家人民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和友好相处，并吸引各国学生来华留学。此外，我们还应加强与沿线各国的中等技能教育合作，除接收学生到中国参加技能教育外，还可以配合大型企业和大型投资项目，向沿线国家输出相关的中等技能培训项目，为当地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人员往来便利，是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重要条件。我们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尽快解决“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阻碍人员顺畅流动的问题，积极实施签证便利化政策，提高沿线各国游客、商务人士、学生等签证便利化水平，推进人员顺畅流动，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也使越来越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及企业被“引进来”。
我们要在简化外国人出入境手续上继续向前推进，扩大免签协定国的范围。我们可以邀请“一带一路”成员国支持跨境人员交流便利化制度，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促进“一带一路”旅游签证便利化，实施包括免签、落地签、一签多行在内的签证便利化政策，推进边境旅游、第五航权等其他开放政策。
为便利“一带一路”沿线华商来华投资合作、华裔人才回国交流、服务、创新、创业，同时为了增强华人对祖国的情感认同，建议对海外华人签发有别于签证的华裔卡，给予更多出入境、停留、居留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鼓励向沿线国家移民，促进文化经贸的互融互通。
目前，全球跨境B2C电商市场规模和电商消费者总数不断增长。据预测，全球跨境B2C电商市场规模将在2020 年达到近1 万亿美元，在整体B2C 电商中的比重将由2014 年的14% 增长为2020 年的29%。“一带一路”沿线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有望成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
我国的电子商务企业积极“走出去”，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先锋力量。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不断发展完善，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商品流通，使得更多中小企业直接获益，带动了沿线国家电子商贸、交易平台、支付结算等技术发展与应用，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新的商业格局和产业链形成。
此外，跨境电商的发展也给世界华商提供了机遇，大量从事国际贸易的华商借助中国的制造优势，有望获得新的商机。特别是对对跨境电商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海外仓建设，需要了解当地的商业布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并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熟知当地市场的人才，与当地华商合作是良好途径。
除了路上、海上丝绸之路外，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打造一条“数字丝绸之路”，打通全球各个角落，为全球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服务。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目前正呼吁推广“全球电子商务平台”(eWTP)，帮助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营造更加自由互惠的贸易环境，帮助它们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这是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积极探索。
“一带一路”开发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目前比较确定的资金来源有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还需打造国际资金池，除了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合作外，还需要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参与，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伦敦、纽约、法兰克福、东京、香港、新加坡等世界金融中心，容纳了全球众多知名银行、基金、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众多知名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国际资本，也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投资目标。实现“一带一路”合作共赢，需要不断拓展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把全世界的资金都调动起来，吸引资金投向这一新的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国家拥有雄厚的银行资源，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开发设立商业银行联盟或发展基金。此外，海外华人华侨拥有巨大的资本实力，尤其是东南亚的华裔富豪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和胡润全球富豪榜的上榜人数及资产都在逐年增加，在推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方面也必将发挥重大作用。
(十八)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各国法律体系，以便于法律纠纷的解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相关争议的产生在所难免，例如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争议，与国际贸易、运输相关的争议，与境外工程建设、承包相关的争议等。“一带一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政治环境等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要实现国际合作共赢，必须妥善解决相关争议，这需要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各国法律体系。
一是各国的法律体系不同，为避免或减少法律冲突，我们需要共同加强比较法制度研究，增进对彼此法律制度的了解、信任;同时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来解决法律适用和法律冲突问题。另一方面，仲裁相比诉讼具有裁决易执行、高效、程序保密等优势，我们应积极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仲裁领域的合作，加大资源和人力投入，推动建立统一的争议解决机制，同时积极建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司法协助制度，保障争议解决机制的有效运作。
(十九)充分发挥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国际组织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需要各类专业人士、专业服务的鼎力支持，包括律师、会计师、审计师、金融师、工程师、测量师等。只有选择适合的专业伙伴，充分发挥各类专业人士的专长，才能有效管控各类项目实施的风险，顺利推进项目。
目前，国际上对主要的专业人士都有成熟的资质要求，同时也形成了一批跨地区的专业人士国际组织，在相关专业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专业人士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设立“一带一路”专业人士联络服务平台，集聚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的专业人士，同时与参与或计划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建立合作。
平台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带一路”专业人才数据库和系统的服务体系，方便企业及其他机构寻找合适的国际化人才，以及专业人士寻找合作伙伴或发展平台。平台还可以与沿线国家的专业人士社团建立长期战略性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沿线国家的共赢发展。
(二十)充分发挥智库、标准化组织在内的NGO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
智库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力量，聚集了大批相关专家学者和原政府、原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外交、经济治理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能够发挥较强的政策影响力。智库通过开展“二轨外交”，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有助于消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和政治壁垒，促进政府间共识的形成。智库通过实地调研，也可以充分收集有效信息，更好地提出政策建议。同时，智库还可以通过加强国际交流，增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以及相互间的信任，为合作共赢打下基础。
此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众多致力于不同领域的NGO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他们对“一带一路”各类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议题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包括国际性和地区性的标准化组织、环保组织、社区发展组织，以及各种行业协会、工人组织等。例如，发挥各种国际、地区的标准化组织的作用，以标准化促进政策通、设施通、贸易通，支撑互联互通建设，助推投资贸易便利化，是各方互利共赢之举。推进国际合作共赢，也需要重视并加强与各种NGO和社会力量的对话沟通，促进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有效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