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网编者注】本文《The Case for Selective Failure》原载于《威尔逊季刊》2010年秋季号，因篇幅原因，现分为两部分刊出，标题为编者所加。阅读第一部分，请点击这里：可能引发中国崩溃的四个触点 我们选译此文，不代表我们认可“中国崩溃论”的观点，仅供研究者和决策者参考，在中国道路的选择上保持警醒，切勿使他国“乐见中国失败”。
【作者简介】罗斯·特里尔（一译谭若思 Ross Terrill）,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公共政策学者，著有《毛泽东传》（2000年修订版），《新中华帝国》（2003年）等，他的中文新书《我和中国》刚刚在北京出版。
原文阅读请点击这里：WHAT IF CHINA FAILS? The Case for Selective Failure
若干年前，中共中央党校请我将中国当前的改革同1880年代晚清政府的改革作比较。校方潜在的问题颇耐人寻味：改革在什么时候可以稳定一个制度，又在什么时候可以颠覆一个制度？清政府没能够适时改变，其改革姗姗来迟，结果很快崩溃了。
日本明治政府在几乎同一时期进行了改革，其王朝延续至今。党校中同我对话的年轻学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同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同当年晚清政府面临的矛盾是相似的。他们坦率地将19世纪末儒家世界观的破灭同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丧失相比较。在哈佛大学和外交关系协会，在欧美主流报纸的专栏中，对中国的敬畏将对年轻的共产党精英来说真切的怀疑一扫而光。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走在上海外滩，突然意识到“我们即将走到500年来西方主导时代的尽头”。记者夏伟（Orville Schell）感觉到中国的“空气中有一种确信无误的活力和乐观”而美国则“苦乐参半地反思为什么他们自己的国家失去了再生的力量”。
这种过早地宣称的“中国成功论”似乎已经影响了公共舆论。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美国NBC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预计中国，而不是美国，将在二十年后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拥趸，他告诉读者：“中国可能在本世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比我们多。”长期来看，他有可能是对的--一个世纪毕竟是很长的时间--但在等待竞争结果的同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为什么数百万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竟然傻得竞相申请学生签证，赴美国留学。
“中国人被教育成为同样的人”一位有眼光的上海时装设计师向华盛顿邮报抱怨说，他还说“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如我们的原因，而且只要这一特征继续存在，只要中国仍然缺少学术自由的氧气，其高等教育就永远无法同我们媲美。没有中国人能够在不离开中国的前提下获得诺贝尔奖，这也许不是意外。
中国威权主义的理论问题在于，家长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正日渐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列宁主义统治的一个存在逻辑是资源的配置，而现在的中国，市场正在越来越多地起到这个作用。第二点是捍卫真理；然而在很多时候许多中国人都可能对官方的教条不敢苟同。党代会令中国的年轻人昏昏欲睡。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力量日复一日地增长，而这似乎是以党的力量为代价的。一次摊牌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为公正和稳定的政治体制。但也可能导致混乱。
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可能以多种形式终结。中共可以将“共产主义”从其名字中去掉，变为“中华党”或者“中国国家党”。这一结果可以实现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的希望，正如赫鲁晓夫希望的“全民的国家”，这一论调标志了苏联阶级斗争的终结。
在这种明智的转型中--赫鲁晓夫错过了这种转型--某种一党制国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自由和民主也可能会碎步前进。正如上文所述的任何共识一样，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并不能带来长期的稳定，而在那种各利益团体可以在一种诸思想自由竞争的氛围中公开碰撞的社会反而可能带来长期的稳定。
另一个可能是，中共可能在一次危机中分裂--非列宁主义者胜出，并组建一个社会民主党，掌握北京的政权。这将是自由和民主的巨大胜利。其他的情况，如军事接管等，则可能性较小。
中共的权力垄断结束之后并不能保证中国更加自由，但这样的中国无疑会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产品将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双方将开展真正的文化交流，在人权、互联网以及其他领域的紧张局势也将减少。华盛顿人士经常抱怨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的政治方式，但在这些民主国家，选举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确保了最终的稳定。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安全阀，只要中共把持政权，就不可能有这种安全阀。美国人乐见中共失败带来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
最后，还有一个中国地缘政治抱负的问题。中国人仅仅是在“赶超”我们还是将自己定位为亚洲“不可或缺的力量”？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北京正在走上加入“国际共同体”的路上；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正企图恢复它曾经的亚洲帝国地位，当年韩国、越南甚至日本都向中国纳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北京远程战略的迹象。
中国敦促建立一个不包含美国的“东亚共同体”，这很快地取悦了许多亚非拉国家，他们同华盛顿糟糕的关系给中国的援助和贸易提供了机会，特别是那些为美国经济提供石油能源的国家。中国已经发展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柴油潜艇和核潜艇，意在消除美国在东海和南海、特别是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否决了华盛顿即使是作为观察者的地位。上海合作组织通过共同安全条约将北京、莫斯科和中亚国家连结起来。中国海军宣布了“远洋防御”战略，使其在中东和太平洋的军事活动合法化，告别了中国长久以来致力于海岸防御的策略。这些措施令人担心。
然而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行事审慎。它知道中国的前途成败系于美国是否决心保持世界第一；一个受到挑衅的美国和一个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同样是难以挑战的。而一旦具备了能力，中国就将超越“赶超”阶段。你可以将其称为“伺机霸权”。
数十年来，北京都热衷于关注美国的权力，验证中国落后美国多远，估计赶超的代价，并召集其他能够帮助抗衡美国的力量。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使得中国军方重新评估了美国的实力，并推迟了称霸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同美国进行假想的竞争，尽管美国（五角大楼除外）并不这么想。中国人从他们的窗口望出去，看到一座高峰——美国，和其他峻岭（日本、欧盟和俄罗斯）。而大多数美国人从他们的窗外只看到若干山丘，中国只是其中之一。
“衰退是一种选择”，专栏作家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道，而许多绝望的美国学者已然过早地选择了衰退，他们的草率令人遗憾。他们对美国在海外的自信表示激动，却又漠不关心地说中国将要接管世界。他们忽略了这一可能性：如果畏首畏尾，美国很可能将未来拱手让给中国。而一些左翼人士--幸运的是没有在奥巴马政府中占主流--则欢迎这种衰退，因为他们认为从道德上来说美国不适合充当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一些衰退主义者将世界领导权推给一个茫然的中国。一位中国外交部长助理曾就《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回答说：“如果你说我们是一个大国，那我们就是。” 诸等衰退主义者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无法应对一个简单的事实：旨在为取代美国治下的世界而设计的中国治下的世界是行不通的。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仅来自其经济实力--这方面美国仍然远远超过中国--而且来自其他中国所没有的力量。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中国雄心勃勃地增加军备，人民解放军仍然不具备远程投送兵力能力。中国也没有吸引世界的信息，可以取代美国孕育的民主、自由市场、流行文化、几乎全球通用的语言、以及创新文化。北京的威权引领繁荣的模式也许适用于少数第三世界国家，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不符合中国以外的其他世界的需要。在中东、拉美和非洲的工地上，有大量的中国工人和工程师在工作，但他们大多孤立于当地社会。在去年的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说“今天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屹立于东方”。但，尤其是在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主导可能很难接受。
东亚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东亚安全体系，只是其不寻常的特点使得其成就不能被完全认识。其中，美国是枢纽，它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台湾、泰国、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是辐条。其心照不宣的作用是保持日本和中国的平衡。
从1970年起，华盛顿同东京和北京都有务实的往来，中日之间的交往亦成果斐然。但如果中国的“成功”意味着对美国的削弱，并将其排除在东亚安全措施之外，那么这种成就就会被抹杀。地区隐性平衡的所有收益将会面临风险。中日关系的紧张局势将在一夜之间加剧。日本将伸展它的羽翼，这会令许多亚洲人感到沮丧。澳大利亚说，中国肯定会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守护者。而中国的小邻国则会俯首称臣。
要保持东亚现有的平衡并和平地避免出现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有两种可取的政策。首先，打造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使北京对日本、韩国和澳洲的实力和忠诚度不抱幻想，也不对美国的其他朋友，包括印度、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抱有幻想。金钱和贸易是万能的，因此确定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迫在眉睫，而奥巴马也不应当用他奉行的税收新政束缚美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作为。第二，宣扬自由和民主，并毫不犹豫地将其称为美国价值观。这两种政策可以保持对北京施压，使其不会谋求霸权。
遗憾的是，奥巴马总统背离了这两项政策。他没有将民主国家同威权政府区别看待；在奥巴马的桌前，所有的国家都占有同样的席位。去年十一月，他表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力量源泉”。同他的前任小布什不同，他没有提到一个“自由”或“民主”的中国。但中国作为一个不自由的超级大国和一个民主的超级大国，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奥巴马避开了这个问题。讽刺的是，到目前为止他获得的北京方面的合作比“牛仔”布什还要少。
美国历来迟于应对外国挑战，但一旦决心应对却又毫不留情。这一点不妨问问那些记得四十年代历史的日本人，问问英国人（他们在1940年觉得我们迟钝）或者德国人（他们随后见识了美国的力量）。多年来--实际上从天安门广场以来--盖洛普民调都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没好感”和“极其没好感”。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也发现，自2004年以来的每一项调查中，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都越来越消极。
北京的明智人士理解美国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以及中国向顶峰冲刺所面临的其他危险。他们敦促中国领导人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在中国的著名智库乃至一些政府部委里的谨慎人士不相信公众所谓的美国正“遏制中国”的鼓噪。相反，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是中国复兴的动力来源——通过购买中国的出口产品，为中国的工业提供技术等。
二十世纪国家的成败起伏是惊人的--俄国、德国和日本都经历了兴衰巨变--这种起伏在短期内不太可能重现。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一个大国的失败很难完全归咎于于其他许多国家基于私利而先发制人。但也正因为全球化，也很难再有国家像美国在二战之后那样戏剧性地“填补真空”，夺取世界霸权。
我希望中国的崛起“缓而稳”：其间保持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的平衡；努力使中国的文化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认识到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多少处女地可供新的霸权插上自己的旗帜；约束人民解放军军事将领，杜绝过盛的民族主义；对显然是蜃景的胜利保持审慎，因为美国比中国那些热血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国内的悲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都更有复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