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2022年10月，巴西前总统卢拉以50.83%的选票当选，而博索纳罗获得49.17%的选票。卢拉发誓要让巴西重返2000年代：一个发展主义的、左翼的新兴大国和多边主义的倡导者。
然而，卢拉的新任期与他的前两个任期已经不同：国际环境的限制性更强，大宗商品贸易繁荣不再，国内政治也高度冲突。此外，卢拉将无法追求他曾经的发展主义、新榨取主义（extractivism）模式，因为他承诺通过绿色转型替代掠夺性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如此，巴西正处于十字路口，在应对发展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时，亟需基于新的政治格局来重新配置资源。
巴西一直是发展研究、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的中心议题。作为世界上第五大国家（835.8万平方公里），第六大人口大国（2.139亿）和第十二大经济体（1.6万亿美元），巴西的“巨大潜力”与它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矿产资源、石油储备（最新发现的“盐下油田”）以及水、太阳能和风力等可再生能源有关。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7.5%，并跻身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然而，自2015年以来，该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2016年的GDP增长率仅为1.2%）、社会不平等也不断攀升，使人们又对其潜力的实现产生怀疑。
因此，巴西是一个具有“发展停滞综合症”的新兴经济体：不仅尚未实现其发展潜力，而且这种潜力本身也多次受到质疑。本文认为，这种综合症与巴西历史上摇摆不定的发展轨迹有关：从榨取主义（extractivism）到工业化，再回到榨取主义。巴西的发展道路，即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始终随着政党的变化而变化。（译者注：“榨取主义”和“新榨取主义”这些术语，往往用于批判资本主义主导的、以原材料的开采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自2000年以来许多拉美国家被认为就遵循着这一模式。榨取主义，一般指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基于资源开采和自然估值，但并不涉及分配政治；新榨取主义，则指国家政府利用资源开采活动所获得的收益来消除贫困、提高民众的物质福利）
纵观其历史，巴西曾经历过大宗商品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新自由主义出口导向和新榨取主义模式。所有过程都经历过进步和挫折，最重要的是，无一例外地加剧了巴西的国内矛盾。
因为其出口产品种类繁多，巴西往往不被视为榨取主义国家。然而，巴西农业和采矿业占总出口的70%左右，因此巴西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依然是开采和销售自然资源。事实上，巴西的国名就来自于它出口的第一种原材料：来自巴西红木（Pau Brasil）的红色颜料。从那时起，巴西经历了糖、黄金、钻石、咖啡和橡胶的大宗商品周期，而这些周期则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巴西人口和地理形态、阶层划分、文化规范和习俗以及如今显著的不平等。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巴西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和原材料出口国之一。
▲ 图1 2020年巴西各类产品出口占比
巴西的前任总统博索纳罗是一个采矿爱好者，他将巴西农业和采掘业的边界扩大，并明确表达了对社会问题、原住民权利、可持续性发展或绿色转型的漠视。相反，卢拉则在竞选中承诺要恢复前任政府对巴西环保形象的损害。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深入研究巴西在发展、增长和能源转型方面的挑战。首先，介绍巴西不断变化的发展道路。其次，研究巴西的榨取主义与发展主义议程。然后，解释博索纳罗如何改变了巴西的政治范式。最后，讨论卢拉的执政承诺、群众期望和现实限制。
2 曲折多变的巴西发展道路
像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巴西在1930年代走上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道路。在“国家-民众协议”（national-popular Pact）下，时任总统热图利奥·瓦尔加斯（Getúlio Vargas）开始将经济的核心从咖啡转向工业部门。此后，工业部门开始引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在1933年提供了最多的就业岗位。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巴西军事独裁的第一阶段（译者注：1964-1968），彼时的“独裁-现代化协议”（authoritarian-modernizing pact）实施了税收改革，扩大了信贷，促进了外国投资的进入，并削减了公共开支，进而创造了短暂的“经济奇迹”。 虽然军队曾承诺“把蛋糕做大，到时候再分”，但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背后，劳工生存状况、社会不平等、贫困等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
此外，在独裁统治期间，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导致国家债台高筑，并且社会不平等也在加剧。最后，巴西没有逃脱1970年代的石油和经济危机，并在1980年代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彼时，全球对巴西产品的需求减少，巴西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奇迹”也宣告结束。在此背景下，军队独裁统治也落下帷幕，巴西也在1988年颁布了一部新的民主宪法。
然而，政治动荡在此后依然持续存在：1985年间接当选总统的内韦斯（Tancredo Neves）在上任前去世，而第一位直接当选的总统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被弹劾。自儒塞利诺·库布西切克（Juscelino Kubsichek，1956-1961）以来，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1995-2003）是首位不受干扰地完成两个任期的总统。
巴西的经济发展在卡多佐总统推出“雷亚尔计划”（Plano Real）之后趋向稳定。该计划拥抱新自由主义准则，并对信贷进行谈判以减少债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家主导的工业部门被削弱，而国际市场、金融、农业-矿产精英之间的联盟则得到加强。新自由主义的道路集中在采掘业和农业这些有利可图的部门，但损害了巴西本国的制造业。此外，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在1997年失去了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垄断地位，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公司（Vale do Rio Doce）被出售。结果，本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从1986年的11.7%下降到1992年的-4.2%。这个“自由-依附协议”（liberal- dependent pact）成功地稳定了本国货币，但未能减少不平等、控制失业，也没有改善大多数巴西人的生活质量。
卢拉在2002年赢得了他的第一次选举，承诺过渡到一个“新的国家发展项目”。考虑到巴西当时的不平等情况，卢拉的政治轨迹令人瞩目。从一个贫穷的北方工会领袖到巴西历史上得票最多的总统，卢拉将发展主义与更广泛的参与式民主联系起来，打造了一个“人民-民主协议”（popular-democratic pact）。他专注于减少贫困，实施许多社会分配政策，并通过大众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他促进了公共投资，扩大了信贷，并维持了宏观经济稳定。彼时，巴西的增长来自于储蓄和投资增长：扩大国内市场扩大，发展中小型企业，并建设基础设施。
然而，在新兴经济体对原材料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下，大宗商品繁荣（2003-2008）也极大地推动了巴西的短期经济增长。这样一来，巴西最终转向了利润丰厚的初级原材料出口产业，而没有继续促进其制造业复兴与发展。这样一来，巴西的发展道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挫折后，短暂地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了一段时间，却很快又被新榨取主义所吸引，即将旧的榨取主义嵌入到一种发展主义的框架中。
3 “新榨取主义”在巴西
“新榨取主义”指左翼政府从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出口中获取资金，进而用于促进社会分配的政策。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达到新的高峰，巴西将出口重新定位经济发展的核心，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牛肉和铁矿石出口国之一，同时也在减少纺织品、运输或制成品的出口。原材料出口导致巴西货币升值，并对该国的制造业产品产生了负面影响，最终使其失去了竞争力。从图2可见，自2000年代以来，巴西主要出口产品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
▲ 图2 巴西各大类产品的出口额。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截至2022年11月25日）
巴西的农业部门在劳工党总统任期内（2003-2015年，包括卢拉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增长惊人。此时，虽然带有土地改革性质的“无地工人运动”发展迅速，但大量的公共资金还是流向了拥有大宗财产的贵族地主（latifundiários），并延续了该国历史上不均衡的土地财产分配。劳工党同时支持两个似乎互相矛盾的农业项目：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大）企业，以及支持国内消费的家庭（小）农场。虽然劳工党旨在让新的主体能参与有关农村的发展，但传统的农业综合体依然保证了其对政策的巨大影响力，并且最终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反而受损。
劳工党也推动了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扩张，这个趋势尤其在2007年发现盐下油田后越演愈烈。（译者注：在过去数年中，随着巴西在深水区盐下湖相碳酸盐岩领域连续发现多个大型油气田，巴西一跃成为全球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据巴西石油管理局数据显示，2020年，巴西原油产量为294万桶/日，同比增长5.5%，超过年产量为277.9万桶/日的欧佩克第三大产油国阿联酋）此外，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铌、钽、锰、铁和铝土矿储量，而这些产品在21世纪初价值增长迅速。劳工党的新立法增加了巴西石油公司的权力，保证了联邦政府对采掘业更多控制权，这样就保证了更多的收益能够流回本国。
因此，巴西采掘业的疆域迅速扩大，大规模项目出现，例如在卡拉亚斯（Carajás）的铁锰勘探项目，以及奥里希米纳（Oriximiná）的铝勘探项目。2011年，巴西政府开始讨论一项新的法律，以规范该行业的发展，并将收益用于社会包容性发展。以上行为这正好符合新榨取主义的描述：将资源收益用于公共开支以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政府将采矿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发展结合起来。例如，将淡水河谷与贝洛蒙特水电站及周边能源工业建设打包开发。然而，一场社会环境灾难震撼了这个国家，使任何有关扩大采矿业的讨论陷入瘫痪。2015年11月5日，位于马里亚纳市（Mariana）萨马科矿区（Samarco）的Fundão大坝倒塌，有毒泥浆淹没了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s）的村庄和河流。这起事故造成至少19人死亡，引发了水荒，污染了河流，许多家庭流离失所，当地所有鱼类种群灭绝。
不到一个月后，众议院接受了对罗塞夫总统的弹劾程序。虽然这位总统起初拥有很高的人气，但外部和内生的危机最终变得无法控制，导致了议会风向改变。这也与新榨取主义的道路是分不开的。
虽然巴西的经济增长明显，但这些都明显受到了初级产品出口制约。因此，虽然巴西经济没有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被击溃，但由于随后国际上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下降，巴西出现了公共预算危机，进而反对派势力也随之扩张。时任总统罗塞夫采取了一些仓促而低效的措施。她试图通过向特定行业提供税收优惠来刺激投资，传统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但小农的收益却在持续受损。
21世纪初拉美开始经历第一波“粉红浪潮”，直至2014年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的结束。拉美各国领导人也开始感受到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对采掘者和商业精英做出了妥协让步。就罗塞夫而言，在2014年非常艰难地取得连任后，她任命了一位私人银行高管作为新的财政部长，并制定了旨在取悦金融市场的经济政策。
然而，国内压力仍在继续。劳工党的发展项目在2013年已经被抗议活动所动摇，并最终随着2014年“洗车行动”（Lava Jato）而走到了尽头。从头号国企巴西石油公司到跨国集团奥德布莱希特，从企业高层腐败到前后四名总统涉案。在此过程中，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被诬陷为主要的腐败主体，而劳动党和罗塞夫总统的声誉也备受打击。
2016年8月31日，虽然反对盘未能将罗塞夫诬陷为腐败分子，但她也因违反财政责任法而正式退出总统职位。此后，副总统迈克尔·特梅尔（Michael Temer）在中间派“Centrão”（该政党没有意识形态约束力，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联盟之间变换立场以换取利益）的支持下继任总统（2016-2018），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减少政府对社会政策的支出，采取紧缩措施，并寻求公共资产私有化。此外，特梅尔还关闭了许多部门，推动了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并通过了PEC241/55号宪法修正案，冻结了未来20年的国家公共开支上限。
此外，特梅尔还新批准了许多有关环境和劳动法的政策措施，增加了私人企业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参与权限，同时减少了基层社会在资源事务决策中的地位。特梅尔宣称，希望通过建立“自律系统”、自愿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计划、吸引更多外国资本，进而削减国家开支。
因此，巴西政府放弃了新榨取主义中的“新”（译注：即放弃社会分配的一面），减少了国家对采掘业的干预，将租金收入与社会投资脱钩，也减少对环保问题的关注。此外，由于领导干部的频繁部调动，农业和环境部门的权力反倒不如几家大型农业企业。在此背景下，由于中央政策资金不到位，农村地方的工作推进困难，基层暴力事业频出。图3揭示了巴西非工业化进程的严重性。
▲ 图3 巴西贸易品分类
不仅初级商品压倒了工业制成品，而且制造业复杂程度也降低了。低技能和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比重逐步上升，但中高技能的人才数量和比例则在不断下降。
在特梅尔的任期，采掘业和农业的扩张政策不再与任何社会包容或工业发展相联系。相反，国家和寡头联手压制有关榨取主义的言论，消灭土地改革的制度空间，最终危及到了巴西粮食主权。然而，虽然特梅尔义无反顾地带领巴西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但有关的经济措施并未缓解衰退，更没有促进复苏。此后，巴西就进入了博索纳罗的时代。
4 博索纳罗与巴西的“范式转移”
在主流媒体的默许下，“洗车行动”不遗余力地迫害政治家，期间充斥着大量“拉偏架”和司法不当行为。巴西时任首席大法官莫罗（Sérgio Moro）于2018年4月逮捕了卢拉，罪名是其收受贿赂，包括在圣保罗的一套公寓。虽然莫罗“强烈地相信”卢拉有腐败行为，但最高法院和联合国委员会在判决发布580天后一致认为，此前判决有失公允，并且相关指控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译者注：参考巴西最高法院STF 4/15/2021文件；联合国2022年4月28日有关文件）。2019年11月，卢拉被释放。不过，伤害已经造成了。在2018年8月，卢拉是当年10月总统大选的最有力竞争者。
然而在9月，当劳工党不得不宣布费尔南多·哈达德（Fernando Haddad）作为本党候选人，而博索纳罗则实现了“弯道超车”。博索纳罗来自巴西政坛的下层，曾因不服从上级命令而被军队强行退役。此后，他作为联邦议员在中间党派中反复横跳27年。由于他挑衅性、粗陋和攻击性的言论，博索纳罗在全国范围内有些臭名昭著。然而，面对人民对危机的愤怒，博索纳罗将自己打造了一个“被抛弃者”的人设，誓言要与腐败脱钩，并化身为变革的候选人。
第一次，来自当时的小党社会自由党（Social Liberal Party，PSL）的候选人，在没有任何政治联盟和几乎没有电视时间的情况下，赢得了选举。这种新事物暴露了巴西传统政党权力平衡的裂痕。一方面，由于特梅尔联盟无法与腐败脱离关系，选民从传统的右派转移到新的极右派。另一方面，劳工党在执政期间没有与特权阶层进行（斗争）谈判，因此失去了大部分“反对势力”的支持。
有巴西学者认为，虽然劳工党在物质上改善了穷人的生活，但没有促进群众积极的政治参与，然而纵容人民群体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进而制约了巴西社会基础。巴西劳工党通过假设一个温和的“民主”概念，更多时候只是利用较贫穷和社会边缘群体，但却不敢发动阶级斗争。久而久之，该党也失去了真正群众基础。
相反，博索纳罗却把“道德”（morals）带到了巴西左派或右派的范式辩论的前沿。自从巴西重新开启“民主化”进程，政治辩论一直集中在发展战略的两个选项上：发展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对于所谓“博索纳罗主义”而言，左右之争与民族主义、仇外心理、性别、移民和LGBTQ+多样性等主题相关联——所谓的发展主义或者说进步主义威胁到了“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博索纳罗也跟随特朗普的步伐，提出了一项“经济上自由，礼俗上保守”的政策，致力于将“巴西高于一切，上帝高于一切”。很快，这种道德讨论就占据了全国主流。
简而言之，博索纳罗要求建立一个非干预主义的最小国家，促进财政紧缩和财产私有化、坚决打击腐败、灵活控制军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削弱性别/堕胎权利相关的“进步议程”议程。它有三条支线：（1）宗教-保守主义，反全球主义、进步主义、反科学，鼓吹gong产主义威胁；（2）“洗车行动”-军国主义，由军队、法学家和警察组成，支持更坚定的行政独裁主义以建立秩序；（3）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者，与金融市场、企业主、银行和农业企业有关。如此一来，通过公然将这三条战线统一在一个“道德-保守主义”的平台下，博索纳罗将对军政府时期秩序的扭曲向往和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和宗教积极主义融为一体。
博索纳罗主义在农村议会阵线（Bancada Ruralista/Rural Parliamentary Front，FPA）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阵线是农业大企业在立法院的行动发动机，其优先事项包括更宽松的森林保护、减少原住民土地、自由使用农药和转基因技术、债务重新谈判、自由狩猎、农业出口便利化。博索纳罗经常支持农业和矿业精英，同时攻击无土地工人运动、家庭农业、土著人和传统社区。
此外，博索纳罗强调巴西土壤下未被利用的丰富资源需要被大力开发，因为“采矿是使人们摆脱贫困的途径”。毫不奇怪，博索纳罗极大加强了农村议会阵线的权力，并把农业部长的职位给了前农村议会阵线主席特雷莎·克里斯蒂娜（Tereza Cristina），把环境部长的职位给了里卡多·萨勒斯（Ricardo Salles）。后者在圣保罗市政厅工作时，为支持矿业公司，曾篡改环境保护区的分区地图并遭到刑事起诉。
最重要的是，博索纳罗一直反对保护巴西土著人的土地权利，认为这削弱了巴西人的主权。由于两届政府的大力支持，亚马逊已经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农矿开采的前沿阵地，土著人的实际权益不再受到重视。在博索纳罗政府执政的第一年，森林砍伐量增加了62%。此外，巴西政府在2022年通过了570家国际和国内公司的2500份采矿许可证申请，总面积为101平方公里，与261块原住民土地重叠。2010年至2020年期间，小规模开采（garimpo）在土著地区增加了约495%。
因此，巴西的环保形象在四年内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当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日益严重的森林砍伐、野火和支持采矿的法律时，博索纳罗拒绝外国干涉，指责社会组织的不当行为，并坚持认为过度的环境控制阻碍了经济增长。在联合国上，博索纳罗表示，“原住民不想成为富饶土地的贫穷所有者”，国际上的批评只会“唤醒我们的爱国情怀”。
博索纳罗主义巩固了一个强大、活跃的政治联盟：他们受到意识形态驱动，通过道德主义、军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叙述，将来自右翼和中间派的政党结合在一起，象征着“低调右派”的结束，以及通过与保守主义有关的政治身份进行公开动员。
在四年里，传统右派被描述为“太过自由”因而失去现实基础。同时，左派则被指控造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和道德的崩溃。因此，群众的选择就只剩下这个国家最具和解性、最务实、最受欢迎的怀旧领导力量：卢拉。当2022年8月竞选正式开始时，它是极端两极化的：人们需要在反劳工党主义或反博索纳罗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虽然博索纳罗可以在2018年可以为自己打造一个局外人设，但在2022年，人们已真实体验了博索纳罗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农业榨取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议程。此外，博索纳罗政府在疫情管理上表现糟糕，60多万人死亡，推迟订购疫苗，总统推广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并质疑疫苗的价值。除此之外，巴西通货膨胀率从2017年的3.4%上升到2021年的8.3%，失业率从2017年的12.8%上升到2021年的14.4%，29.6%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2022年选举中卢拉组建了“希望联盟”，这是一个七党联盟，由旨在阻挡博索纳罗主义的左派和中间派政治家组成。这个联盟得到了政治家、艺术家、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该联盟的关键目标是：提高环境保护的能力、促进再工业化、回到积极和建设性的外交政策、加强原住民社区的政治作用、重新安排农业以加强粮食安全。
首先，卢拉采用了“环境保护”的主题来将几个大目标串联起来：（1）展示气候变化意识，拒绝任何否定主义的立场，（2）在多边论坛上寻求国际上的支持，（3）保护亚马逊并促进原住民运动，（4）将绿色转型与国家再工业化的需要联系起来，获得最先进和生态友好的技术。该联盟计划确认了“对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这将要求“改变该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参与全球努力”，因为“气候变化的紧急情况已经迫在眉睫，无可争议的科学证据显示，不应对气候问题的代价是不可接受的”。
该计划指出，巴西必须成为世界生态转型的主角，“引导国家在知识前沿进行能力建设，产生技术和创新，完成生产结构转型”，打击“掠夺性使用自然资源”，“鼓励生态影响较小的经济活动”。这样，卢拉将环境保护和绿色转型与巴西再工业化和促进可持续增长的需要联系起来。他承诺“扭转去工业化的进程，促进各经济部门的再工业化，并发展数字和绿色经济转型有关的产业”，同时“支持巴西商人和企业家的创造力”，探索“生物多样性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潜力”。
这将是卢拉重新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驱动力之一。他对国际交易和吸引外国投资感兴趣，并且旨在将这些交易和投资用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多样化，并远离榨取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卢拉的胜利演讲中，他说：“对那些使巴西永远扮演商品和原材料出口国角色的贸易协议，我们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欧洲的行动者，特别是那些促进能源转型的行动者，必须把这看作是一个机会之窗，使他们与巴西的伙伴关系的重点放在科技转移上，帮助巴西转型脱离榨取主义模式。此外，巴西及其原住民的主权问题也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巴西将被宣传为全球环保事业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客户。根据卢拉的说法，巴西对“保护亚马逊的研究或投资方面的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但其必须是在巴西的领导下开展，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主权”。有意参与这巴西绿色转型项目的主体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因素。
卢拉政府将与传统的国际伙伴达成和解，重新树立巴西的形象。大多数国家迅速庆祝了卢拉的胜利，松一口气的同时并寄予厚望。例如，德国和挪威表示，将重新启动自2019年以来冻结的亚马逊基金。11月，卢拉带着一个数十人团队参加了在埃及举行的COP27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受到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和许多民间社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卢拉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将在政府议程中占据最高地位”。他还宣布了构建亚马逊合作条约成员国峰会和全球粮食安全联盟的计划，并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刚果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以保护热带森林。
这些计划与卢拉新国际关系战略的第二个中心点有关：促进巴西成为一个南方国家的领袖。该联盟的计划承诺“重建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南南国际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并促进基于潜在生产互补性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强南方共同市场、南美国家联盟（UNASUL）、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和金砖国家（BRICS）合作”，以及“致力于多边主义、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全球新秩序”。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国际组织的运作失灵、俄乌冲突和中美大国博弈，建设性的南南新兴国家的话语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最重要的是，虽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00年代的商品繁荣也也难重现。因此，巴西政府可能需要先将国内收入用于社会项目，其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却会受限。
在博索纳罗政府期间，原住民运动获得了国际认可，他们为揭露政府纵容亚马逊森林的破坏性开发上做出了贡献。在选举结果公布后的第一次演讲中，卢拉也给出了“对原住民和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亚马逊地区，他将“打击任何非法活动——无论何种规模的采矿、木材开采还是非法的农业大企业占用”。他相信“创造财富而不破坏环境”是可能的。此外，他承诺建立一个原住民部，并在采矿活动方面加强监管和执法机构。
然而，巴西依然不会采取反榨取主义的立场。联盟计划指出，“通过加强内部工业联系和对环境保护、工人权利及尊重当地社区的承诺，进而刺激采矿活动”。此外，该计划坚决反对能源部门的私有化，承诺“重建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引领和协调作用”，以便他们能够履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促进社会、生产和环境的进步”。从现实来看，卢拉正在回归新榨取主义的理念，即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规范采掘活动，并以产生社会经济增长的方式重新分配收益。这里的主要挑战是，没有大宗贸易的繁荣，意味着可供重新分配的收益将少得多。
关于农业，最近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与巴西农业主体结构配置直接相关。农业综合大企业有利于大规模出口单一作物，但却损害了中小型农业主体。大豆、肉类、玉米和糖不是面向国内市场，而是面向出口，并受到通货膨胀的极大影响。事实上，大约70%的巴西人消费的食物来自小农场、社会合作社和“无土地工人运动”组织或前逃亡黑奴社区。卢拉意识到有，必须改变当前巴西农村的空间变化——大企业正在迫使小农放弃他们的土地，或将农业生产调整为单一种植。卢拉承诺投资于现代化和基础设施，同时增加对中小粮食生产者的信贷。此外，卢拉主张可持续和生态农业，他坚持认为“我们不需要砍伐哪怕一米的森林，就能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
换言之，卢拉将试图把大宗出口国的模式转向对国内市场和粮食主权的关注。在COP27大会上，他肯定了农业综合大企业是建立“可持续和再生农业，投资于农村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战略盟友”。然而，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虽然博索纳罗输掉了选举，但博索纳罗主义在2022年获得了胜利。在博索纳罗支持的20名参议员候选人中，有14人获胜，他的政党有着最多的联邦议员，使BBB阵线（牛、子弹和圣经；boi, bala and biblia，该游说团将农业大企业精英、军队和安全部队以及福音派保守派阵营结合起来）在两院比以往更强大。此外，博索纳罗的许多前部长如今依然当选。因此，博索纳罗主义是一个既定的政治运动，并将长期考验卢拉避免僵局、通过立法和改变预算的能力。
为了实现种种承诺，卢拉有必要解冻国家预算，并重新建设在博索纳罗时期被削减的社会项目。然而，由于在参众两院反对派都是多数，反复谈判乃至妥协将是至关重要的。卢拉已经承诺要为所有巴西人执政，而一个全面的民主联盟协议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把卢拉政府视为左翼政府是天真的想法。“希望联盟”的唯一集体政治议程是让巴西民主回归正常，重新启动三权之间的工作关系，并改善部长职责的分配。但是，让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家组成的这个团体在四年内保持团结，或许是件不可能的事。
经济是最大的挑战，用发展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范式，将迫使卢拉与敌对势力进行谈判。虽然我们不确定博索纳罗缺位下的博索纳罗主义是何种面貌，但它没有消失，卢拉不得不努力维系联盟，保证政策得以推行。可以肯定的是，“巴西回来了”（卢拉之语），但它也带回了它身上的所有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