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亚太区域经济秩序逐步走向地区融合与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区域经济体借助全球或区域价值链，通过专业化分工，在相互贸易、投资以及生产外包等方式下形成了彼此联结与相互合作的亚太互联经济。然而，随着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回归、东盟中心地位式微和域内外大国博弈加剧，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受到全球经济动荡和逆全球化浪潮的持续冲击，《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CEP）和“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以下简称IPEF）等自贸协定和经济合作框架争相出炉，亚太区域经济秩序也逐步出现敛合（Convergence）与分裂相互交织的复杂演变趋势，并且分裂趋势有逐步扩大的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究近年来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演变动因及潜在影响，为深刻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提供新维度。
亚太区域经济不断融合和深度互联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力佐证。然而，近年来受逆全球化浪潮、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的影响，全球与地区经济遭受多重冲击，经济增长动能受阻，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和亚太经济格局逐渐成为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对象。
目前，学术界对于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趋势判断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亚太区域经济秩序以整合和一体化趋势为主。例如，张云认为TPP（CPTPP）与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之间并非多数学者所述的地缘经济竞争关系，二是合作竞争并存的关系，动态来看二者将来很有可能殊途同归，在某个时点上融合并最终实现亚太一体化。同样地，汤婧也认为此前的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呈现两大明显趋势，包括RCEP谈判开启与TPP扩大谈判逐步推进，二者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并非分庭抗礼，二者间形成的良性刺激作用能够加速两种整合路径的推动进程。孙忆也认为RCEP与CPTPP可以通过制度融合从而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虽然认识到逆全球化以及多边自贸协定竞争对亚太经济秩序的挑战，但是他们认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有潜力成为包括亚太地区所有主要参与者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
另一种观点认为今后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将以分裂、竞争为主。例如，张蕴岭认为亚太原本要走向统合的区域一体化，但1997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分散的FTA盛行，以及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等导致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亚太整体区域性经济一体化机制构建可能将陷于停止，走向一种“离散型”结构。马涛和盛斌认为当前国际秩序重构对亚太经济秩序造成了三方面挑战：一是“逆全球化”对亚太互联经济现有格局的扰动；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碎片化阻碍资源配置，造成低效无序局面；三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地位上升导致大国博弈冲击亚太区域经济架构原本相对稳定的格局。李巍认为，东亚地区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来推动区域经济进行深度整合。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加速崛起以及美国重返东亚，东亚经济地区主义将遭受进一步挫折，并继续沦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碎片”。申现杰和肖金成的观点同样提出了对地区经济秩序分裂的担忧，他们认为高标准、全面性的区域贸易协定会对区域间的经济贸易投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置身于区域协定之外的国家将很难避免被边缘化的危险。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发展趋势的判断涵盖了整合、一体化和分裂、碎片化等多重维度。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部分缺憾，一是概念应用较为混杂，且没有做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二是对不同发展趋势的关系和互动缺乏深入探讨。据此，本文尝试从敛合与分裂的双重维度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以期为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图景。从概念上看，安东尼·吉登斯率先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了“政治敛合”（political 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 convergence）概念，即通过制度设计，使各层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得到政治、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也就是说，敛合意味着在对不同行为体利益尊重的基础上，寻求更广泛的利益凝聚和外延。实际上，敛合的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气候治理与环境领域，同样可以迁移至经济领域。
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秩序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敛合现象，主要表现在行为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了区域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区域经济秩序的敛合是指区域经济体围绕经济规则、标准和经济交往方式发生的趋于一致与聚合的经济政策与行为，从而推动政策融合与利益互嵌。其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一是价值链优化及其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二是贸易规则整合及其对区域贸易规则的“意大利面条碗”困境的缓释；三是经济发展目标趋同及其对区域产业绿色化、数字化发展的推动（见图一）。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经济秩序中的分裂趋势也日渐明显。尽管学界已经有类似“亚太空间裂变”的说法，但其并未聚焦于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和空间。本文认为，区域经济秩序的分裂是指区域经济体围绕经济规则、标准与交往方式的分歧增加，从而冲击经济合作共识，阻碍地区一体化进程。在亚太地区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导致区域内部形成规则壁垒和发展鸿沟；二是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增加了区域经济运行成本并造成短期经济波动；三是以东盟为代表的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致使区域经济共识受到破坏（见图一）。
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敛合与分裂趋势二者并非互不相干，而是此消彼长且交融互嵌，既可能表现为不同领域的差异，也可能表现在相同领域的分化（见图一）。全球与地区地缘环境的变化导致敛合与分裂两种趋势在不同时期分别占据主导地位，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秩序的演变。冷战后地缘政治竞争的缓和与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地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使得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以敛合为主的趋势，分裂趋势则不甚明显。然而，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及美国重返亚太并相继推出TPP、“印太战略”和四方合作机制，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趋势日渐弱化，分裂特征开始日益明显。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浪潮、多边贸易体制碎片化、大国博弈等更是对亚太区域经济架构的格局造成进一步冲击。今后，预计“分裂”将长期压制“敛合”趋势，进而对地区国家参与区域经济治理造成更多挑战。
第一，区域价值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推动了区域价值链的优化，进而提升了区域整体竞争力。“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供应链多样化需求和价值链的本地化趋势为亚太国家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为了降低全球价值链的“突然性故障”并减少对于域外经济体的过度依赖，地区国家开始了供应链的回流及近岸过程。CPTPP、RCEP与IPEF的相继出现成为推动亚太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优化的重要助推剂，区域经济体在关税减免、新技术与数字互联互通、投资和价值链参与等领域的融合持续深化，不断推动区域内部的经济循环与分工组合。随着区域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优化，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相较于外部贸易份额而言增长尤为明显。2021年前三个季度，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增长了29.6%，而全球贸易增长了27.8%，区域内贸易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六成左右。此外，不少国家与企业借助自贸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开始推动供应链重塑，主要措施包括供应链混合模式、供应链的数字化和技术投资，以及供应链的回流与近岸，从而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随着区域国家签署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和后续IPEF框架的启动，亚太区域价值链联系将继续增强，不仅将扩大区域生产网络，还将增加地区国家工资和就业水平，增强亚太地区与以欧洲和北美为中心的供应链的竞争力。
第二，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整合与重组，缓释了“意大利面条碗”困境。RCEP、CPTPP与IPEF通过对贸易规则的整合与重组来减少区域贸易壁垒与行政审批程序，提升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效率。冷战后，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经济最为繁荣、自由贸易协定最为多样化的区域之一，各区域合作成员之间不仅签署了各类双多边协议，还与世界各地的主要贸易伙伴签署了众多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协议之间的交叉与重叠，加之域内外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交汇，致使各协议与机制之间的竞合呈现出“机制拥堵”的局面。各机制在议题领域、议程设置等方面彼此牵制与掣肘，阻碍了本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此外，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之间也存在规则的交织与重叠现象，不同的关税优惠待遇和差异化原产地规则之间出现了“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提高了企业的交易成本。RCEP是建立在以“东盟＋”为基础的规则框架之上，整合了成员国之间已有的自贸协定，统一了货物与服务贸易领域的规则，极大地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效率，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RCEP和CPTPP两大自贸协定涵盖范围广泛、影响效果显著，将为参与区域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制造商提供标准化的原产地规则和优惠的关税减免（见表一）。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意味着企业将不再需要确认和适应每个国家特定的信息要求和当地含量标准，极大地促进区域内部贸易流通与整合。
第三，区域经济的数字化与低碳化趋势，推动区域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助推区域产业集群式发展。加快推进经济的数字化与低碳化是亚太地区国家实现疫后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5G等新兴技术及气候变化方面的巨变，极大地影响了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策选择。
亚太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据了世界总排放量的多半份额，更容易受到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区域国家迫切需要减轻温室气体排放来实现亚太地区的碳中和目标，并且提出了各自的净零排放目标和绿色可持续计划，同时将数字技术创新转化作为改善气候变化的重要行动。仅2021年3月，亚太地区就宣布了65个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合同，将重点转移到电网脱碳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上。同时，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发挥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研发上所具有的超越性优势。比如，中国通过光伏组件技术的创新，逐渐在太阳能组件的生产与创新方面具备引领世界的能力。日本、韩国、印度与东盟等国家为了实现本地区向碳中和过渡也在开展空间太阳能与电力传输领域的研究。与此同时，互联网和科技行业连续多年占据亚太区域国家交易的最大份额，半导体与软件行业也不断受到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欢迎，持续推动科技与数字企业的兴盛。RCEP、CPTPP及刚启动的IPEF也显示出区域国家对数字经济规则以及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度关注，将加快推动区域国家数字经济一体化和专业化功能，实现地区经济的集群式发展。
第一，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形成的规则壁垒有可能扩大国家间发展差距并造成一定的发展鸿沟。近年来，争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制定主导权成为一场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博弈，国际经济的竞争逐渐转向以规则为基础的竞争。能满足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的国家对暂时无法满足的国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规则压力。例如，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倾向于在数字经济规则、知识产权保护与劳工权益方面推动高标准规则的制定，竞相争夺在经济规则领域的制定权；而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则偏向于通过开放吸引投资以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规则领域暂时无法适应和达到高标准的贸易规则要求，促使区域经济的整体规则无法在短期内达成高标准的统一。所谓的高标准显示出美日等发达国家国内经济规则与标准的外溢，用近乎严苛的条款抬高协议准入门槛，从而对发展中经济体形成规则准入壁垒。CPTPP与RCEP都是区域国家争相加入的贸易协定，前者相对于后者在劳工问题、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中提出的标准更为严格，可能推动区域形成高低标准不一的两大贸易协议圈。IPEF也将围绕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环境和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规则谈判与协商，进一步扩大IPEF内外国家之间的规则壁垒。
第二，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增加企业经济运行成本。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及国际经济秩序碎片化这一大背景下，美日等国家产业“去中国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也成为其应对供应链危机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借口。美国2022年5月于日本启动的IPEF尽管尚未进入实质性的谈判进程，暂不具备一定的约束力，但是仍然无法掩盖其背后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偏好与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将该框架定位为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摆脱地区国家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将与具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日韩共同制定经济规则。此外，区域部分国家还采取联合行动企图初步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供应链模式。2020年9月，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政府表示有意通过弹性供应链倡议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在印太地区建立弹性供应链，目的则是让本国战略部门的供应链脱离中国，并将其转移到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多种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侵蚀了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对于那些依托于全球化生产的中小企业来说，其应对供应链风险的能力更弱，物流拥堵、封控政策和供应中断等问题将为其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由于部分产业链扎根于中国，大规模地进行产业链回流或搬迁对于这些企业是不可能的，使得“中国+1”的模式愈来愈受到欢迎。西方国家产业“去中国化”及企业供应链的“中国＋１”趋势对于中国维持区域供应链中心地位形成了极大挑战，不断推动亚太区域价值链的重构与分裂。
第三，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尤其表现为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治理架构受到冲击，区域经济共识遭受破坏。21世纪以来，东盟通过关系性权力政治实践、关系网络化和情感关系过程等三个机制将“关系平衡”制度化为“东盟中心”，并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等区域制度架构实现了对域内外大国的社会化进程。然而，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使维持东盟中心地位成为区域整体架构的巨大挑战。东盟作为区域整体的中心作用正在下降，尤其表现在贸易和互联互通领域。同时，东盟在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等新兴政策领域对于大国的技术投资及经济援助存在极大的不对称依赖。随着区域经济协议的增多和区域经济治理主体的多元，东盟面临治理主体地位弱化乃至分离的风险。除了全员参与东盟自身主导的RCEP以外，东盟成员国有被CPTPP、IPEF分割的挑战（见图二），缅甸、柬埔寨以及老挝等弱势国家不具备参与高标准贸易协议的实力，已经有被CPTPP高标准经济壁垒隔绝及抛弃的可能。此外，东盟各国参与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收益参差不齐并且有扩大的趋势。数据表明，RCEP不一定会使所有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受益。除新加坡、老挝和文莱外，RCEP的五个非东盟成员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收支以及贸易差距将拉大，而东盟10个成员国中则有7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预计将恶化。印尼《雅加达邮报》则称RCEP是一把“双刃剑”，将使印尼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他RCEP成员产品的市场，并牺牲本国制造商的利益。这些都将加剧区域国家之间经济相对收益失衡，破坏东盟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演变具有复杂的动因，近年来分裂趋势有逐步扩大并超越敛合趋势的新变化。剖析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演变的动因，有助于深刻理解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动态特征。
2.1“逆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博弈
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来袭，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日益成为主导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发展的重要变量，不断推动区域经济秩序分裂趋势的扩大。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是区域秩序重组的重要先导因素，推动中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同时还伴随着两国之间逐步扩大的经济和科技脱钩进程。美国一直在推动跨国公司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并禁止它们向中国出口关键零部件和产品，同时美国也希望日本与韩国等亚洲盟友效仿其转移供应链的行为。然而，中国已经是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最大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作为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的地位已经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愈发重视打造以对抗中国为重要考量的经济圈的现实可能性，以填补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和在亚太地区经济主导地位日渐衰落的空白。近来美国携IPEF回归亚太地区，IPEF是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亚太经济及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地缘经济框架，旨在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政策的领导力，增加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接触。美国联合盟友针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攻势，将与中国参与的RCEP形成争夺经济势力范围的对抗之势，进一步加剧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分化趋势。
2.2新冠肺炎疫情下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趋势日益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对国际秩序和区域经济格局产生了持久影响，其暴露出的供应链风险及引发的供应链安全化趋势将进一步缩小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敛合空间。疫情使供应链安全与韧性问题成为一种国家资产，不仅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供应链系统的完备与顺畅也对区域关键基础设施和必需品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供应商、分销商还有服务提供商在内的各类公司，都以某种方式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劳动力短缺、物流不畅和需求提高增加了企业在全球大流行期间开展业务的复杂性。地区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中断可能会导致跨部门和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增加区域弱国的公共与私人债务，不利于新技术的传播，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地区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为了应对供应链危机，地区国家与企业今后可能不同程度地采取回归本土主义、制定供应链多元计划、管理供应商关系和转变供应链技术等策略。然而这些举措既有可能损害全球资本、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可能加剧地区贫困问题，引发更大范围的经济衰退。
2.3地区主导规范与共识弱化引领地区经济秩序走向
东盟中心地位的削弱使得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分裂性趋势加强，原有的主导规范与经济合作框架不断受到挑战与冲击。尽管东盟在地区主导规范与共识领域采取积极作为，推动地区秩序朝着一体化演进。但是，既有的东盟方式限制了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国际行动能力和效率，使得东盟的整体权威不断遭到削弱。同时，东盟自身并非铁板一块，在不同的发展领域具有差异化的引领能力。比如，在数字贸易领域，东盟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数字贸易和互联网经济对提升区域经济整体增长的重要性，并开始寻求对网络空间进行规则治理与标准制定。然而在数字贸易方面，东南亚国家处于数字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数据治理模型和其他关键标准的立场不同。这也对整合区域数字经济秩序与统一区域数字贸易标准施加了挑战。此外，东盟引领地区经济秩序发展的能力也不断受到域内外大国的挑战，其权威性不断遭到削弱。美国对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持续压缩东盟引领的区域合作空间，并从凝聚力、中立立场、制度效能和秩序环境四个维度持续地冲击与挑战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相继出现的多个“印太”秩序版本也不断扩大区域地缘政治张力，削弱东盟对地区经济秩序的引领权威，压缩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敛合空间。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退潮，亚太区域经济共识不断受到排他性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破坏，推动区域经济秩序分裂呈扩大化趋势。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得以窥见，如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不公，以及民粹主义政治影响力的增强。而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和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则是上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延续与升级，并极大地冲击了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共识。面对地区经济挑战，东盟国家也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并且对国内的弱势和新兴产业施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尽管签署了各类贸易协定，但由于东盟国家实施的非关税壁垒政策，例如贸易配额、许可证、标签要求、价格控制和反竞争等措施，使该地区的贸易水平仍然较低。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在疫情初期，突出体现为亚太各国禁止出口医疗卫生物资与防护用品。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显现，各国政府持续出台贸易和投资流动限制并提升对经济安全的关注，随之而来的便是国际贸易发展出现减速，国家间贸易额也呈现下降的态势。逆全球化退潮与日益强大的地区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将加速冲击区域国家的经济共识，破坏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敛合进程。
如同全球经济秩序所具有的治理主体、治理议题、治理领域的复杂性一样，区域经济秩序也具有全球层次治理维度下沉带来的复杂性。亚太区域经济秩序不断扩大的分裂趋势和遭受挤压的敛合空间将对区域经济治理产生持续的影响，使区域原有秩序面临被重构的风险。
3.1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间的互动方式
亚太区域经济秩序不断扩大的分裂趋势，将重构区域主要地缘政治主体间的互动方式。在战略领域，经济秩序分化将重塑以往中美两国的经济“压舱石”模式，从而为两国互动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并贯穿其整个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是地区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区域经济秩序的分化对区域国家的贸易关系及亚太地区秩序的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展望》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地区的产出就会增长约0.3%。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澜湄合作等次区域机制，与区域国家实现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分工的深度融合；美国也通过加强与湄公河地区的经济贷款援助，推行蓝点网络、重建美好世界以及IPEF等加深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存在，并试图将中国排除在美国及其盟友所建立的经贸体系之外。中国参与的RCEP与美日推动的CPTPP和IPEF很有可能成为大国之间相互争夺经济势力范围的关键场域。在技术领域，中美围绕价值链分工地位展开的激烈竞争，成为主导亚太价值链重构走向的核心动因，持续推动亚太价值链网络权力结构朝着中美竞争主导的方向发展。全球芯片短缺以及美国逐步加紧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使中国科技行业的生存受到了重大打击。随着半导体以及芯片对包括汽车行业、5G等物联网项目、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作用凸显，芯片、人工智能和供应链物联网等技术的创新与研发也将深度重构中美争夺经济势力范围的方式。
3.2重塑区域国家间的地缘经济收益分配
亚太区域经济秩序不断扩大的分裂趋势将加剧域内外国家之间的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第一，具有经济“俱乐部”性质的自贸协议广泛建立，将加大协议成员国与非协议成员国之间的收益差距。有数据显示，RCEP的签署将使价值近250亿美元的贸易从非成员国转向成员国。第二，区域内部国家之间发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在成员国之间形成了不平衡的收益。从整体上来看，区域国家的贸易值将进一步增多，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将刺激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加近170亿美元。不同成员国对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获益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报告显示，得益于正面的贸易转移效应，日本将从 RCEP 关税减让中受益最大，该国的出口预计将增加约200亿美元。此外，RCEP也对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新西兰等其他经济体的出口产生积极影响。而受制于负面的贸易转移效应，RCEP关税减让最终可能会降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出口。这些经济体的一些出口将被转移到其他具有某些优势的RCEP成员国，例如由于中日之间的关税自由化力度加大，中国从越南进口的部分产品将被日本进口所取代。第三，中美关税与贸易战引发的贸易转移效应，使部分东南亚国家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美国将原本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渠道转向东南亚和其他区域，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受益于中美贸易战下的贸易转移效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例如，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高关税影响，中国取消了从美国进口液化丁烷、金属矿石及精矿，转而从马来西亚进口液化丙烷，同时，美国对中国的部分出口有所下降而对东南亚商品的需求大幅增加。
3.3致使“安全化”逻辑主导国家经济议题
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趋势的扩大化将导致地区国家将经济议题“安全化”，促使国家从经济安全的视角审视经济合作，以便消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权力属性被国家用作培育或增长权力的工具，各国倾向于运用经济层面的方略与工具以帮助本国实现权力的生成和发展。经济议题被“安全化”为主权国家谋求权力的重要方式，国家由此提升了对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在内的经济议题的权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极大地阻碍了医疗卫生物资在区域的自由流通。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各国尤其重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可控，技术标准、供应链重组等问题都已转变为国家安全议题。此外，数字经济时代下各国围绕数据安全、跨境数据传输、数字规则等议题的竞争也愈发激烈，数据安全与数据隐私已成为关乎国家安全与战略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围绕本国利益形成的差别化数据安全治理模式使得主权国家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日益呈现出“新数字孤立主义”的倾向。包括中美日及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加大了对亚太地区数字经济秩序的影响，通过数字规则的制定影响区域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与模式选择。
亚太区域经济秩序不断扩大的分裂趋势将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减弱中小国家应对区域经济风险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亚太地区面临着中美战略竞争的白热化趋势，地区秩序中的小国与弱国行为体在面对大国及区域性强国时，或处于失语状态、或处于守势与被动状态，其话语权与政策空间面临进一步被挤压的态势。一方面，小国与弱国在应对自然灾害、极端气候变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不具备大国所拥有的经济韧性与抗击打能力。尽管亚太地区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但亚洲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正在加深，可以从该地区各国政府的疫苗接种率、政策支持和经济产出中发现。不确定的新冠肺炎疫情动态、疫苗对病毒变种的效力、供应链中断，以及中小国家国内存在的金融脆弱性将加剧区域经济秩序分裂的溢出效应，进一步降低这些中小经济体实现经济复苏的能力。另一方面，小国与弱国面对经济风险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高。区域经济秩序的分裂将推高大宗商品、粮食、石油等能源和战略性物资的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及国家与个人公共债务风险，恶化贫穷国家与民众的生存环境。老挝、缅甸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海岛国家不仅需要应对本国较高的金融脆弱性和经济下行带来的债务压力，为民众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政策扶持，还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与地区发展环境，减少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仍然需要在其他经济体帮扶下抓住数字经济转型的机遇，以便在经济压力过大时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他国帮扶的过度依赖也将弱化小国抵御经济风险和极端气候变化的能力，使其丧失部分议题的话语权。
从目前来看，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分裂趋势将占据优势地位，并长期干扰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展望未来，中国要携手地区国家，从多种路径持续整合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深入推进周边外交构建一个立体式、多面性、联动性的区域经济治理网络。
在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动态演变的新趋势下，中国要坚持经济多边主义，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和RCEP等开放包容经济协议的实施。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秩序发生结构性演变，在这一趋势下世界经济分裂为具有不同的贸易和技术标准、支付系统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这种转变不仅将产生痛苦的调整成本，打破原本的供应链与生产网络，还将恶化落后国家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贸易协调机构的核心作用在逆全球化趋势下遭到极大破坏，全球卫生、经济、贸易和供应链挑战凸显了中国与区域国家、多边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亚太地区包含了众多的经济体及各类国际多边组织，中国既要争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经济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与经济权重，从全球层面推动经济多边主义，还要推动中国创办与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金砖国家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NDB）等新兴国家银行系统，积极为区域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充分整合区域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源和金融资源，为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金融稳定及减少贫困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此外，中国要持续推进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即“一带一路”倡议下所推出的微区域合作实践，聚焦中国与周边国家实际的经济诉求与合作议题，凝聚区域国家经济发展共识，维护自身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动能。
4.2尊重东盟在地区经济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以维护亚太地区整体架构
尊重东盟中心地位是中国参与地区经济秩序转型和维护亚太地区整体架构的合理路径。周边是中国从区域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重要实践场域，东盟作为该场域中具备独特协调与斡旋能力的中心角色，是RCEP、CPTPP和IPEF等自贸协定和经济合作框架的重要成员，不仅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竞相拉拢的对象，也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治理、经略周边无法割舍的伙伴，是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支撑。CPTPP和IPEF等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合作一定程度上对东盟整体性造成冲击并削弱了东盟中心地位。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中小经济体，其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受制于地区和全球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受到中美欧日等大国关系的影响。实际上，东盟中心地位离不开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默许和支持。当前，在美国意图通过IPEF提升地缘经济影响力，干扰地区经济多边主义，并将经济议题“安全化”、政治化的背景下，中国应当尊重东盟在地区经济秩序中的利益诉求，协同东盟持续推进RCEP的实施，重新凝聚地区共识，维护区域共同利益，推动亚太地区多边经济框架的良性竞合，促进经济秩序的稳步升级。此外，中国应加强对东盟内部中小国家进行疫苗和医疗物资的捐助与合作，在关乎食品、药品、教育和关键供应链领域给予帮助和扶持，避免过激的保护主义措施。同时，中国应增加对太平洋海岛国家和中小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投资和融资建设，尽可能为其提供适当的国际融资，帮助其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债务重组方面恢复可持续性。
4.3维护基于规则与共识的区域贸易协定以防止内部经济零和竞争
中国要同区域国家一道维护基于地区普遍性规则与共识的多边贸易协定，充分支持有利于地区经济提质升级的机制倡议，防范附带政治条件和权力博弈的经济框架。亚太区域内国家已经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审查、原产地规则等标准方面达成普遍性共识，并且今后有在劳工、环境标准方面升级的动向。当前亚太地区的双多边贸易协定如东盟经济共同体、RCEP和CPTPP等同样沿这一路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已在2021年9月通过申请加入更高标准的CPTPP，期望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秩序并倒逼国内产业升级。而美国及其盟友近年来通过多种手段介入亚太经济秩序，并通过协议的高标准规格和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手段打压中国式的发展模式，不断扰动区域经济秩序稳定。尤其是美日等国家在亚太区域价值链领域的排他性行为，已经部分超脱了良性的自贸协定升级与经济竞争范畴，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博弈与价值偏好色彩。从长远来看，中国融入更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和持续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迭代升级是大势所趋，是中国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应对区域经济秩序分裂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区域多数国家具有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现实需求。今后，中国一方面要尊重区域国家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和改善贫困的意愿，向更多弱势群体和行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另一方面，要推动地区持续形成开放与包容的贸易环境，加强与区域国家的战略对接与经济整合。包括主动提供相关的信息、做好风险管理与经济跨国跨部门协作，增强中国拉动区域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提高区域经济疫后复原力和抗风险能力。
4.4以气候变化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寻求低碳化和数字化合作
中国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包括增强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保障区域供应链透明度、增加绿色金融融资项目建设等来聚合经济发展共识，减少区域经济秩序分裂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与经济损失。后疫情时代，全球和亚太地区经济均面临增长乏力和产业链收缩的危机，通货膨胀又加剧了经济下行风险。在全球与区域经济态势萎靡之下，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应当进一步弥合IPEF背后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带来的经济合作僵局，与区域国家借助RCEP与CPTPP寻找合作的契机以维护经济发展共同目标，推动疫后经济复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前，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甚至整个人类存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全球大部分国家也已经通过国家自主贡献宣告了各自“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间节点。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中美两国明显在气候合作领域有了更多的合作空间。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中美两国应当以气候变化为契机，积极引领亚太地区的气候合作，比如通过提升脆弱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开展地区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技术合作，推动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发展。中国可以更多地帮助东盟满足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并将其与新能源和能源效率研发相关的绿色议程联系，进一步实现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绿色经济敛合。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中国与区域各国开展疫苗与防疫物资合作带来了契机，在世界面临共同威胁的前提下，只有携手并进并努力尝试新的合作方法，才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冲击。
五、结语
近年来，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发展呈现出分裂趋势的不断扩大及敛合趋势的持续退潮。从敛合与分裂的双重趋势、相互关系和消长互动三个维度深刻分析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亚太区域经济体之间复杂的经济交往及其对地缘经济格局的形塑。CPTPP、RCEP与IPEF是观察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演变趋势的“风向标”，同时也是各方参与亚太地缘经济格局的重要代表性经济方略。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在敛合与分裂上的复杂演变，也是中国融入周边、经略周边、塑造周边无法回避的挑战。中国只有参与其中，通过引领、牵头与积极作为，才能适应亚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地缘经济格局，巩固自身在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和区域供应链中无可取代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尊重RCEP等经济多边主义协定和东盟中心地位，积极借助CPTPP倡导的高标准贸易规则实现产业升级，淡化IPEF背后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并积极利用各国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契机，深化并延展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敛合趋势，为塑造开放包容、和平稳定及互利共赢的周边发展环境提供可持续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