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战略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突出特征。从横向上看，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的重要体现;从纵向上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纵横交错的时空背景下，美国大选等周期性因素与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因素叠加影响，也使中美战略竞争更加凸显。特朗普政府近期对华一系列极端举措，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边缘。中美关系往何处去，中美战略竞争如何管理，成为学界和政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
探讨中美战略竞争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离不开对当前中美关系所处时空背景的深刻把握。只有从全球的视野和历史的视角出发，深入理解当前中美关系所处的历史方位，才能更客观理性地认识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度和广度，并对中美 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出比较合理的预期。
自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美关系走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来到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环视世界，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全面展开。而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回望过去，中美关系本身渐由量变而生质变，原有的关系"压舱石"松动，发生"漂流"的风险大增;且中美两国均面临世纪性发展大计，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捋是一场关系国运的世纪性博弈。新的时空背景深刻地影响着中 美两国的战略认知和战略选择，进而影响着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从世界大势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若将中美博弈比作一出历史舞台剧，那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便是这出历史舞台剧的幕布。在这光怪陆离的幕布上，不但有世界的风云，也有台上两个主角自身的投影。以大历史的视角观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不仅体现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更体现在文明、技术、制度、知识与权力等深层维度。深层维度上发生的基础性变化，使得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上层建筑"也面临深刻调整。
其一，从国际格局层面看，"东升西降"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重要的特征。西方与非西方（the West vs.the Rest）的关系由于涉及文明、技术、制度、知识、权力等方方面面，变化极其深刻。近年来，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相继提出"后西方""西方缺失"等命题，反映了西方在世界变局面前的集体焦虑。在会议组织者看来，西方和自由国际秩序的一些最基础的支柱正在削弱，西方民主国家塑造国际事务和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均在下降;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不"西方"，而西方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不"西方"。西方的危机和挑战一部分来自外部，更主要的方面则来自内部。但在"东升西降"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极易被塑造成事关西方未来的一场关键之战。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将中美竞争视作一场"文明冲突"。国务卿蓬佩奥则接连以"西方正在胜利""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为题发表涉华政策演说，试图构筑西方对华"统一战线"。在"西方与非西方"的语境下，中美战略竞争将比以往西方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更为复杂。
其二，从国际体系层面看，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危机。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战略界欢呼"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一手打造的"自由国际秩序"终于一统天下。现如今，"历史终结论"终结了。美国战略界对"自由国际秩序"敲响了"丧钟"。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认为∶"今天的自由国际秩序其实是一个谎言，既不自由，也不国际，更谈不上有序。它已经终结。"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注定失败"，"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埋下自我毁灭的种子"。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了两种不同的秩序，即"冷战秩序"和"后冷战秩序"。前者是一种"有界秩序"（bounded order），主要限于西方，且在所有关键方面都遵循现实主义逻辑，既不自由，也不国际;后者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国际秩序。但目前支撑该秩序的板块正在移动，"几乎无法修复和拯救"。自由国际秩序只能出现在主导国是自由民主政体的单极格局中，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单极时代已经终结。从这个角度看，"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也就是"美国霸权的危机"。有的学者则从中看到一种更深层的危机，即"自由国际主义的危机"。按照这种观点，全球体系正在从开放贸易、多边主义和合作安全上出现一个长期位移，自由国际主义让位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势力范围等各种混合体。有的学者甚至更进一步，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危机"。所谓"自由主义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滥觞于西方启蒙运动，贯穿于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在有些学者看来，今天"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的危机或许标志着"自由主义现代性"全球轨迹的终结。在"自由国际秩序"面临危机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或牵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七十年霸权危机，或牵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首倡至今一百年的自由国际主义危机，甚或涉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二三百年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危机，其复杂性和尖锐性可想而知。
其三，从地缘政治层面看，亚洲的地缘重要性上升。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博弈场，亚洲地缘重要性的上升将增加中美竞争的激烈程度。2010年，亚洲占世 界经济的比重上升到 27.4%，首次超过北美（25.8%）和欧盟（25.9%），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经济板块，这是全球地缘经济版图的历史性变化;同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这是1894 年甲午战争以来亚太地区最具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两大历史性变化在同一年发生，直接促成美国对亚太和对华战略调整。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出台均与亚洲地缘重要性的上升有关。在当前美方决策圈人士看来，包含"印度西海岸至美国西海岸广大区域"在内的所谓印太地区，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占全球 57.6%（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42.1%（按购买力平价计），贸易占全球的三分之二，经济潜力和战略重要性巨大;全世界增长最快的 20 个经济体，有一半在印太;到 2030 年，全球65%的中产阶级将住在印太，拥有无可匹敌的购买力。此外，印太拥有五个美国盟友、五个美国前十名贸易伙伴，还拥有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此外，全球军力排名前二十的国家有十个地处印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前资深主任麦艾文（Evan S.Medeiros）會撰文指出，在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利益的同时，亚洲大陆对美国和世界的长期重要性也在增加;中国的行为不仅本来就对 美国很重要，而且发生在一个对美国利益和全球秩序比冷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的地区。换言之，鉴于亚洲的地缘重要性与日俱增，中美竞争将比以往更为激烈。
综上可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由于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地缘政治等方面面临深刻调整，中美两个关键国家之间的竞争势必非常激烈。恰如吴心伯教授所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与此同时，正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所示，"黑天鹅"与"灰犀牛"乱舞，使"世界局势呈现史上罕见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变而未定"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身处变局之中，自身又是变局的重要变量，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将可能比以往的大国博弈更加复杂。
从中美关系自身的发展历程看，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若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中美关系走过七十年的风雨历程。过去的七十年以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为界，大致可分为建交前三十年和建交后四十年。从现在起至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亦即中国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那年，正好三十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未来三十年的起点上。未来三十年的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当前是一个十字路口。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的三十年，两国基本处于敌对和疏远状态。20 世纪 50年代，中美在朝鲜打了一仗，在台海剑拔弩张。60年代初，美国在考虑利用中苏分裂的时候，依然认为中国是"思想和外交上比苏联还要激进和革命的国家，因而对美国利益具有更大威胁"。当时中美贸易额一年不到50 万美元，投资、文化和学术交流根本不存在。而美苏即使在冷战高峰期，还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进行有限的文化交流，保持高层官方接触，包括举行首脑会晤。当时美国学者有一种说法∶"在 1969 年4月前，登上月球的美国人比得到政府批准去中国旅行的美国人还要多。"1972 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破冰，但中美两国国内问题仍在 20 世纪 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制约着中美关系。
中美建交后的四十年，两国关系由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共同对苏的"准同盟"关系起步;冷战后十年，得益于全球化大潮下的经济合作，中美一度确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 21世纪头十年，得益于经贸合作与反恐合作"双引擎"，中美关系克服南海撞机等事件的冲击，在"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轨道上深入发展，中国由小布什上台之初被视为美国"战略竞争者"，到小布什第二任期被视为"利益攸关方"。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颠簸起伏，几乎每过十年就有一次大的波折，一些矛盾和分歧更是长期存在，但中美关系总体上能求同存异，斗而不破。
进入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对华战略开始酝酿新变化。奥巴马执政之初，中美关系高开高走;但进入 2010年，中美关系突然急转直下∶1月美国对台军售，2 月奥巴马会见达赖，3 月"天安舰事件"突发引发中美互疑加重，5 月美韩大规模黄海军演，7月南海纷争又起。奥巴马政府开始对华实施一种被称为"竞争加规制"的战略。中美关系的竞争面在扩大，美国对华战略疑虑在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国学界和战略界于 2015年掀起一场对华战略大辩论。这场辩论被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视为"无疑是 1989 年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或许也是 20世纪 60 年代中期首次严肃讨论对华关系正常化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某些方面甚至让人想起 20世纪 50年代初“谁失去中国”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尽管有各种不同声音，但对华强硬的声音明显上升。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Blackwill）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AshleyJ.Tellis）联合抛出的长篇报告便认为，激烈的中美战略竞争已成为"新常态"，建立根本互信、"和平共处"、打造战略伙伴关系或"新型大国关系"都不切实际，美国"应全面调整大战略以制衡中国"。面对辩论中出现的日趋强硬的声音，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不无忧心地指出，当前讨论中美关系时所使用的话语已经与过去四十年大不相同，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更极端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上。他由此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特朗普上台加速了中美关系"临界点"的突破。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宣告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主要"战略竞争者"，扬言动用"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与中国展开竞争。此后，特朗普政府便开展一系列战略动员，并全方位、全领域推进对华全面竞争战略的落地实施。其以"贸易战"为牵引，继而对华发起"科技战""政治战""外交战"，在经贸、科技等涉及中国发展利益和主权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全面施压，使中美博弈从经贸向多领域蔓延，出现全面博弈态势。
站在 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门槛上，如期而至的美国总统大选和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使中美战略竞争更加凸显。特朗普为了选举政治考虑，大打"中国牌"，放大中美之间的竞争性，标榜自己是"最敢对抗中国的美国总统"，承诺结束对华依赖"，继续推动中美"脱钩";同时，为推卸抗疫不力责任、转移国内矛盾，大肆向中国"追责""甩锅"。民主党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认识与共和党并无二致，只是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这一问题上与共和党存在差别。为回应共和党"亲中"指控和获取选民支持，拜登也展现对华强硬。两党在比谁对华更强硬，大大强化了中美关系的竞争面。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本应成为中美合作的"催化剂"，但反而成为恶化两国关系的"推进器"。在特朗普政府疫情叙事的影响下，美国民众对华看法更趋负面。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20 年 4月21日公布的民调，约 66%的受访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创下皮尤自 2005 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调查还发现，约 90%的美国人将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视为一种威胁，其中 62%的人认为这是"主要威胁"。该机构7月底公布的民调进一步展现了疫情影响下美国民众对华看法恶化的趋势。73%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自 2018年以来上升了 26 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高;6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经济关系糟糕;57%的受访者称中美是竞争对手。美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也改变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凡此均凸显了中美关系的竞争面。
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性因素和美国大选这一周期性因素相比，中美两国同时处于转型期，又恰逢国际社会失序，这是塑造未来三十年中美关系的更重要的因素。对于中国而言，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跨过第一个百年里程碑，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奋斗。对于美国而言，其当前也面临着"再次伟大"或"重新领导"的历史命题。2017年 2 月 28 日，特朗普上台后在国会首次发表演讲，其中就提出一个有关美国国运的问题∶"再过九年，美国将庆祝建国二百五十周年……当我们国家进入第二百五十个年头时，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将为孩子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从中美两个国家转型发展的角度观之，从现在起至 2049 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未来三十年里，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大概率会更加激烈。美国右翼抱持中国谋求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百年马拉松"战略观，更有一种遏制中国"时不我待，失不再来"的紧迫感。而美国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仍有足够力量阻止别国取而代之，其对华政策将会更加敏感、强硬、蛮横，遏制打压会变本加厉。
二
虽然未来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且可能更加激烈，但正如吴心伯教授所说∶"竞争的演变及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选择和互动。"像特朗普一样继续推动中美"脱钩"，对华实施"新冷战"政策，中美关系便会朝"脱钩"和"新冷战"的方向继续下滑。事实上，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学界和媒体有关"中美脱钩""中美新冷战""中美必有一战"的各种说法便逐渐流行起来，其中尤以"中美新冷战"说最为流行。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早在 2019年初便称，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已经开始";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于当年年底也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也有人说现在即便不是"冷战 2.0"，也至少是"冷战1.5"。
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极端对华举措，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边缘。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管控中美战略竞争，避免掉入"注定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史为鉴，冷战期间的美苏战略互动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学者研究发现，美苏在战略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照不宣的行为"规则"，规范和限制着彼此的行为。法国学者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称之为"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则称其为"原始的审慎规则"。其之所以"原始"，是因为这些所谓规则不成文、不明确、不固定。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互动，这些"规则"包括∶
一是避免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除非作为最后手段。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支持使用核武器，但他一再拒绝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提议。约翰逊总统在回忆录中也指出∶"我并不奢望在我任职期间美苏关系有奇迹出现，但我强烈感到两国在很多事情上拥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必须避免给双方及全人类带来灾难性冲突的核战争上。"苏联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态度较为复杂，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中，苏联會威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一直到阿富汗战争，苏联未會使用过核武器。而且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悄然作出持续努力以防止核武器落入那些可能不遵守"规则"的人手中，在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看来，这都证实了这一未言明的但却很重要的超级大国行为"规则"是持续有效的。
二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给对方留有余地。据统计，1945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共对十个国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其中无一与苏联有正式的联盟关系;苏联共对五个国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所有国家都与苏联接壤，但也无一与美国正式结盟。这跟美苏两国在涉及对方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保持克制有关。美国总统尼克松特别强调"双方都不能让对方难堪"的外交智慧;肯尼迪也指出∶"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保卫自身重大利益时，核大国必须避免这样的对抗，即迫使对方在丢脸的退却和进行一场核战争间做出选择。"
三是尊重对方势力范围。尽管美苏双方都从未公开承认另一方对其势力范围拥有控制权，但每一方也从未直接挑战对方的这种权利。对美国而言，尽管其公开对苏联表示谴责，但从未真正 试图破坏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比如，当1968年苏联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时，美国对苏联的行动表示谴责，但在危机期间，北约则限制自身的军事行动，停止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飞机侦察。对苏联而言，它则以容忍美国在西欧、地中海、近东和拉丁美洲的影响作为回报，虽然它从未公开对此表示过同意。比如，尽管尼加拉瓜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一再请求，苏联则坚定地拒绝了其所要求的防御承诺，并且在武器转让方面表现出实质的克制。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亚洲，苏联没有采取更多行动来反对美国控制被占领的日本，而杜鲁内政府也没有拒绝承认使苏联至少在当时得以主宰东北亚大陆的《雅尔塔协定》。
四是避免对对方的部队直接使用武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双方军事力量可能相互对峙的情况下采取了极端谨慎的态度。在柏林，双方通过《四国协议》和定期协商进程将暴力行为降到最低限度。而且，双方都谋求使其部队不与对方的部队正面遭遇。苏联部队在冲突中使用火力的地方，美军尽量回避;而在美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地方，苏军也尽量回避。比如在 1948 年柏林封锁、1961 年建柏林墙以及次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都万分小心，避免发生可能导致战争的意外事件。另一个典型事例是 1986 年美军空袭利比亚。美军提前一小时将空袭行动告知苏联，使苏联军事人员和装备免遭袭击，而 3000名苏联驻利比亚军事人员在美军袭击期间则基本处于撤退状态，对利比亚军队请求支援无动于衷。
五是限制盟友和代理人对对方的盟友或代理人实施战略打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注意防止被盟友或代理人拖入与对方的冲突之中。因此，坚决防止直接卷人联盟中某个国家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或其盟友之间的冲突。比如，在 1967年阿以战争中，当停火协议被各方所接受之后，以色列依然在6月9日威胁大马士革，苏联于是发出最严重警告。美国总统约翰逊遂给以色列施压，要其停止攻势。一些美国官员甚至私下表示，如果以色列不退，苏联的干预将是"合法的"。
在上述不成文的"规则"之外，美苏两国也通过一系列正式的条约，来规范和限制彼此的行为。在军控领域，1972 年 5 月美苏进行首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临时协议》;1973 年 6 月，两国签订《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1979年又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1987年双方签订《中导条约》;1991年7月，经过长达 10 年的谈判，美苏又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危机管控领域，1972 年美苏经过两轮谈判，签署《防止公海水面和公海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简称《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协定》，INCSEA）。尽管在美苏两国关系中，这些条约和协定的规范并未被完全遵守，但这些规范对于约束和限制彼此的行为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协定》虽缺乏强制和核查措施，却对两国关系的改善颇有助益。1972 年后，美苏间发生海上意外事件的数量同以往相比下降 60%。1973年第三次中东危机时，美苏舰只在极度接近的情况下，前方官兵严 格按协定程序处理问题，化解了因意外事件而爆发冲突的风险。
随着战略竞争的进一步加强，中美双方确需建立一套成文或心照不宣的竞争规则，明确底线和红线，规范和限制彼此的行为;同时强化机制建设，包括恢复原有的高层对话机制，充分发挥首脑对话机制的战略引领作用，并进一步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这样才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中美在竞争中迎头相撞，导致冲突升级，并进而酿成战争。
结语
中美战略竞争如何管控，不仅关乎中美两国，也关乎整个世界。战略家纷纷拿出自己的方案。基辛格提出中美应致力构建"共同进化"的关系，即"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强磋商;二是把对常态性危机的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三是建立"太平洋共同体"。布热津斯基则倡导中美签署《太平洋宪章》，认为"为了增加中国成为全球主要伙伴的可能性，美国应该默许中国在亚洲大陆拥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默许中国成为主导亚洲经济的大国"。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 （Michael E.OHanlon）提出中美有必要进行相互"战略再保证"，明确各自底线，防止战略误判。这些建议在当前背景下声音日益微弱。面向未来，中美两国仍需在如何管控战略竞争这一问题上加强对话，建立新框架，确立新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