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四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重大进展与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与政治治理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治理类型已从意识形态主导型治理走向技术型治理，即走向以工具主义为基本性质的治理形态。本文拟集中分析这一治理形态的形成过程与成因，评论这一治理形态可能带来的困境与风险。
自鸦片战争导致国门洞开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认知尽管仍以器物与技术的现代化为开端，力图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但国家治理的技术含量长期来并未获必要的、质的飞跃。按黄仁宇的意见，这种变化的条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由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动员能力的跃升，国家才可能有数目字管理，虽然还未能切实地实现数目字管理或“合理的”数目字管理。
实际上，在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实施的是“意识形态主导型治理”。按邹谠的分析，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科学规律”作为真理的最高形式，发现和掌握它并依此而行动，即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当性，为中国国家和政府结构与形式提供了合法性。换言之，科学和技术只是实现执政和统治的重要工具。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一直坚持的“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中，科技既作为整体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作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期间受到重视的现代价值，也被视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有用手段。
对于科学技术及现代政治价值的工具主义理解，易于导致其被移位，甚至被舍弃。20世纪50年代，党严格遵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理念，走上意识形态主导的治理之路，强调阶级斗争与政治挂帅，相应忽视管理技术与治理效能。制度和道路之争一直总揽全局，时刻警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和消长，坚决消灭所谓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以农村工作为例。1953年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个体经济反映了“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出卖者”的性质，“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有明显的、不能忽视的性质”。在此后二十多年间，“三农”问题始终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农村这块土壤上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狠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政策观念，密不可分地绑在了一起。
有学者认为，在苏联解体后，那些急需思考替代方案的人，多半在探寻规范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替代方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曾在一个意识形态框架下运作，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转向了“工程-技术取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西方公共管理中的现代理念逐渐被引入，以技术理性为代表的公共管理方式日益成为政府改革的方向，法制化、规范化与标准化等技术化原则逐渐成为国家建设与治理的核心议题。“技术要素”在治理领域中日益获得重视，并逐步走上了“技术型治理”之轨。
四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从多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巨大成就。一方面，从反思“文革”、思想解放运动开始，推进改革实践。先是经济领域，再到社会和政治领域，逐步发生系列的“政治脱敏”，进而推动体制改革。其中显著者，如在1980年前后，对“包产到户”政策予以政治脱敏，继而推进家庭承包责任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个体和私营经济逐步被政治脱敏，其性质和身份经历了从剥削者到“戴红帽”、再到社会主义经济组成成分的巨大转变。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脱敏，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2000年，江泽民同志有关党的“三个代表”讲话发表后，党的建设发生重大转变，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生力量能顺利加入党的组织。另一方面，与改革进程相适应，我国的开放事业也逐步深入而全面地推进。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着力引进境外的先进技术与器物；至20世纪80年代，不断加大开放力度，西方的生活方式与观念逐渐进入国门；2000年前后，日益全面地开放，拥抱全球化，并于2001年加入WTO，扩大与国际社会的文化合作和交流；2004年，人权与私有财产权入宪，与全球发展的接轨之势日益强劲。
从总体上评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获成功突破，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过，在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与公民力量的发育和功能发挥依然严重不足。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依然维持传统特色，仅在管理的机制和方式方面有了实质性变化，出现日益技术化趋势，形成“技术型治理”格局。如宏观的社会政治体制层面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权力渗透的模式依然存在。也正是在这种体制架构下，城乡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局，基层治理的创新一直在夹缝中出现，难以持续更难以成长。相反，工具理性越来越成为治理实践的主导模式。
再以农村改革为例略加分析。近四十多年来，针对既有的乡村制度缺陷，改革不断深入且扩展，并不断回归常识常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政社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弊端，先后实行放活支持和市场取向改革，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粮食和农产品商品化改革与自由流动政策，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并务工。进入21世纪以来，全面实施惠农、工业反哺农业与城乡一体化政策，包括全面取消农业税费，实施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医保、社保与义务教育发展，发展现代农业等。应当怎样评价这些乡村建设与治理政策及其实效？比如2005年前后的农村税费改革，尽管意义巨大且深受乡村居民的普遍欢迎，但客观而论，它只是对经济领域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改变，并未涉及两者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关系。由此，即可解释近些年乡村基层工作的变化与困局。乡村基层的工作原来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近年则沦为“下面一颗钉，上面千把锤”，层层细密的考核、管理正将乡村治理逼入死角，日益行政化、专职化的村干部队伍也难以应对日益繁重的考核任务。同时，在缺乏民众参与和法治监督等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尽管各地已全面实施“村财乡管”，但乡村财务管理混乱，村干部“小官巨贪”等问题始终难有根本性好转，少数地方甚至日益严重。这正是技术型治理难以克服的局限所在。
“技术型治理”转向的时间节点在何时？依邹谠等人的意见，这种转向实际上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在他们看来，所谓改革开放只是在原有道路“行不通”后的技术性调整，而非理念型的自觉行动。这也正是黎安有等人认为我国政权仍是威权且具韧性特点的原因所在。不过，一些学者并不同意这一时间节点的判断。如朱学勤与荣剑等人以“二手时间”来分析近四十年来的改革进程，认为其时间拐点在1989年。美国学者Barry Naughton认为，中国改革动力的丧失始于2005、2006年山西整治小煤窑，推动煤业国有化，此后这种趋势不断强化。另有学者提出，在过去十几年内政外交的影响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管控型社会。这四种说法均有一定的道理，但若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框架分析角度来看，第一种意见应更具合理性，后续的变化不过是日益回归工具主义本色、逐渐加重技术型治理的特征而已。显然，这反映的也是社会大众的基本面。正如余英时所说，自近代科学东渐以来，国人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只是重“技术”而轻“科学”，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所追求的仍是用“科学”来达到“富强”的目的而已。
缺失科学技术传统的中国，为什么会在四十多年间走向全新的技术型治理？笔者以为，其中既有世界性趋势的常规因素，也有中国特殊因素的影响，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技术型治理的形成。
其一，受近代以来工具理性扩张的世界性潮流之影响。众所周知，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哲学在西方大行其道。科学主义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力地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发展。技术越成功，“绝对技术”的梦想与诱惑就越强烈。技术使人幻想有上帝般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并使其服从我们的意志。依福柯的评论，这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引起诸民族国家的极大兴趣，它们借助知识与权力的联合而提升“治理术”。技术深深地嵌入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之中，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普遍性特点。欧克肖特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也曾分析过这种趋势。借助技术的提升，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得到全面的改善，治理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不过，在西方社会，学者们对技术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应用普遍持有审慎乃至批判的态度，以谨防技术异化，谨防真正的“技术统治”出现。这也正是他们对将“移动支付”与“人面识别”技术引入社会生活与治理领域抱谨慎乃至否定态度的重要原因。也因此，即使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治理过程，也难改其民主参与型治理的模式。反之，在我国，正如前引余英时所言，长期以来，国人以为自身的落后就落后在科学技术方面，因此对科学的尊崇即为了“富强”。为了急速富强，至今国内一直缺失应有的反思与批判科学技术之应用的理性声音。这也正是多种技术被广泛甚至不设防地引入国内社会与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因。
其二，人类社会与政治权力的本性驱动。古往今来，人们均倾向选择并认同贤人、智者或精英的统治。无论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还是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主张，无不说明知识或精英政治源远流长，不分东方或西方。自近现代以来，虽然民主成为人类所向往的普遍性政治生活形态，但技术主义、科学家统治或精英统治也一直是民主治理中的重要元素，精英主义甚至被直接嫁接为民主的现代形式之一，即精英主义民主。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这种对技术和精英统治的内在渴求，无疑有助于社会政治领域的技术应用，甚至使治理形态走向技术型治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巨兽的政治权力，具有冲破羁绊与制约而“野蛮发展”的自我扩张本性，它会借助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将自我行动的边界扩展到力所不逮的极限。在现代社会，一旦失去必要而有效的外在约束，公共权力势必极力操控现代技术与资本等资源，在保全并巩固自我结构的同时，走向超级治理主体。由此，治理技术的变化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技术统治或技术“异化”，而是技术(与资本)堕落为权力的依附，这也正是“技术型治理”的内在特质。
其三，“治理”概念的包容性与适用性所致。技术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超强度应用，还与“治理”概念本身的弹性与应用空间有关。按国际学界的基本共识，与传统“统治”概念的强意识形态性不同，治理包含着平等、多元、共治、参与、透明等要素，体现着较强的现代性。实际上，“治理”概念的引入，就有工具理性的考量。世界银行为什么首倡“治理”？因为改变受援国政治体系不太可能，但改进国家治理却是大家都需要的。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自身的“脱敏性”或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治理”才得到世界银行、全球多国政府包括我国政府的接纳。西方治理理论兴起并为我们借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工具理性。显然，国际学界将“治理”概念引入社会政治领域的研究，有规避意识形态之争的倾向。对各国政府来说，使用“治理”概念，既能接续国际话语，又能自我界说其内涵，使其便捷地“为我所用”，何乐不为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党政文件中正式接纳学界使用已久的“治理”概念。全会通过的政治报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去长期使用的“专政”“统治”“管理”等表述，在多数场合便正式地让位于“治理”概念。治理的理念已趋于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总体要求之一的“治理有效”，便是从数年前新农村建设的“治理民主”修订而来。换言之，“治理”概念本身的包容性，为技术型治理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空间。
其四，契合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古代中国缺失影响政治生活的科学技术，以致缺乏基本的“数目字管理”，但在缺失必要的治理技术的同时，却自秦制以来形成“重术而轻制”的深厚传统。对这种政治传统，学界有基本共识，认为那是重视“治理术”，即驭吏治民之术的传统，而与西方自古希腊开启的重视“政制建设”传统迥然相异。有学者以为，从秦到清，虽然统治术不断改进，后朝不断总结前朝的经验与教训，所谓“善吾师恶亦吾师”，从而不断提高统治水平，但王朝政治的制度本质一直未变。这是政治制度及其实践方面的状况。另一方面，在历代思想家那里，除了黄宗羲等个别人物，极少有人曾抨击传统政体并提出实质性改制的主张，历代思想者们一直只是在完善统治术上做文章。如此“重术而轻制”的政治思维，甚至被形塑为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即便到近代遭遇“千年未有之变”的民族危亡时刻，“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主张也仍然是主流。显然，传统中国所重的“术”，更大程度上是“驭吏治民”，并非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重要的是，这两种不同“术”的内涵虽迥异，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是一致的，即缺失或规避对政制比较与改革的哲学思辨与科学研究。这也是其易于导往技术型治理路径的重要基础。
其五，对境外经验与教训的误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对境外经验与教训的学习、借鉴与反思。从总体上来说，一方面，特别注重学习境外的管理技术与经验，借鉴其管理的过程、程序与方法，即技术要素。但另一方面，在警惕或否定境外尤其是西方政治原则的同时，忽视境外应用治理技术并加以制约的制度基础。换句话说，现代性制度、理念与技术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应分离，技术的正常应用应当具备必要的社会政治基础与保障。对境外的经验与教训，不应将技术与政治基础硬性分离，应注意境外发展经验背后的政治配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与精神。如对日本与韩国的新农村建设，国人一直注意学习和参考其规划、投资与技术等方面的经验，而不注意其背后发达的农民组织、基层自治与高度的农民参与等方面的制度与社会基础。
对于社会和治理领域中技术应用的功能与后果的评价，学界纷争不已，可简化为乐观论、悲观论和谨慎的乐观论三大类。
在乐观评价方面，研究者高度评价技术给社会与治理所带来的成就与便利，肯定新技术的去中心化与多元互动功能，新技术曾被视为“完美的个人解放工具”，有助于“技术赋权”。同时，认为技术能够提升政府的回应性，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质量，甚至会改变政府。如，电子政府不仅打破了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边界并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不同层面的政府之间也具有同样的效应。数字政府有改善政府效率、透明度、公民信任和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参与的潜力。体制变化可以借助于互联网的力量。
当然，也有不少学人持有中性或两面论的评价。如有学者肯定电子政府等技术带来的变化并不是革命性的，而更多地属于渐进式的变化。技术在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引入，一方面有助于地方政府走出科层束缚，使其权力运作延伸到政治、市场、社会等各个领域，获得大量的体制外资源；有助于科层组织的重新整合和设计，解决职能分割、信息隐匿以及激励不相容等问题，并对科层体制的弊端进行适度纠偏和超越。但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不少治理技术超出了技术理性的范畴，从科层运作的技术化、理性化走向策略化、非正式化，并出现内卷化等问题。在我国，技术治理本身也出现“悖论”，即技术治理以特定视角去看待社会，在社会的成像方向被限定的同时，国家的可能性也被限定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对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审视乃至批判源源不断。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并发挥巨大的威力，思想家们的反思与批判日益广泛与深入。从帕斯卡、卢梭到德国浪漫派哲人，如席勒、谢林、狄尔泰、海德格尔，再到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对理性化社会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反思。他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现代理性对于人性的影响，大都认为科学技术是造成现代困境的关键。如马尔库塞尖锐地揭露工具理性把“双面的人”变成“单面的人”，将具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人变成工具化的、仅仅受物质欲望所支配的人。更有甚者认为，在20世纪，“理性的沉睡导致了人性的残暴”。这是从哲学层面的总体评论。而从政治学视角，学者们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技术对民主体制的消解(或无助其进步)、强化精英主导、泄密与侵犯公民隐私、数字利维坦与宰制，认为技术扩张和延伸了国家和资本的权力，打破了制度均衡，诱发人类精神、思想与伦理等方面的危机，诱导人类把判断交给技术和数据。
当然，由于体制和社会背景的不同，由于技术在不同社会应用状况的不同，技术与治理结合的类型并不一致。换言之，技术型治理未必会普遍地出现于国际社会。因此，我们对技术型治理困境与风险的分析，应当结合中国的国情而展开。在此，笔者想特别强调如下四个方面的困境与风险，其中前两条已多为学界所讨论，这里试图更为清晰地厘清其作用机制；后两条则尚未被人们所重视，特别值得警惕。
（一）走向技术操控与统治的风险
就此风险，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端。一是技术的恶性应用、异化及其后果。如对“技术统治”下的技术专制与“数字利维坦”的警惕。再如，电子技术在予人交流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有恼人的电子垃圾、病毒、电脑黑客和安全保障问题，互联网不再是自由与提高能力的工具，而充斥侵犯个人隐私、引起大规模不方便和盗窃保密资料等行为。还有学者认为，技术化社会3.0版背景下“技术作恶”的普遍性和系统性前所未有，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有用技术作恶的行动，包括利用“暗网”“数据库”和电脑病毒的作恶。这是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
二是技术与资本或权力相连接，尤其是极易同时与资本、权力相连接，并由权力所支配，成为宰制大众的超级工具。按波斯曼的说法，人类技术的发展可分为工具运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在技术统治阶段，信息控制机制通过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和宗教驾驭技术，技术试图攻击和取代文明，但无法达成；至技术垄断阶段，信息泛滥成灾，技术至上主义于无形中吞噬着传统世界观，从而实现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也就是说，当科学的进步和工业化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某些社会集团手里，服从于公权力时，科学技术便成了他们控制社会的巨大力量，成为他们发动战争、争权夺利的资本和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不是自由而是控制，不是开放而是封闭。
技术与资本的连接情况已经发生在国际社会的农业生产领域，即若干巨型公司从控制种子或输入生物技术开始，全面控制全球的相关农业生产。“现代的农业已经不是原来国家控制条件下的农业，而是跨国性的、高技术垄断条件下的农业。”而在社会与政治领域，权力借助技术而强化统治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借助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权力无从制约的现代政府更易于走向“监控式国家”。2018年6月号《经济学人》杂志曾以“监控式国家”为题发表封面文章提出，监控式国家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强也更易于掌控各类信息，千万别低估其风险。当然，更值得警惕的是权力将资本与技术一并收入“帐下”而实现的全能主义统治。
（二）治理的内卷化与高成本
不同于意识形态主导型治理以追求制度的纯洁性为目标，也不同于民主参与式治理以实现现代价值为目标，技术型治理以“民生”，尤其是“稳定”，为主要目标。然而，由于缺乏现代价值的引领，缺乏有力的权力约束，尤其是良善制度框架的支撑，技术型治理自我精细化与形式化的驱动趋势将日益强烈，进而导致内卷化的变异，绩效将日益递减，甚至产生反作用。笔者曾分析的干部管理制度改革与“技术反腐”实践是这样，“维稳政治”的高成本与低收益也是这样。地方政府“技术治理”的理想意图在实践中落空，表现为分流治理机制在官僚体系内异化为条线权力、治理权力的再分配，基层治理能力不升反降，村庄的剩余治理呈现出为指标和数据空转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为了维系技术型治理，政府不得不持续地注入高额的成本。这也导致财政压力巨大，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也已成为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的现状。显然，一旦出现经济普遍性紧缩等状况，这种成本极高的政府管理就内含极大的风险。
（三）远离治理现场的民众极易出现政治钝化与极化的背反
对民众的政治钝化效应，技术型治理主要通过两类机制产生作用。一是缺失必要权力制约下的数字化逻辑，使得民意极易被操纵和驾驭。在此治理形态下，从社会情境到议题再到数字，社会和人的可能性维度被一步步地化简，信息量也被一步步地压缩，民意成为单一的“公意”或均数，难以体现其多样化和差异化的本来面目。在数字化机器不断强大以致傲慢的过程中，民众则易于走向冷漠，即从不能参与或参与无意义而走向不愿参与，进而缺失必要的现代政治训练与素养。二是借助民众权利的“民生替代”逻辑，管理者易于认为能准确“抓住”并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而不鼓励、不支持民众的各类参与和表达需求，尤其是权利需求。在此屏障下，民众难以有自觉的公共参与进而难以提升公共能力。
在上述两类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远离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民众极易出现政治钝化，成为政治上的幼稚人。一旦有了表达或参与机会，他们对于复杂的政治生活极易产生极化的态度与行为。也就是说，缺乏必要的公共生活训练，缺失必要的政治参与素养的民众，不仅难以自治，更难以形塑有序而稳健的公共生活，从而加剧社会治理的困境甚至动荡。人类社会中的此类经验或教训俯拾即是。其中极为典型的案例，即为同期发生并同在启蒙思想指导下的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
经过1775年至1783年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正式独立，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在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的费城会议上，与会者经过漫长而有序的争论，最后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此后美国虽发生过谢司起义与南北内战等内乱，但一直稳定并发展至今。1789年7月至1794年7月的法国大革命，虽曾被称为最为彻底的革命，但由其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动荡不已，复辟、反动甚至战争接续不断，直至“二战”后法国才真正稳定下来。两种革命之所以出现迥异的结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主导者和参与者的政治素养差异。美国制宪会议的55位参会代表，平均年龄43岁，最年轻的26岁，他们主要来自州市长、州议员、商人、律师、法官、外交官与大学教授等职业或岗位，是深度参与并熟悉政治生活的人物，能结合人类政治文明的经验与教训而讨论、研制宪法。相反，法国大革命的主导者是第三等级，或与实际政治接触不多、充满政治理想与激情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缺乏参与地方自治和政治生活的实际经验，难以理解实际政治的复杂与冲折衡平，试图以不断高涨的激进理想全面“革命”社会与政治生活，由此而给法兰西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由此可见，远离政治、缺乏参与治理经验的“白纸式”民众，极易成为乌托邦的信奉者或乌合之众，走向政治极化。
（四）极易形成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重回“计划的经济与社会”之虞
对于技术型治理的尊崇，易于进一步弱化对于现代价值理性的反思，强化工具主义理念，导致对于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的轻忽，养成“技术替代”的思维惯习。实际上，正是由于对于现代价值的深度反思的缺乏，长期以来总有部分国人沉迷于计划性经济与社会政治的乌托邦。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克服计划生产中的人力或部门计算之不足，就有人提出，利用大型计算机建立国民经济控制中心，由这个部门精确计算出每一个经济主体每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销售多少，进而完善计划经济。1988年，在全国情报所长软科学培训班上，有控制论专家认为我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控就死，主要就是因为精细控制能力不足，应该采用大型计算机找到最优控制点，从而摆脱欠控制或过控制状态。近年来，随着电脑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新的、更突出的“新计划经济”思潮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这种思潮认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国家对于客户、市场的需求和变化能有更准确的把握，通过大数据就有可能触摸到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进而借助信息技术进行生产信息和消费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对产品的生产、销售、分配和消费进行计划指导，即建立真正的“新计划经济”。
实际上，在国际学界，这种“新计划经济”的概念与主张就一直没有中断过。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的《计算机与社会主义》、1997年美国学者安迪·波拉克的《信息技术与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均认为借助计算机或互联网分享其庞大的数据库和经济模型工具，就可以向民主的、高效的计划经济过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计划经济”观念在西方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或言论纷争层面，不可能进入其社会治理的主流实践。
四、结论
启蒙运动曾预设，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物质上的进步，最终也会带来道德上的进步。但是，形式化和工具主义却给任何具有一般性的目的以合法性，同时将选择和完善的功能交给不负责任的技术统治。这是工具理性对启蒙运动贡献的“逆转”。这种逆转，如果出现在社会政治领域而不是技术领域本身，并失却现代价值理性的奠基、引领与制约，就有可能走向技术型治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疑需要借助强有力的科学和技术之支撑与改造。应当承认，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应走向极端，将其作为治理的根本，走向“技术型治理”，而应当强调现代性的、良善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理念的奠基与指引功能。缺失良善体制与理念的规范与引领，超强技术的引入可能会使公共权力失控，甚至走向其反面。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众多原本良善的政策之所以难以落实，不仅因为政府与官员的技术、能力与经验不足，更因为缺乏必要的良好治理体制与理念基础。
现代社会已被完全技术化，返回“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众多问题，哲学家们已有多方面的深邃思考。当然，社会治理领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本身，即系不断探索、求解的“跨世纪难题”：一方面，若偏重价值理性，以目标取向居先，就可能失去实践空间，成为现代乌托邦；另一方面，若偏重工具理性，主张改革的渐进主义，即在技术化操作中不断推进、深化治理实践，就有可能偏失价值方向，甚至走向技术型治理。这也正是受人质疑的“哈耶克悖论”。为此，有人主张从技术本身选择治理之策，如强化技术本身的价值伦理，认为阻止技术决定论的唯一途径在于对技术使用的伦理学反思、细致有别的技术后果评估以及政府部门的调控。也有人主张改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认为技术向人类提出的挑战“是不可能仅仅用技术来对付的。确切地讲，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还有人认为前进的道路最好是将技术与人类、自然结合起来，或主张价值必须在技术本身之中，在其设计和运作之中来实现。只有在技术世界内的格式塔转换可以回应危机以及现代性的病症，即对技术领域施以民主干预，克服技术控制的自主性、进步的盲点以及犬儒主义的社会，将文化变成市场的一个分支。我国学者李泽厚与刘再复也曾批评目前我国缺乏建设性理性，主张应走“理性之路”，强化“实用理性”，重建和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主体价值需求的多样化。
回到本文主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应只是科学化与技术化，更不应走向技术型治理，而应回归现代政治价值，遵循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文明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尊重现代政治文明，积极而稳妥地推动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走向兼具现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民主参与式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