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发布以来，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中欧关系也进入了持续调整的阶段。当前欧盟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既有欧盟内部和中欧双边政治因素的掣肘，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冲击。2022年2月份发生的俄乌冲突，则是这种外部因素的最新表现。作为冷战后影响最深远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俄乌冲突不仅对欧洲安全秩序造成重大冲击，也深刻改变了中欧关系的外部环境，成为塑造中欧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
尽管中国并非俄乌冲突的当事方，但这一冲突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也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涟漪效应”。这种“涟漪效应”在2022年的中欧峰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历了2021年相互制裁的低谷之后，筹备已久的2022年中欧峰会本应重点讨论如何将中欧关系带回正轨，但俄乌冲突的爆发让此次峰会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被乌克兰危机所主导。关于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中国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俄乌冲突是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将加速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的调整。但有关俄乌冲突与中欧俄三角关系调整，尤其是俄罗斯因素如何影响中欧关系的系统分析尚不多见。
本文试图提出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这一命题，并对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因素如何影响中欧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很少因中俄关系而在与其他第三方的关系中受冲击，但当前的中欧关系似乎是一个例外。中国的欧洲研究学者对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这一命题并不陌生。自1975年中国与当时的欧共体建交以来，美国因素就被认为是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国内学者也对美国因素如何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影响日益凸显，中欧关系与欧俄关系、中俄关系的联动性呈现增强的趋势，而俄罗斯因素是后两组双边关系的核心。但与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相比，俄罗斯因素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这一命题在学术和政策意义上都需要更多的思考。
中欧俄三角关系互动新态势
战略三角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关系形态之一，也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于三角关系，国内学术界多聚焦于中美欧或者中美俄等以中美为主的大国之间，对中欧俄三角关系的分析相对少见，相关的分析也往往置于中俄美欧四边互动中展开。诚然，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霸权国家，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对作为盟友的欧盟影响尤其显著。因此，将对三角关系的分析聚焦于中美俄有其合理性，但对中美俄三角互动或中俄美欧四边互动的分析并不能完全取代对中欧俄三角关系的分析。换言之，中欧俄三角关系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和演化逻辑，对中欧俄三角关系的独立分析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在欧亚大陆事务日渐升温的背景下，尤其是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中国“西进”战略以及欧盟“东进”战略的实施，中欧俄关系也逐渐突破了三组三边关系的范畴而具备了三角关系的结构性特征。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欧亚大陆地缘格局的调整，中欧俄三角关系互动也呈现出新的态势。
第一，在欧俄关系中，俄罗斯积极利用中国因素调动欧盟，增加对欧谈判筹码。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邻居，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科学与经济上的联系，但地缘上的竞争与矛盾一直是欧俄关系的核心特征。欧俄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是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的构建，尤其是如何处理所谓“后苏联空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根本性的认知差异，也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构性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欧俄两种力量在争夺“后苏联空间”的问题上也呈现出不同的攻守态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力量遭到削弱，而欧盟与北约则乘势东扩，双方呈现出“欧攻俄守”的态势。近年来，在欧盟陷入多重危机以及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大国关系主轴的背景下，俄罗斯利用各方矛盾折冲樽俎，缓解自身战略困境，甚至通过利用和制造“可控混乱”获取实际地缘政治利益，双边关系呈现“俄攻欧守”的态势。
在对欧盟采取积极外交攻势的过程中，俄罗斯特别注重利用中国因素调动俄欧合作，这一点在能源领域体现最为明显。由于俄罗斯是能源供给方，中欧则是能源需求方，在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方面，中欧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俄罗斯则积极利用在能源供应上的主导地位和中俄能源合作来撬动与欧盟的能源合作及欧俄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与中国签订了长达30年，价值4 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一方面缓解了西方制裁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克里米亚危机中的对欧政治筹码。时任俄罗斯副外长阿列克谢·梅什科夫（Alexei Meshkov）公开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积极合作将“激发欧洲对与莫斯科构建互利伙伴关系的兴趣”。在“北溪二号”管道问题上，俄罗斯也利用中国因素推进这一重要能源项目。作为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重要能源通道，“北溪二号”自2015年启动以来就在欧盟内部以及欧美之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欧盟中东欧成员国以及美国都以地缘政治以及能源安全为由，极力反对该项目。在北溪二号面临争议的同时，俄罗斯则积极推动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建设，这既是俄罗斯在能源出口多元化方面的尝试，也增加了俄罗斯在“北溪二号”管道项目上与欧盟谈判的筹码。
第二，在中俄关系中，俄罗斯注重利用欧美因素加强中俄关系，并以此制衡欧盟。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陷入困境，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则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点方向。由于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或相同，中俄关系在近年来日益升温，逐渐进入“历史最好时期”。2019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外交关系中定位最高的伙伴关系。这一定位也引领中俄合作全面深入，在贸易、能源、投资、航天、信息技术、农业、交通以及军事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21年6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签署20年之后顺利获得延期，中俄双方在全球事务和地区稳定等方面的战略协作也进一步加深。对华外交的成功极大地拓展了俄罗斯的外交腾挪空间，也使俄罗斯获得了中国可贵的战略支持，从而极大缓解了西方制裁带来的压力。
虽然中国一再强调坚持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中国在发展中俄关系时也没有针对欧盟的地缘政治目标，但在实践中，俄罗斯不断利用中俄关系制衡欧盟，使中俄关系服务于俄罗斯对欧博弈的战略目标。尤其是在与欧盟和北约的博弈中，俄罗斯试图以中俄关系为后盾，在欧盟制裁与北约东扩等问题上对冲欧美的压力。在2014年受到欧盟制裁后，俄罗斯持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以缓解自身面临的巨大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在借助中俄关系缓和外部压力之后，俄罗斯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对欧外交上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攻势。2021年底，俄罗斯一方面在俄乌边境陈兵十余万，以“战争边缘政策”向乌克兰和欧美施压；另一方面向美国及北约提出两项安全保障协议草案，要求“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不在1997年5月前已部署兵力和武器的国家之外部署额外的兵力和武器；北约放弃在乌克兰、东欧、外高加索和中亚的任何军事活动”。2022年2月，俄罗斯在与中国签署完“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之后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对中俄关系更加“充分和现实的利用”。
第三，在中欧关系中，欧盟将对俄罗斯的不满“移情”到中国身上。近年来，中欧关系进入调整期，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2019年开始，欧盟对中国的定位由“战略伙伴”调整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欧盟对华政策也逐渐转向强硬。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的变化背后有中美博弈、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立（陶宛）双边关系恶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也跟欧盟将对俄罗斯的不满“移情”到中国有一定关系。在中欧双边关系语境中，中俄关系传统上不是一个特别受关注的议题。但近年来，“中俄友好”（China-Russia Rapprochement）在欧盟内部政治和对华政策中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尤其是随着欧俄关系的恶化，欧盟开始将欧俄关系的一些问题归咎于中国，并将对俄罗斯的不满“发泄”在中国身上。比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中国与俄罗斯正常的经贸合作关系被欧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莫斯科顶住了欧盟和美国的压力，欧盟因此指责中国恶化了其面临的所谓“俄罗斯困境”。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将对俄罗斯的不满“移情”中国的倾向更加明显。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充斥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所谓“中国知情论”“中俄同谋论”乃至“中国军援俄罗斯论”等指责和猜忌都是欧盟对俄不满“移情”中国的表现。其实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同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了相对平衡的立场，并以自己的方式，为劝和促谈做出了努力。但由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以及中俄关系的紧密程度，欧盟对中国“寄予”了更高的期待。因此，与其他第三方国家相比，中国也承受了来自欧盟的更大的压力。一方面，欧盟期待中国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为和谈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这一期待落空之后，欧盟则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欧峰会上大声呼吁中国不要规避对俄制裁或对俄罗斯提供援助。2023年1月，欧盟与北约签署了第三份合作宣言，不仅直言俄罗斯是“几十年来对西方最严重的威胁”，还将中国视作“必须应对的挑战”。欧盟与北约分别在2016与2018年签署过两份合作宣言，但并未提及中国，2023年的宣言是第一次用正式官方文件的形式共同表达了对华立场，反映了欧盟与北约在对华认知上的趋同。
综上所述，中欧俄三角关系存在一定的互动与关联性，任何一组双边关系的发展，都与第三方有一定的关联，会对第三方产生影响或受第三方影响。尤其在欧俄矛盾成为中欧俄三角关系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俄罗斯往往利用中俄关系调动欧俄关系，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的关联性因此进一步凸显。下文将从这种关联性逻辑出发，进一步分析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表现及影响。
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表现：从克里米亚危机到乌克兰危机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这种演化与欧俄关系以及中俄关系的发展呈现很大的相关性，其中欧俄关系的影响尤其明显。冷战期间，中欧关系的发展就受制于美苏两极格局，因而被称为所谓“派生性关系”。冷战结束后，欧俄之间虽有龃龉，但总体保持稳定与合作的关系，双方在1994年签署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简称PCA），奠定了双边关系的基础。中国也独立地与俄罗斯和欧盟发展平行的双边关系，分别建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在欧俄关系稳定的情况下，中欧伙伴关系与中俄伙伴关系的平行发展也说明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并不明显。
2014年之后，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开始逐渐凸显，其主要原因也是欧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折。2014年3月，俄罗斯以策动公投的形式将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联邦，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PCA所开启的欧俄关系进程，冷战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道路也就此中断。作为回应，欧盟取消了与俄罗斯的峰会对话机制，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影响深远的经济与贸易制裁。在欧俄关系渐行渐远的同时，中俄关系逐渐升温，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加深，既是在受到欧盟制裁后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的结果，也是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并联合盟友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结果。
在与俄罗斯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更多是考虑到美国因素而非欧盟因素，中国也多次指出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但在一些欧洲学者眼中，中俄伙伴关系逐渐被视为可能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的“灰犀牛”。在欧盟的对华认知与政策中，俄罗斯因素以及中俄关系也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在俄乌冲突前，欧盟内部就有不少关于“中俄友好”或“中俄协调”（China-Russia Alignment）的讨论，甚至所谓“中俄轴心”（China-Russia Axis）的说法也不绝于耳。从相关的讨论看，欧盟不仅关注“中俄协调”对欧洲经济与安全的影响，也十分警惕其对欧亚大陆格局以及多边国际秩序的影响。作为欧洲安全支柱的北约，也开始关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自2019年首次在峰会声明中提到中国之后，北约在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中也第一次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表达了关切，宣称“中俄日益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有背（北约的）价值和利益”。
为了应对“中俄协调”，欧盟内部（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一度寻求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谈论“中俄协调”对欧洲影响的欧盟领导人。在2019年11月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访谈中，马克龙呼吁加强与俄罗斯的对话和接触，以防止俄罗斯成为中国的所谓“附庸国”。这一主张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批评，但在德国却获得一定的支持。2021年2月，时任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警告欧洲不要切断所有与俄罗斯沟通的桥梁，认为这将“促使俄罗斯和中国投入彼此的怀抱，从而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与军事联盟。”2021年2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访问莫斯科。在当时欧俄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这其实是欧盟试图与俄罗斯保持建设性关系的一次尝试。由于俄罗斯在博雷利访俄期间驱逐了三名欧盟成员国外交官并在诸多议题上表现出不妥协的态度，这次访问在欧盟内部引起很大的批评，被认为是一次“注定的错误”和“灾难性的失败”。
在尝试与俄罗斯接触的政策失败之后，欧盟转向在中欧关系中向中国施加压力，表达对“中俄协调”的担忧和关切。俄罗斯因素也因此成为中欧关系中一个难以回避的议题，这一点在中国与部分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表现的更为明显。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16+1”合作机制，2019年升级为“17+1”,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务实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均衡发展。经过十年的努力，“17+1”已成为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开展机制化合作的重要平台，但部分中东欧国家对参与这一合作机制的疑虑也有所加深。2021年5月，立陶宛政府宣布退出“17+1”，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于2022年8月宣布退出。对于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对华政策转向，不少分析认为这是缺乏切实的经济成果导致的，而很多中国学者则倾向于强调美国因素的影响。毫无疑问，在欧盟内部，中东欧国家更加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方面。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扩展至欧洲等第三方以及美欧对华战略协调的加强，美国因素在塑造中东欧国家对华认知与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俄罗斯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在一些欧洲学者看来，俄乌冲突既确认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看法，也影响了中东欧国家的对华态度，而中东欧国家对华态度的改变也将在整体上影响欧盟的对华政策。
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俄罗斯因素已成为左右中欧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欧盟视乌克兰危机为关乎其“生死存亡的威胁”，因此也倾向于根据其他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来定义双边关系。2022年中欧峰会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媒体声明中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不仅是欧洲大陆的决定性时刻，也是（欧盟）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博雷利也发表《论中国的选择与责任》一文，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要求每一个国家采取立场”，并明确指出对中欧关系“分置处理”的做法不可行，尤其是乌克兰问题涉及欧盟的根本原则与价值观，因此难以和中欧关系的其他领域截然分开。这意味着中欧关系的发展与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有极大的联动性。目前中欧双方在俄乌冲突的认知与解决方式等问题上仍然存在鸿沟，这将成为当前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政治障碍。
就外部结构因素而言，中欧关系传统上主要受中美欧三角关系的影响，但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中欧俄三角关系的影响逐渐开始浮现。俄乌冲突造成的一个客观结果是当前中欧关系同时受到中美欧与中俄欧两个战略三角的掣肘。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中美战略竞争是主要矛盾，欧盟作为美国的盟友，视中国为“朋友的对手”。在中欧俄三角关系中，欧俄博弈是主要矛盾，中国作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则被欧盟视为“对手的朋友”。受乌克兰危机的困扰，欧盟与俄罗斯处于全面对立的状态，比起“朋友的对手”，欧盟更关注“对手的朋友”对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换言之，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深入和持续，俄罗斯因素在一定时期可能超越美国因素成为影响中欧关系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俄乌冲突下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变化
俄罗斯因素如何影响中欧关系？俄乌冲突可能是迄今最明显的一个案例。自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政策与对华政策的大讨论几乎同步进行，欧盟有关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的讨论中往往会把中国“牵扯”进去。换言之，在欧盟看来，俄乌冲突不仅事关欧盟对俄政策，也关乎欧盟对华政策。从冲突爆发以来欧洲的政策讨论与实践来看，俄乌冲突既强化了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些既有思维，也导致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盟将对俄政策思维引入对华政策讨论的结果。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变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三个方面（见表2）。
1.欧盟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
在政治上，俄乌冲突强化了欧盟内部将中俄进行政治“捆绑”的倾向。所谓政治“捆绑”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式思维，即从政治上将中、俄归入所谓“威权”国家阵营，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如何与具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其实在俄乌冲突前，欧盟与美国就已经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华政策协调，一方面积极强化欧美价值观纽带，构建所谓“价值观联盟”；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异化”中国，将与中国的关系强行置入所谓“民主vs威权”的二元框架。因此，在俄乌冲突前，欧盟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中俄进行了政治“捆绑”，将其与中、俄两国的关系视为其与所谓“威权”国家关系的一部分，欧盟对华定位中出现了“制度性对手”的表述也体现了这一点。尽管这种表述和“捆绑”导致欧盟近年来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并没有导致欧盟对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欧盟仍然维持了其对华定位的“三分法”，即同时包含合作、竞争与制度性对抗的成分，并且将合作放在了第一位。这与欧盟对俄罗斯的定位与政策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
欧盟对华定位“三分法”自2019年提出以来就处于动态的调整之中。虽然这一定位被更多的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所接受，但对于如何平衡对华定位的不同层面，欧盟内部仍然存在争议。2021年4月，欧盟对《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视，并专门讨论了对华政策调整的问题，其中就有声音指出要实施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更强调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的角色。由此可见，欧盟内部对于“合作、竞争与制度性对手”这三个对华政策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平衡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多面性中寻求平衡”成为近年来欧盟对华政策的主基调。
俄乌冲突的爆发强化了欧盟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的倾向，并在政治层面给欧盟对华政策带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变化。一方面，俄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盟对中俄关系性质的认知，欧盟在官方话语中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的倾向更加明显。在俄乌冲突前夕，《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俄联合声明》）的签署被欧盟认为是中俄关系“质的飞跃”（quantum leap）。在2022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 Borrell）的发言也是以应对中俄为主题。在演讲中，他将《中俄联合声明》视为中俄“试图重新定义国际秩序”这项事业的高潮，甚至称之为所谓“修正主义宣言”（revisionist manifesto）。2022年4月25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将中俄联合声明解读为一个看上去“不受限制的同盟条约”（unrestrained pact），并对中俄关系在欧洲和亚洲的影响表达了关切。需要指出的是，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目前更多是体现在个别欧盟领导人的话语层面，并没有在政策层面形成共识，尤其是部分欧盟国家仍然希望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因此对中俄“捆绑”持保留态度。这表明欧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在现实中可能成为欧盟“难以承受之重”。
另一方面，在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的同时，欧盟也在战略上更加倒向美国，与美国进行更加紧密的捆绑，这有可能使得中美欧与中俄欧两个原本相对独立的三角关系发展为“美欧vs中俄”的阵营化格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始终表示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的立场，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国的立场被欧盟解读为所谓“亲俄中立”和对俄罗斯的“策略性支持”，对中国立场的担忧也促使欧盟在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些重要议题上更加倒向美国，以此作为塑造中俄关系的一种手段。因此，有分析指出俄乌冲突让欧洲在中美竞争中获得了一张“关键投票”，并让欧盟日益转向与中国的制度性竞争。
欧盟对中俄的政治“捆绑”也在政治层面对中欧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给欧盟平衡对华政策不同层面的努力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在俄乌冲突的冲击下，欧盟对华政策“三分法”的天平可能进一步向“制度性对手”的方向倾斜。2022年10月17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长理事会集中讨论了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议题，经济竞争与制度性对抗则成为此次欧盟对华政策讨论的焦点。此次会议也为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对华政策奠定了新的基调。博雷利在会后指出，欧盟的多面性对华政策仍然有效，欧盟也将继续在气候变化等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同中国合作，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欧盟对华政策“三分法”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竞争的层面，也是被讨论和强调最多的一个层面。由此可见，俄乌冲突虽然总体上没有改变欧盟多面性的对华政策，但其对华政策不同层面之间的平衡已经开始从强调合作转向竞争。
2.欧盟重新思考与中俄的经贸依赖关系
在经济上，俄乌冲突促使欧盟重新思考与俄罗斯以及中国的经贸依赖关系及其所奉行的经贸合作理念。俄乌冲突凸显了欧盟对俄能源依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脆弱性问题，也促使欧盟重新思考中欧经贸关系，以避免产生新的所谓“过度依赖”问题。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学者皮奥特·布拉斯（Piotr Buras）表示，德国从俄乌冲突中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相互依赖不再可以确保安全，而这也将影响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在2022年的外交使节会议上，博雷利坦诚地指出欧盟过去的繁荣建立在俄罗斯的能源与中国的市场基础上，而欧盟的安全则依赖美国，但在欧盟看来，这种将繁荣与安全建立在不同基础之上的做法让欧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他直言美国提供安全基础、俄中提供繁荣基础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言下之意，欧盟将不再把繁荣与安全分开，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中，欧盟将统筹安全的考虑。
对欧盟而言，俄乌冲突让欧盟不得不重新思考两个有关经贸相互依赖的重要问题。一是传统的经贸“压舱石”论。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能源出口市场，因此欧盟一度认为这种经贸上的合作与相互依赖可以赢得俄罗斯的合作，成为欧俄关系的“压舱石”。德国顶住美国的压力和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批评，坚持推进“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部分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认为在经济利益之外，还可以借此获得影响俄罗斯的筹码。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让欧盟意识到经贸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制裁的威胁并不能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这对欧盟在对外政策上长期秉持的“经济理性”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二是相互依赖“武器化”的问题。欧俄经贸依赖不仅未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还成为相互制裁的武器，尤其是在能源进口上高度依赖俄罗斯的欧盟，承受了能源“武器化”的巨大代价。在经历过初期的犹豫不决之后，欧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是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的制裁，并决意不惜代价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由于过去欧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俄罗斯廉价能源的基础上，这一决定无异于在经济层面开启了“去俄化”的进程，使欧俄关系进入“大脱钩（grand decoupling）”的时代。
由于中国与欧盟在相互依赖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俄罗斯，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那种“大脱钩”在中欧之间是难以想象的，“脱钩论”在欧盟对华政策讨论中也没有什么市场。2023年3月，冯德莱恩在中欧关系演讲中明确指出，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尽管如此，欧盟认为在对俄经贸依赖上遇到的上述两个问题也是其在中欧关系中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盟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和看法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中欧经贸“压舱石”地位的问题上，欧盟的态度从积极开始转为谨慎，欧盟开始质疑经贸“压舱石”论的有效性并担心经贸依赖所导致的风险。长期以来，经贸合作都被视为中欧关系最重要的支柱和“压舱石”。在德国倡导的“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理念下，欧盟对深化中欧经贸合作也持积极态度。但是对收益失衡的不满、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以及对预期效果的失望使得欧盟对“以商促变”这一传统对华经济框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在对华关系中信奉的经贸“压舱石”论和“以商促变”论在内部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2022年4月，欧洲中国研究智库网络（ETNC）发布了以“欧洲对华依赖”为主题的年度报告。报告认为，对华依赖问题已经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共同关切”，而俄乌冲突则“改变了欧盟对依赖与脆弱性等概念的理解。”由此可见，俄乌冲突后欧盟对华经贸理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欧盟不再“天真”地视经贸依赖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而是日益从经济主权与安全的角度看待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关系。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中欧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会在短期内发生改变，而是指欧盟在对华经贸依赖所带来的利益与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换言之，欧盟对华寻求的不是“脱钩”，而是“去风险”（de-risking）。这种“去风险”思维在政策层面的表现就是欧盟开始主动寻求减少对华依赖，增强经贸合作的多元性。以绿色产业为例，欧盟在绿色转型所需的稀有材料（稀土、永磁）、光伏设备、风电设备等领域高度依赖中国（见表1），需要与中国开展合作。但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欧盟又担心在新能源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会重蹈在传统能源领域依赖俄罗斯的覆辙，尤其是俄乌冲突加剧欧洲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光伏设备和锂电池急剧增长，欧盟担心在新能源领域会出现新的对华依赖问题。2022年9月，中国欧盟商会发表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指出，越来越多的欧洲在华企业形成了“双轨制”，即一套系统用于中国业务，一套系统用于世界其他地区业务。一些公司也在考虑“回流”（re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等选项。这一现象反映出欧洲仍然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在中国这一重要市场继续保持业务，又希望避免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平衡对华经贸关系的收益与风险。
在相互依赖“武器化”的问题上，俄乌冲突也加剧了欧盟对中欧经贸依赖“武器化”的担忧，并促使欧盟加紧出台应对工具。在俄乌冲突前，欧盟就以“经济胁迫”定义中国针对立陶宛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而实施的反制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大力推动出台所谓“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当然，这一工具不仅是针对中国，也是针对全球范围内经贸相互依赖被日益武器化的趋势而出台的。欧盟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经济胁迫”代表了国家施展权力的一种新的形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公开的军事冲突。俄乌冲突的爆发及随后的相互制裁则代表了军事冲突与“经济胁迫”的双管齐下，迫使欧盟加快“反胁迫工具”的立法进程，以适应新的地缘经济秩序，并为欧盟可能与俄罗斯开展的长期经济战做准备。与欧盟对相互依赖看法的变化一致，“反胁迫工具”的酝酿也代表了欧盟贸易政策的一种“范式转变”，即欧盟不再视自由贸易和开辟新市场本身为目的，而是更加注重在以相互依赖和竞争为特点的全球化世界中如何更好地保护欧盟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中欧互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欧盟贸易政策的范式转变势必对中欧经贸合作产生影响。
3.地缘政治与安全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考量比重上升
在安全上，俄乌冲突加剧了中欧关系安全化的趋势，欧盟对华政策中的地缘政治与安全考量比重上升。传统上，地缘政治与安全等“高阶政治”议题在中欧关系中的位置并不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欧在彼此的区域都没有根本地缘政治冲突，也构成中欧关系区别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但随着欧盟战略自主理念的深化以及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中欧正日益靠近彼此的地缘政治敏感区域。欧盟一方面指责中国在其睦邻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构成“地缘政治挑战”，另一方面又通过出台“印太战略”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展至中国的地缘政治敏感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关系无根本地缘政治冲突的传统叙事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地缘冲突与传统安全议题逐渐进入欧盟对华政策议程，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俄乌冲突则加速了这种变化的发生，具体而言，这种变化及其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欧盟的地缘政治敏感区域，欧盟对中俄协调，尤其是安全合作的关切加深。欧盟传统上视俄罗斯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与安全威胁，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则在逐渐改变欧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这一点在部分中东欧国家表现更为明显。比如波罗的海三国传统上将安全威胁聚焦于俄罗斯，但2017年中俄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被认为是“对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威胁提供了隐含的支持与合法化。”原本以务实经贸合作为主要对华合作考量的波罗的海三国开始更加重视对华关系中的安全与地缘政治因素。自2019年开始，中国也出现在了波罗的海三国相关机构发布的安全评估报告中，并且被视为紧随俄罗斯之后的“安全威胁”。这一现象固然与美国因素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内政治因素有关，但中国与俄罗斯日益深化的伙伴关系与安全合作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前夕，中俄发布了联合声明，其中有关两国共同反对北约扩张以及中国支持俄罗斯有关欧洲安全保障的倡议等内容引起了欧盟的特别关注。在欧盟看来，这是1959年中苏交恶以来中国“第一次在一个重大的欧洲安全问题上采取支持俄罗斯的明确立场”。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也担心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与物质支持。实际上，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ship）与国际关系中的联盟（alliance & alignment）仍有很大的距离，战略伙伴关系的非正式性、平等性与开放性特征也在本质上不同于传统联盟的正式性与排他性。因此，欧盟对中国在欧洲安全角色的担忧也有其误解和夸大的成分。
二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敏感区域，欧盟对印太地缘政治局势，尤其是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加深。传统上，欧盟对台湾问题持低调务实的态度，认为台湾问题主要是美国的战略关注重点。但近年来，欧盟内部“亲台”势力在部分成员国以及欧洲议会等欧盟机构有抬升的趋势，欧盟对台湾问题的关注明显上升。2021年9月，在美国的拉拢和自身追求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背景下，欧盟出台了“印太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欧盟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也反映了欧盟对亚洲区域关注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问题也进入了欧盟“印太战略”的视野。文件指出，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导致了日趋激烈的竞争和紧张，尤其是南海与台海日益紧张的局势“对欧洲安全与繁荣有直接的影响。”俄乌冲突爆发后，有分析认为欧盟将受困于乌克兰危机，其“印太战略”将受到削弱。但实际看来，欧盟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并没有减弱，反而因此加深了。虽然台湾问题本质上属于中国内政，与乌克兰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欧盟内部“亲台”势力却不遗余力地借俄乌冲突提高台湾问题在欧洲的“能见度”。欧洲议会外委会副主席乌尔马斯·帕依特（Urmas Paet）就借机渲染俄乌冲突“以指数级的方式增加了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在不断加码对俄制裁的同时，欧盟内部有关台海冲突以及是否要对华实施制裁的讨论也在发酵和升温。
三是欧盟整体安全战略中开始将俄罗斯与中国一并纳入考量。2003年欧盟发布了第一份安全战略文件“欧洲安全战略”，并且在2016年提出了“欧盟全球战略”。这两份文件都有提到中国，但中国并没有作为一个安全议题而呈现。在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中，中国与日本、加拿大和印度等国家一起被欧盟视为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战略合作伙伴。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则将中国作为其亚洲政策的一部分，提出“在法治的基础上与中国接触”并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2022年3月，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盟发布了历史上首份防务白皮书“战略指南针”，作为未来十年欧盟安全与防务战略的行动指南。这也是欧盟第一次在最高层面对欧盟所处的战略环境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做出集体评估。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与中国都出现在了欧盟对其安全挑战所做出的评估当中。在指出俄罗斯的一系列行为“构成对欧洲安全的长期与直接挑战”之后，该文件将目标指向了中国，并对中国在海上、太空与网络空间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表达了关切。虽然欧盟将中国纳入安全战略考量并不代表欧盟整体上视中国为“安全威胁”，但却是俄乌冲突后中欧关系“安全化”趋势加剧的表现，地缘政治与安全议题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可见度越来越高。
结语
俄乌冲突凸显了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也让中国在中欧俄三角关系中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从战略上讲，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居，也是所有大国中与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战略伙伴。从经济上讲，欧盟对中国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俄罗斯。这种在战略与经济上有赖于不同第三方的状况在欧俄关系稳定的时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之间也可以并行发展。但当欧俄关系紧张乃至破裂的时候，中国就面临来自欧盟与俄罗斯的不同期待与压力。中国在欧俄之间面临的两难一定程度上类似欧盟在中美之间面临的两难，但又有显著的不同。毕竟，中美之间并没有陷入全面的对抗与脱钩，而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则正在穷尽除战争以外的几乎一切对抗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之间就存在着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并非中国所乐见，也不符合中国的最优利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俄矛盾是中欧俄三角关系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也让中国在中欧俄三角关系中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利用好这个有利位置，趋利避害，中国外交也可以赢得更大的空间，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了妥善管理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中国可以建设性地运筹中欧俄三角关系，在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之间采取平衡的策略，以创造外交主动，增加战略空间。当前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而俄乌冲突则是关键的关键。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但在维持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如何避免中欧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当前中国外交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尽量减少俄乌冲突对中欧关系的“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欧外交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追求战略自主的欧盟将是塑造中美竞争格局的关键第三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盟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俄罗斯。因此，中国需要在深化中俄伙伴关系与维持稳定的中欧关系之间取得平衡。鉴于俄乌冲突背景下，地缘政治与安全是欧盟的首要关切，中欧之间迫切需要建立安全互信，这是拓展对欧外交空间和破解当前中欧关系困局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2022年底德国总理朔尔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是欧盟迈出的积极一步，尤其是双方达成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共识，被德国总理朔尔茨认为是访华重要成果。2023年2月，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中国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再次重申了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共识。这一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欧安全互信创造了条件，也为中欧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加强对话奠定了重要基础。
管理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也需要欧盟改变其对华态度与政策，正确认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及其独立发展的逻辑，尤其是避免以非此即彼和战略竞争的思维看待中欧关系。中欧关系如今已超越双边范畴而具有全球性意义，因此，欧盟将中欧关系置于俄罗斯或者美国等第三国基础上的做法在外交上而言是不够成熟的。欧盟在对外关系上将中俄进行政治“捆绑”不符合现实，因为中俄均是主权独立国家，并非正式的盟友关系，也不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因为这会加强中国对欧盟的不信任感和对国际环境恶化的担忧，即无论中国做何选择，都无法改变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也无法改善中欧关系。实际上，尽管中俄在国际体系中存在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但俄乌冲突恰恰凸显了中俄在国际体系中是不同性质的力量，也有着不同的利益。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倾向于通过扩张势力范围和制造“可控冲突”获取地缘政治利益并彰显其大国地位，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当前的乌克兰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倾向于融入和改革现有国际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与俄罗斯仍然存在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应该体现在欧盟的对华认知与政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