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探索水面下的土耳其经济
ESSRA：近年来，由于埃尔多安在国际上的高调姿态，对土耳其的观察，尤其是西方视角下的观察，总是存在“即将崩溃”和“持续崛起”的矛盾判断。因此，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如何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上多层次理解土耳其的真实国家能力。首先从经济问题开始。土耳其的经济能力似乎是其大国野心中的薄弱环节，本次大选反对派打出的最重要一张牌就是“经济牌”。埃尔多安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真的很糟糕吗？土耳其经济的增长前景如何？
段九州：对土耳其有期待的观点，在经济上主要是认为它可以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客观来讲，土耳其经济有一定的基本盘，但也已经到达了天花板附近，未来想复刻21世纪初亮眼的增长恐怕比较难。
理解土耳其的经济现状，需要结合土耳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和模式。
从上世纪80年代到大约21世纪初左右，土耳其制造业随着一批商人的崛起而起飞。这批人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之虎”（土耳其语：Anadolu Kaplanları）。与世俗化西方精英主导的沿海地区相比，安纳托利亚高原传统上是土耳其比较贫穷落后的区域，安纳托利亚当地商人意识形态偏保守，他们一开始主要从事以纺织业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后来逐步发展到汽车组装等高附加值的领域。这些新兴商人与埃尔多安在价值观上有共同话语，后来成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2001年由埃尔多安领导创立）的政治经济基石。
埃尔多安执政前10年，土耳其经济实际上走的就是新自由主义道路，很多经济部门在这个时期私有化了。比如通信行业，在这10年中就完全转向了私营。这一波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主要由“安纳托利亚之虎”为主体的保守主义商人承接。他们跟正发党的互动，形成了一个比较可持续的循环：企业通过承接政府工程项目赚钱，而后反哺支持政党选举，政府再通过这些企业的帮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等多种渠道获得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改革。因此这段时间，土耳其的发展很快。这个情况本质上跟阿根廷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年的情形有类似之处。自由化改革之后，国家会在一段时间内比较富裕，但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这种自由化加上出口贸易和基建驱动的模式在2015年左右遇到了瓶颈。难以继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原本的大型国有资产到这个时候基本已经全面私有化，没有太多可供吸引外资的项目；二是数字化时代到来，土耳其制造业向高精尖制造的升级转型没有实现，高端人才储备也不足，只能困于传统行业，而传统制造业也受到了新兴人工智能技术的威胁。
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之后，埃尔多安总统在2021年提出了学习“中国模式”的理念，希望可以通过加强制造业，获得收入，完善产业链，支持产业转型。但是这个计划，即使成功也不可能是大规模的。首先，土耳其面临能源短缺问题，土耳其每年花费超过400亿美元用于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资源，其自身的石油产量只能满足需求的7%，这导致其国内能源价格已经不足以在对制造业出口商提供优势。其次，与周边国家相比（如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土耳其的人工成本非常高。从最近的数据看，土耳其一个月的用工成本600美元，埃及大概是150到175美元，差异非常大，所以很多工厂都搬到了埃及等地，包括中国手机制造商OPPO工厂也部分从土耳其转移到了埃及。再次，从区域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看，东南亚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产业链条，土耳其和周边地区的产业整合还没有达到东南亚的程度。另外还有土耳其中产阶级精英大量向西方移民带来的人才流失问题等等，都对土耳其经济发展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老百姓也明白，这些问题都是土耳其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一届政府、一任总统就可以解决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土耳其经济完全没有优势。
首先，土耳其有非常良好的教育基础。土耳其多年的世俗化发展，跟西方高度融合的社会关系，经济崛起的历史，都帮助它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教育体系，也培养了很多从事基础建设的工程师。在这方面，土耳其开始得比我们更早，甚至可以说有更好的教育基础。
其次，土耳其国民的劳动素质非常高。土耳其人的劳动素养、工作效率、负责任的程度，可以说类似于中国人。在西方我们可以听到有人说，需要较高责任心的岗位，比如酒店管理、机械维修等，交给中国人或者土耳其人，就会比较放心。这一特点源于良好的教育文化基础和世俗化的社会风气，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比，土耳其人普遍更追求现世中的经济回报。
再次，由于多年来追求加入欧盟的诉求，土耳其制造与欧洲、西方的标准完全对接。因为土耳其制造业发展较早，而且一开始就是参照欧洲那一套发展的，所以品控、环保等各类标准都跟西方对接得更好。对于一些想进入西方市场的跨国企业来说，在土耳其进行生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土耳其经济最重要的基本盘目前有三个：一是基础建设工程；二是军事工业；三是金融产业。
首先，土耳其的基建能力和基建效率突出，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仅次于中国。正如前面提到的，土耳其有一套很完整的基建驱动的经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基础建设项目经验。所以目前土耳其企业在周边国家可以承接一些基础建设的项目，在非洲、在中东伊拉克等地的某些基建项目上，土耳其甚至是中国公司的有力竞争对手。
其次，土耳其有比较竞争力的军事工业产业。土耳其的军工产业长期对接北约标准，并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得西方军事技术溢出，以至于在诸多领域生产出在全球市场有吸引力的军品，如无人机、轻型战舰等。数据上看，近年来军工出口已经达到44亿美元。而且土耳其本身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土耳其军队是北约的第二大常设部队。在很多土耳其人心中，无论从规模还是能力上说，北约成员国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美国，第二是土耳其。
最后，土耳其金融自由港的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相对中立的姿态，使其成为金融投资的热土之一。在俄乌冲突之后，非西方的资金担心自己在纽约、伦敦等金融中心的安全性，但又需要保证资金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这时土耳其成为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资金、中东的资金等等，有许多都流入了土耳其。所以西方外资虽然大量撤出了，但其他资金的进入也帮助土耳其稳定了经济局势，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城市的资产价格不降反升。当然，它没有周边产业链和庞大的市场腹地支撑，难以发展成为伦敦、纽约、上海这样全球金融中心，但作为金融自由港，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空间。
有这三个产业支柱，加上土耳其比较良好的社会基础，未来土耳其经济将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要突破当前的“天花板”，可能会非常困难。
2 埃尔多安真正的敌人不是反对派
ESSRA：除了经济层面，土耳其让人感觉虚实难测，也与埃尔多安的“政治强人”形象相关。您如何看待埃尔多安对当代土耳其国家的影响？本次大选埃尔多安遭遇反对派罕见的联合挑战，却依然拿下选举，这证实了埃尔多安本人的强势吗？
段九州：埃尔多安多年执政，深刻塑造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当代面貌。埃尔多安对土耳其国家的塑造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方面，正发党与安纳托利亚商人的结合，造成了土耳其国内经济的重新分配；第二，在政治方面，埃尔多安对土耳其政治体制的改革，造成了军队力量的式微；第三，在价值观方面，埃尔多安提供的保守价值观反映了土耳其社会在后凯末尔时代的集体心态转向。未来即使是反对派上台，也不可能忽略这种保守价值观对普通土耳其民众的重要性。
先说第一点。随着从安纳托利亚走出来的这些商人逐渐成为了土耳其经济的主导阶层，超越了原本更亲西方的富人阶层，土耳其出现了边缘人群的致富，以及曾经主流人群的贫穷化。安纳托利亚之虎和正发党之间，兼具深厚的经济联系和政治价值纽带，这种政治经济互动的结果是反对派被进一步边缘化。例如，伊兹密尔作土耳其第一大反对派共和人民党（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创立的政党）的大本营，是土耳其第三大城市，在过去这些年中一直反对埃尔多安，因此受到隐形的经济惩罚，出现衰落迹象，其发展程度远落后于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
其次，埃尔多安治下，传统作为干预政治重要力量的军队也不再是世俗主义的守卫者，而是变成了接受政府控制人事任免的机构（注：2016年后，埃尔多安总统对土耳其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另外，土耳其军警力量构成十分多元，常规军之外有国民警卫队，负责防灾、救火等工作，由各省省长控制，而省长由总统直接任命，对总统负责。地方警察和库尔德地区的乡村卫队，也属于总统直管。甚至土耳其最大的私人武装公司SADAT（土耳其语：Uluslararası Savunma Danışmanlık Şirketi）作为一支准军事力量，也和正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埃尔多安成功让价值观变为选举中的重要标准。经历正发党20年统治，土耳其社会在几十年的世俗主义底色基础上成功添加上了宗教保守主义的色彩，独立于西方的本土价值观成为舆论常态。可能有多达60%的人会认为这种保守主义价值观是选举投票中的重要标准。例如，一位和我同龄的土耳其学者认为，埃尔多安破坏了土耳其民主制度中的一些机制，导致土耳其政治变得个人化了；但反对派又太西化，此次总统大选中的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看起来就像上世纪50、60年代一个标准的亲西方的共和民主党政客，“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保守主义的色彩”，让他完全不想投票给这种人。
从这个角度出发，具备保守主义色彩的伊斯坦布尔现任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glu），有可能成为补充反对派短板的重要政治新星。但是目前他仍然缺乏政治历练，以其能力更是无法胜任地缘政治博弈。五年之后，埃尔多安若决定退出政治舞台，他将是潜在的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之一。
我们如何理解土耳其的这些新变化？80年代曾有学者提出“伊斯兰-土耳其综合体”的概念（土耳其语：Türk-Islam centezi），在其中，宗教和世俗的划分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处于一种混杂状态。可以说是埃尔多安让这种综合体真正成为现实。如果说土耳其整体的国家框架基于凯末尔留下的遗产，至今仍未被替代，那么，埃尔多安是这么多年来唯一能够给它增加其他色彩的一名领导人。
说到本次大选，西方主流和各国学界为什么对竞选结果会出现误判，认为埃尔多安会失败呢？是因为西方学界主要跟土耳其学界沟通，而土耳其的主流学界主要出身于从前沿海亲西方的富裕地区，其中多数人是反埃尔多安的。如果从学者那里获得观点，就会听到更多唱衰埃尔多安的印象。
而埃尔多安的选民基本盘是土耳其的许多普通人，尤其是他步入政治舞台之前发展较落后的地区。他执政之后，对许多较贫困地区给予大量基建、教育和医疗支持，社会福利保障也迅速发展。他在伊斯坦布尔任市长的时候，民间有句话：雷杰普来了，服务就来了（Recep comes, service comes），说明他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做得很好。埃尔多安政府还支持偏远地区的学生留学，要求受资助的学生在国外高校读到博士，然后回国后安排在公立高校就业。我之前认识一个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土耳其朋友，他就是因为这个政府资助政策才获得了机会。土耳其的全民医疗保障也是在正发党治下形成的，土耳其人自己非常自信，认为比美国要好。
另外，埃尔多安在欧洲地区土耳其裔选民中有很高的支持率。这是由于他的政策支持了原落后地区，而外出去欧洲国家打工的人，往往就是这些较落后地区的人，由于欧洲与土耳其地理距离较近，因此这些侨民与保守主义的家乡联系非常紧密。相应的，埃尔多安对在外务工的土耳其人也非常友好，在经济政策上有所支持，并在欧洲地区设立了针对海外土耳其人的宗教服务机构。
这些基本要素保障了埃尔多安稳定的支持率，让他可以在当前西方的全面反对下依然胜选，而美国总统依然要打电话恭喜他当选，表示要继续合作。在很多土耳其人的观念中，埃尔多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独立于西方影响力的土耳其领导人。
ESSRA：埃尔多安“政治强人”的形象，其实是最近几年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标签。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
段九州：埃尔多安一开始确实并不是强人。在2010年之前，埃尔多安的形象更接近于一个低调的政治改革者。但是随着土耳其经济、政治等内部矛盾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要求，为了稳定党以及国家的局势，埃尔多安需要逐渐变得更强势，以增强掌控力。
首先是内部矛盾。随着反对派及其政治经济基础的边缘化，在走向主流的这些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中，又出现了新的分化和内斗。例如，土耳其境内出现了两大分庭抗礼的商业协会，一个倾向偏世俗化的、亲西方的立场，主要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沿地中海地区，以土耳其工业和商业协会（TÜSIAD）为代表；另一个更具保守主义色彩，主要集中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以独立工业家和商人协会（MÜSIAD）为代表。这种分化，还导致埃尔多安2017年和更偏世俗化的土耳其工业和商业协会发生了一场口水战。在政治上，正发党的崛起也伴随着曾经的政治盟友的扩张和分歧，甚至这次大选中，许多反对派就是从正发党中离开的。埃尔多安实际上面临一个利益集团坐大后如何分蛋糕的难题。他在外部的这种强人形象，有时候反而是内部权力斗争的折射。
其次，老百姓期待一个独立并能维护土耳其大国尊严的领导人。土耳其人绝对不会选择一个软弱的领导人。在土耳其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国家在心态上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遗产的继承，国民身上有一种不服的、被西方国家压抑的“劲儿”。这让他们对国家的崛起和有比较强烈的追求。所以，土耳其的领导人需要对外展现国家强大的外交姿态。
3 土耳其能成为下一个全球大国吗？
ESSRA：近年来，不少人观察到了土耳其在世界秩序变动期发挥的重要作用。网友戏称埃尔多安为“埃苏丹”，从某种侧面反映了土耳其近年来在对外事务上影响力的增长。目前，土耳其仍然是个区域性强国，而且也面临伊朗、沙特等其他中东大国的竞争。您认为土耳其有可能发展成为埃尔多安所期许的“全球大国”吗？
段九州：土耳其是个毋庸置疑的区域性大国。它的大国地位有着两个重要支柱：一是军事实力；二是软实力。另外土耳其的经济仍然具有一定的区域投射能力，也不可小觑。
军事实力之前的讨论已经涉及。土耳其的军事能力和军工产业都十分可观。在北约军事活动中，尤其是在环地中海区域，包括巴尔干、北非等区域，需要军事干涉的活动，北约都首选派遣土耳其部队前往。目前，土耳其军队在科索沃、叙利亚北部、利比亚等等都有活动，在区域中是有一定的军事控制能力的。
软实力中的主观方面是土耳其人作为奥斯曼帝国继承者，仍然有意或无意呈现出来的一股“心气”；客观方面是土耳其与周边国家的长期联系。例如土耳其跟埃及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有几十万人留在了埃及，与当地人通婚，成为埃及人，两国在血统上有很强的亲缘关系，交往也非常密切。比如，据我所知，今年年初发生地震的哈塔伊省伊斯肯德伦港（Iskenderun）在双方2013年断交之前，曾有轮渡可以直通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双方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虽然断掉的一些联系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土耳其跟埃及之间在产业、人员流动等方面也已经逐渐密切起来。
经济方面，土耳其制造业的规模和竞争力虽然在全球范围中并不突出，但在工业化基础匮乏的中东地区，依然具有一定的辐射能力。土耳其作为相对成功的世俗化伊斯兰国家，其现代化、工业化模式对于周边国家也有吸引力。未来土耳其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是进行区域辐射，利用他们的中低端制造业的技术、管理经验，在该区域做一些低成本的扩张，比如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
以上三个方面，是土耳其区域大国地位的基础。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大大拓展了土耳其的战略空间。一方面是中东穆斯林人口持续向欧洲迁徙的长期趋势难以逆转，另一方面，俄乌战争后欧洲又回到了大国博弈的“前线”，其能动空间大大为压缩，中东地区、尤其是环地中海的中东地区，有可能和欧洲在人口和经济上进一步融合。这种融合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伴随着局部矛盾和冲突加剧。在这种大势下，处于关键位置的土耳其，只要能够保持国家内核稳定，在很多地方都能有所作为。
但是，超越区域地缘环境谈论土耳其的“全球大国”地位，目前还有非常多的变数。
第一点，一个全球性大国，起码需要相应两到三亿的人口基数。目前中东国家除了埃及人口勉强过亿，土耳其、伊朗都是八千多万人口。在当前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中，中东很难在领土和人口上整合出一个全球大国，除非该地区再次发生秩序动荡。
第二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国家，甚至欧洲，都没能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落后于北美和东亚地区，这注定了它们在未来几十年全球的经济体系里只能处于中等强国或者是边缘地位。海湾国家近期表现亮眼，主要是因为全球化时代宗教和资本力量的穿透性。但是资本不是万能的，首先它无法解决海湾国家的安全焦虑，其次海湾国家虽然能购买技术，但缺乏吸收技术的本土人才，难以完成扎实的工业化。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虽然比较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但是，全球顶尖科学家和科技公司创始人中，有不少数量的土耳其裔，比如德国BioNTech的创始人萨辛（Ugur Sahin）。只是，目前这个数量还不足以与白人、华人科学家数量相匹敌。因此，这样的局面暂时也比较难对土耳其本国科技发展形成反哺效应。
因此，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构想，难以依靠自身的国家实力在短时间内实现，更多需要在世界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借势”而行。客观来讲，我认为土耳其的崛起过程可能需要再经历四五十年，我们这一代人未必能完全见证。
ESSRA：从短期趋势看，年初沙特和伊朗的外交和解推动了中东地区的新一轮缓和，这意味着中东区域整合开始有了有利的内部条件。在区域整合中，土耳其有可能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区域整合，中东地区有可能成为国际秩序中的“新一极”力量吗？
段九州：这一轮和解潮，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力量离开中东后，中东各国对权力真空进行尝试性填充的表现。区域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和矛盾处理才刚刚开始，还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的时间。可以预见，中东的整合过程在未来可能出现部分反复和调整。
从国际局势多极化的未来角度看，中东确实需要进行整合，才有可能形成足够的地理、人口规模，成为多极化中较为重要的一份力量。这其中，土耳其跟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有一定的合作基础。
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收入，有能力进行全球投资，但缺乏军事能力和产业能力。例如，阿联酋目前是中东地区的一个金融中心，但需要相应的“腹地”，提供市场、安全保障，最好是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产业，以稳固和提升金融市场的地位。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国家军事实力强劲，基础工业能力较好，人才储备在中东地区有明显优势，但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投资。双方在资金和能力上，恰好形成了互补关系。将海湾国家的资金优势和土耳其的工业链条结合，向周边区域拓展和投射，有可能建立起中东地区的经济内循环。
但是也需要看到，中东地区罕见地在区域内没有体量占据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东亚有中国，南亚有印度，拉美有巴西。而中东地区伊朗、沙特、以色列、土耳其、埃及五个大国，各有优势和短板。以色列国土面积很小，而且因为宗教、身份原因，只跟美国的地区盟友关系紧密；沙特目前有资金，但人才储备和工业基础都有劣势；伊朗军事实力较强，能源储备充足，但因为宗教派别和经济制裁，实力受限；埃及人口最多，教育基础较好，没有能源短板，但经济情况较差；土耳其综合实力不俗，但资金和发展前景遇到了瓶颈。这种现实使得五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存在，中东整合由谁主导、如何协调，就成为一个问题。因此，整合过程必然要经历各国之间较为复杂的博弈过程。
4 土耳其未竟的“现代化”道路讨论
ESSRA：最后，我们想和您聊一聊中东地区的现代化问题，以及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的启示。现代化的思维、伦理、价值，往往被视为与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传统社会”的精神（ethos）相冲突。因此现代化经常被简单等同于西方化。您所观察到的土耳其乃至中东的现代化问题是如何表现的呢？
段九州：如果只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我们将无法解释一些趋势相反的现象：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治下宗教价值部分复归；而在沙特，年轻的王储则大刀阔斧推进社会文化的开放。事实上，这两种现象是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在不同国家社会背景下的表现。
现代化要求一种世俗化的工作伦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在发展过程中把世俗化的因素融入自身的社会文化中。这个过程会经历反复，尤其是因为宗教认同会被作为他们在面临西方霸权时伸张自身尊严的“弱者的武器”。但是，当他们发现这种认同的伸张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发展问题后，会回到一种更现实的处理世俗和宗教关系的立场上。例如，我的一位埃及女性同学在海外读书的时候是戴头巾的，她现在回到埃及当选议员了，反而摘掉了头巾。即使是埃尔多安为土耳其增添上的“伊斯兰”色彩，也只是对凯末尔主义主导的这几十年世俗化的应激性反噬，本质上是在抒发一种被压抑的情绪而不是颠覆凯末尔主义本身。
从这一点来看，具有长期世俗化经历的土耳其，在提供伊斯兰现代性的模范上，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虽然都是逊尼派，但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跟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非常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在阿拉伯国家，宗教是他们生活最重要的方面，但土耳其不是这样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的结合，使得土耳其模式对很多穆斯林为主体人口的国家具有巨大吸引力，土耳其给它们展示了一条可接受的伊斯兰现代化的道路。
土耳其现代化的起步很早，取得过非常不错的成果，也经历过挫折。但我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土耳其知识界对现代性的反思仍在继续。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思考：如果说西方代表现代化的终点，当前土耳其面临的经济发展瓶颈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推进现代性和西方性上做得还不够？对于土耳其这样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如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无疑是全社会都关注的议题。与主流知识界不同，土耳其政府和产业界显然已经在探索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了，这也是为什么埃尔多安总统在2021年公开提出学习“中国模式”的原因。不管土耳其未来走向何方，它过去几十年里对现代化的探索已经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策划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