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尔坎·萨伊兰（Türkan Saylan）是一位划时代的女性，她是土耳其第一批女皮肤科医生之一，也是打败麻风病运动的领袖。她还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年轻女孩提供奖学金使她们能够继续学业。2009年，警方突击搜查了她的住处，没收了一批文档。此次调查的原因是她被指与恐怖组织“土耳其右翼组织”（Ergenekon）有涉，该组织意欲在土耳其制造混乱，以便实施军事政变。
当时的萨伊兰已经罹患癌症晚期，不久便撒手人寰。但针对她同事的案件并未就此中止，反而演变成针对总理埃尔多安及其强大的葛兰运动（Gülen，由伊斯兰教牧师葛兰的追随者创立）盟友的反对者的审判潮。
与其他许多案件一样，此案的证据包括一台属于萨伊兰基金会的电脑上发现的一批Word文档。美国专家最近考察了硬盘的法医图像，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发现——但土耳其人早已习以为常。入罪档案进入硬盘的时间要略晚于这台电脑在基金会的最后一次使用。由于这台电脑被警方扣留，这一发现直接指向了官员渎职。
捏造证据、秘密目击者和花样百出的调查手段构成了2007年以来土耳其警方和检方花架子公审的基础。在臭名昭著的严打案（Sledgehammer case）中，人们发现军事政变密谋存在重大漏洞，包括一份用Office 2007编辑的最后存盘时间在2003年的文档。（我岳父便是300多名被锁定的军官的其中之一，我妻子和我一直在积极地报告此案的莫须有性质。）
漏洞和荒谬之处数不胜数。在一个案件中，一份描述针对基督徒少数派密谋的文档在当局宣布从一位嫌疑人处发现之前便落在了警方手中。在另一个案件中，警方“发现”了他们所寻找的证据，尽管他们前往突击搜查的地址根本是错误的，是一位名字发音与搜查目标相近的海军军官的住处。
但这些审判没有一例得到平反。其中大部分得到了埃尔多安的支持和庇护，他用这些案件破坏旧世俗捍卫者的名声，巩固他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这些审判极大地支持了葛兰运动。
葛兰自我流放地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并在宾夕法尼亚主持着一个由跨越五大洲的学校、智库、企业和媒体组成的巨大的地下网络。光是在美国，他的信徒就建立了约100所特许学校，1995年，第一所欧洲葛兰学校在德国斯图加特建立，宣告葛兰运动进军欧洲。
在国内，葛兰的追随者建立了土耳其的国中之国，在警察、司法和官僚系统中拥有深厚的根基。葛兰主义者否认他们控制着土耳其警方，但一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2009年指出，“我们发现没人对此有争议。”
葛兰运动在司法系统内部的影响力确保了其犯罪成员可以逍遥法外。在一宗证据确凿的案件中，某军事基地的一位为葛兰运动卖命的无关军官因为印制意在抹黑其他军官的材料而被抓获。军事检察官很快因捏造证据被捕，而犯案者则官复原职。一位与葛兰运动关系密切、并著书披露过葛兰运动行为的高级警官被控与其长期追踪的极左翼组织合谋；最终，他也被关进了监狱。
葛兰运动利用这些审判关押批评者并替换国家重要岗位上的反对者。其最终目标似乎是以该运动本身的保守主义宗教形象重新包装土耳其社会。葛兰主义者在这方面特别活跃，一直在为许多葛兰提起的审判的被告捏造证据，并为警方掩盖罪行。
但埃尔多安和葛兰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已开始恶化。一旦其共同敌人——世俗主义者——被排挤出局，埃尔多安便不再那么需要葛兰运动了。双方的决裂时刻是2012年2月，当时葛兰主义者试图扳倒埃尔多安的情报主管间亲信，危及到了埃尔多安本人。埃尔多安的应对措施是清除了一大批警方和司法系统中的葛兰主义者。
但埃尔多安对付葛兰运动的能力有限。最近，据埃尔多安的亲信助手透露，他的办公室中发现了警方安置的窃听装置。但以桀骜不驯著称的埃尔多安对此的反应颇为平静。如果他怀疑葛兰运动发现了大量令其难堪——甚至比这还要糟糕得多——的情报，那么窃听装置的发现让他彻底打消了这一疑虑。
外国媒体主要关注埃尔多安最近几个月的动向。但如果土耳其如果陷入卡夫卡式的困境——成为充斥着超现实阴谋和卑鄙伎俩的共和国——那么葛兰主义者将承担大量责任。别忘了，葛兰运动试图用民主和多元主义的外衣掩盖其最近对埃尔多安的反对。
葛兰主义评论者大谈法治精神和人权，尽管葛兰主义媒体鼓吹着臭名昭著的过场式审判。葛兰运动将葛兰捧为温和和克制的化身，其土耳其语网站却在推行其反犹反西方的训示。如此言论矛盾似乎已成为葛兰主义领袖的第二天性。
好消息是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实事求是地看待埃尔多安的共和国：这是一个围绕广受支持但缺陷重重的领袖建立的日益独裁化的政权。事实上，埃尔多安政府对持异见者的镇压是伊斯坦布尔输掉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重要原因。仍有待厘清的是葛兰运动在将土耳其引向当前僵局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立的、令人深感不安的作用。美国人和欧洲人正在争论葛兰运动对其自身社会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该更近距离地考察一下土耳其的经验。
